李桂松:全球金融争霸战前瞻——2026年Token2049报告(四)
  日期 2026-10-25      作者 李桂松      编辑 云阿云●全球资本市场研究院  

全球金融争霸战前瞻——2026年Token2049报告

导读:2026年是全球金融权力转移的关键年份。美元体系遭遇结构性侵蚀,数字货币基础设施竞争白热化,亚太金融中心群体性崛起,三者叠加构成“百年未有之变局”的金融维度。Token2049从行业会议演变为全球金融权力博弈的缩影,本报告以此为切入点,剖析争霸战的底层逻辑与未来走向。报告全文20万字,由云阿云智库全球资本市场研究院数字货币课题组原创出品。

报告名称:《全球金融争霸战前瞻——2026年Token2049报告》

报告撰写:云阿云智库数字货币课题组

课题组长:李桂松院长

课题组成员名单:

李桂松: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

李国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李国琥: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李嘉仪:北京云阿云平台金融院长

报告完成日期: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

业务联系电话:13360021949(李博士)

第四章

金融科技竞争力的来源与制度基础

一、金融科技头部格局的“东升西降”

2026年9月16日,英国智库Z/Yen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在韩国釜山和中国深圳同步发布了第4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GFCI 40)。这份覆盖全球117个金融中心的评估,在金融科技专项排名中呈现出一组值得深度解读的结构性变化:香港蝉联全球第一,纽约超越深圳升至第二,深圳降至第三。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国内地已有六个金融中心入围全球金融科技排名前20,而多个美国金融中心在同一期排名中出现回落。

“东升西降”的表述需要审慎对待。它不是“西方衰落、东方崛起”的简单叙事,而是一组更为精细的结构性信号的集合:亚太金融中心在金融科技领域的系统性优势正在形成,而美国金融中心的制度性短板正在暴露。

(一)GFCI金融科技排名的结构性变化

1.香港蝉联首位、纽约超越深圳的逻辑

香港在GFCI 40金融科技排名中继续位居全球第一,力压纽约、深圳和新加坡。这一结果并非偶然。香港政府在回应排名时的表态——“香港在金融科技领域持续排名全球第一,充分证明政府在推动金融科技和数字资产方面的发展策略成效显著”——虽然带有宣传色彩,但确实指向了香港金融科技竞争力的制度基础。

香港的优势在于监管的“可预期性”与“进取性”的平衡。香港金融管理局在2026年2月公布的金融科技推广蓝图,提出了四个旗舰项目:量子准备度指数、全新风险数据策略、金融科技网络安全基准和资历发展支援。这些项目的共同特征是:它们不是“监管沙盒”式的被动试验,而是主动的制度基础设施建设。量子准备度指数评估银行业在后量子密码学领域的准备情况,并“作为未来数年可量化的目标”——这是一种前瞻性的监管工具,而非“事后反应”的监管姿态。金融科技网络安全基准则为金融科技公司与银行合作时提供“清晰的安全指引”,“强化整个金融科技生态圈的信任基础与风险韧性”。

纽约超越深圳升至第二位,反映的是机构化浪潮对金融科技评估体系的重新校准。GFCI的受访者调查明确指出,“鼓励创新的生态系统或产业集群”“融资可得性”和“高技能人才的可获得性”是构建金融科技竞争优势的核心要素,“监管环境”以及“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也是金融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纽约在这些维度上的优势,在2026年的“机构化转向”中得到了重新估值。当贝莱德、纳斯达克、摩根士丹利在Token2049的主舞台上定义议程时,纽约作为这些机构总部的所在地,其金融科技竞争力获得了“机构背书”的溢价。

深圳从第二位降至第三位,需要放在更长的时间序列中理解。深圳的核心优势——与香港的协同、金融科技企业的密度、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支持——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排名的微小波动,可能反映的是评估权重或受访者认知的短期调整,而非深圳金融科技实力的实质性下降。

2.深圳、新加坡、上海、伦敦的位次竞争

深圳、新加坡、上海和伦敦在金融科技排名中分列第三至第六位。这四个城市的位次竞争,揭示了金融科技竞争力的多维性和路径依赖性。

深圳的竞争力来自于“企业驱动”的金融科技生态。深圳拥有腾讯、平安、招商银行等金融科技龙头企业,以及密集的金融科技初创企业网络。这种“企业驱动”模式的优势是创新速度快、市场敏感度高。劣势是生态的制度基础相对薄弱:深圳的金融科技企业高度依赖市场机会,而非制度化的创新支持。当监管环境变化或市场机会转移时,深圳的金融科技企业可能面临结构性的适应压力。

新加坡的竞争力来自于“区域枢纽”的定位。新加坡是东盟和南亚的金融科技门户,在跨境支付、财富管理和数字资产监管方面拥有先行者优势。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支付服务法和数字代币监管框架为金融科技企业提供了清晰的合规路径。但新加坡的市场规模有限,其金融科技企业高度依赖区域扩张,这使其竞争力受制于地缘政治和区域经济环境。

上海的竞争力来自于“制度驱动”的金融科技战略。上海市人民政府在2024年9月发布的《上海高质量推进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建设行动方案》,提出了“力争用3至5年把上海打造成为具有全球引领性的金融科技中心”的目标。方案的核心是系统性的制度供给:研究设立金融科技产业专项基金、推进“浦江之光”行动升级、探索更加灵活的金融科技“监管沙箱”机制。这种“制度驱动”模式的优势是长期性和系统性——它不依赖单个企业的成败,而是构建完整的创新生态。劣势是灵活性可能不如“企业驱动”模式,制度供给的节奏可能与市场需求的节奏脱节。

伦敦的竞争力受到“脱欧后遗症”和“亚太竞争”的双重挤压。伦敦保持了全球第二的综合金融中心排名,但在金融科技领域被上海超越,降至第六位。伦敦的挑战在于:它作为美元体系在欧洲的离岸中心的地位,在欧元区深化一体化和数字欧元推进的背景下,面临中介角色被削弱的长期风险。

3.美国金融中心排名回落的系统性因素

GFCI 40中,“多个美国金融中心在本期金融科技排名中出现回落”。这一变化的系统性因素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个层面是监管的“碎片化”与“政治化”。美国在加密和数字资产领域的监管框架由多个机构分头负责:证券交易委员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美联储、各州监管机构之间的管辖权重叠和规则冲突,使金融科技企业面临高昂的合规成本和不确定性。相比之下,香港、新加坡、迪拜等金融中心提供了更清晰、更可预期的监管框架。受访者将“监管环境”列为金融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美国的监管碎片化在这一维度上构成了竞争劣势。

第二个层面是“机构化转向”的时滞效应。美国金融科技的优势在于机构资本和金融基础设施的深度。贝莱德的代币化基金、纳斯达克的代币化结算试点、摩根士丹利的数字资产战略——这些是真实的机构承诺。但“机构化”的收益需要时间才能充分显现。GFCI的评估体系可能尚未完全捕捉这些长期性、基础设施性的变化。当机构化从“试点”走向“规模化”时,美国金融中心的排名可能回升**。

第三个层面是政策不确定性的抑制效应。2026年美国立法禁止美联储在2030年前发行央行数字货币,同时又在BIS的Agorá项目中保持参与。这种“禁止但参与”的姿态,虽然在政治层面是“安全立场”,但在市场层面可能被解读为战略模糊。金融科技企业需要清晰的信号来规划长期投资。美国的“矛盾姿态”可能使部分企业选择在监管更清晰的司法管辖区设立总部或扩展业务。

(二)中国内地六城入围前20的集群效应

1.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青岛、杭州的差异化定位

GFCI 40中,随着青岛金融科技排名的上升,中国内地已有六个金融中心入围全球金融科技排名前20。这六个城市——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青岛、杭州——构成了一个差异化的金融科技生态网络。

北京是“监管与基础设施驱动”的中心。《中国金融科技燃指数报告(2025)》显示,2020-2024年,北京连续五年燃指数全国领先,要素基础、智力支撑和企业实力指标均保持领先。北京的优势不在于“金融科技企业数量”,而在于金融基础设施的集中度:中国人民银行、国有大型银行总部、以及金融科技监管沙盒的首批试点。北京的金融科技竞争力,本质上是制度权力的金融科技表达。

上海是“金融市场基础设施驱动”的中心。上海拥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海清算所、跨境银行间支付清算公司、中国银联等核心金融基础设施。上海的金融科技战略聚焦于金融市场科技:上证链、上证云、智能投顾、保险科技、支付结算数字化。上海的目标不是成为“金融科技企业的集聚地”,而是成为金融科技“基础设施”的提供者。

深圳是“企业驱动”的中心。深圳的金融科技竞争力来自于市场化的企业生态:腾讯的金融科技板块、平安的金融壹账通、招商银行的数字化转型,以及密集的金融科技初创企业。深圳的金融科技排名在GFCI 40中位列全球第三,在金融科技企业竞争力这一维度上具有显著优势。

广州是“区域应用驱动”的中心。广州的金融科技竞争力更多体现在金融科技的应用场景上:跨境金融、供应链金融、绿色金融。广州的优势在于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协同,使其能够承接香港和深圳的金融科技溢出效应。

青岛的入围是GFCI 40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变化。青岛的金融科技排名上升,可能反映了财富管理领域的金融科技应用进展。青岛作为财富管理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在智能投顾、资产配置科技等领域有制度性的先行优势。

杭州是“平台经济驱动”的中心。杭州的金融科技竞争力与蚂蚁集团和阿里巴巴的生态密切相关。杭州的优势在于平台经济的场景和数据,使其在移动支付、消费金融、小微企业贷款等领域具有独特的竞争力。

2.金融科技产业集群的空间经济学

中国内地六城入围前20的“集群效应”,需要放在空间经济学的框架中理解。

学术研究揭示了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地理的重塑机制。一篇发表在《国际金融研究》的论文指出,金融科技的崛起“实质性增强了金融机构收集和处理大量客户数据的能力”,在“缓解金融信息不对称的同时,也扩展了金融服务的运营范围”,从而“削弱了传统金融地理假说的解释力”。这意味着,金融科技的竞争不再简单地遵循“金融集聚”的传统逻辑——不是“越大的金融中心越有优势”,而是“越能有效整合‘资本+技术’的生态越有优势”。

中国内地六城的“集群效应”的空间逻辑是“差异化定位+网络化协同”。北京提供制度基础设施,上海提供市场基础设施,深圳提供企业创新,杭州提供平台生态,广州提供区域应用,青岛提供专业场景。六个城市不是同质化的竞争者,而是互补的生态节点。当它们通过人才流动、资本流动和信息流动连接起来时,就形成了一个分布式但协同的金融科技网络。

《中国金融科技燃指数报告(2025)》的区域分析为这种“集群效应”提供了实证支撑。报告显示,2024年成渝、粤港澳大湾区和京津冀位居区域燃指数前三。从增长动力来看,京津冀和成渝属于“双轮驱动”型——智力支撑和企业实力是核心贡献因素;粤港澳大湾区属于“集中突破”型——资源环境的贡献率超过50%。这种动力结构的差异,恰恰是“集群效应”的来源:不同区域以不同的方式驱动金融科技发展,形成多样化的创新路径。

3.监管沙盒与创新试点的制度红利

中国金融科技竞争力的制度基础中,监管沙盒是一个核心要素。清华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为平衡金融创新与风险防控,我国引入金融科技创新监管机制——监管沙盒,允许持牌金融机构与科技公司在可控环境中测试新产品”。

中国监管沙盒的演进路径具有鲜明的制度特征。2019年12月中国人民银行启动北京试点,标志着中国版监管沙盒正式落地。2020年试点进程全面加速:1月北京首批项目运行,6月及12月连续推出第二、三批试点,4月试点范围扩展至上海、成都、广州等9省市。2021年2月,证监会启动资本市场金融科技创新试点,形成银行与资本市场双轨并进的沙盒体系。

到2026年,金融科技“监管沙盒”试点已覆盖北京、上海、重庆、深圳、雄安新区、杭州、苏州、广州、成都9个试点地区,旨在“打造符合我国国情、与国际接轨的金融科技创新监管工具”。试点项目的常态化运营,使监管沙盒从“概念验证”走向“制度化的创新支持机制”。

2026年的最新进展展示了监管沙盒的实际运作。2026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市分行公告华夏银行的一个创新应用进入测试运行阶段。2026年8月,成渝地区协同测试方案下的三个项目进入测试运行,包括“基于大数据技术的金融社保跨域互通服务”、“基于区块链技术的工程建设资金管理服务”和“基于大数据技术的陆海新通道跨境金融服务”。成渝协同测试的制度创新在于:它打破了行政边界的限制,使金融科技创新能够在跨区域的框架中测试和推广。

监管沙盒的制度红利体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风险可控的创新空间”。沙盒允许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在真实用户的环境中测试新产品,但限制在可控的规模和范围内。这降低了创新的监管不确定性:企业不需要在“完全合规”和“完全不合规”之间选择,而是可以在“有条件合规”的框架中探索。第二个层面是“监管学习”。沙盒不仅是企业测试产品的场所,也是监管者学习技术的场所。通过观察创新项目的运作,监管者可以积累对新技术、新商业模式的理解,为未来的规则制定提供依据。第三个层面是“生态构建”。沙盒的参与者包括持牌金融机构、科技公司和监管机构。这种三方互动创造了信任和协作的基础,使金融科技创新不再是“企业与监管的对抗”,而是“共同探索”。

小结:金融科技竞争力的“制度基础”

GFCI 40的金融科技排名,揭示了一个核心判断:金融科技竞争力不是“技术能力”的简单函数,而是“制度能力”的复杂产物。

香港的蝉联首位,不是因为它拥有“最好的技术”,而是因为它拥有最平衡的制度环境:进取而不激进、审慎而不保守、清晰而不僵化。纽约的超越深圳,不是因为它的技术突然“进步”了,而是因为机构化的浪潮重新校准了“竞争力”的定义:深度、合规、基础设施比“速度、灵活、实验”获得了更高的估值。中国内地六城的集群效应,不是因为它们各自“最强”,而是因为它们构成了互补的、协同的、分布式的生态网络。美国的排名回落,不是因为“技术落后”,而是因为监管碎片化、政策不确定性、战略模糊构成了制度性的拖累。

金融科技竞争的下一阶段,将越来越取决于制度供给的质量,而非技术突破的速度。监管沙盒的制度化、金融基础设施的科技赋能、金融科技企业的全生命周期支持、以及跨区域协同的机制化——这些是金融科技竞争力的深层基础。2026年的GFCI 40,是这个判断的一个截面证据。

二、金融科技竞争优势的要素分解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第40期发布的金融科技排名,揭示了一组令传统金融中心感到不安的事实:亚太金融中心正在金融科技领域形成系统性的竞争优势。香港蝉联首位,中国内地六城入围前20,而多个美国金融中心在同一期排名中出现回落。这些排名变化的背后,是金融科技竞争优势的要素结构正在发生根本性的重组。

金融科技竞争力不是单一维度的技术能力竞赛。它是由创新生态系统、融资渠道、人才供给、监管环境和信息通信基础设施五个维度共同构成的复杂系统。每一个维度的强弱,以及各维度之间的协同效应,决定了一个金融中心在金融科技竞争中的位置。第4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的受访者调查为这种多维分析提供了一个经验基础:受访者将“投资数字基础设施,包括云、数据连接和网络安全韧性”“吸引金融科技和数字资产企业”“加强反洗钱和金融犯罪框架”“深化资本市场”列为金融中心未来五年应优先关注的政策领域。这四项优先事项,恰好对应了金融科技竞争优势的四个关键维度:基础设施、产业生态、监管环境和资本可得性。

(一)创新生态系统与产业集群

1.受访者认知调查的核心发现

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的受访者调查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窗口,让我们能够观察金融科技从业者对“什么构成竞争优势”的集体认知。第40期的调查结果指向一个核心判断:金融科技竞争优势的来源正在从“要素禀赋”转向“生态系统”。

受访者最频繁提及的政策优先领域是“投资数字基础设施,包括云、数据连接和网络安全韧性”。这一发现的政策含义是深远的。在传统金融中心的竞争逻辑中,基础设施指的是物理基础设施——机场、写字楼、通信网络。在金融科技的竞争逻辑中,基础设施指的是数字基础设施——云计算的可用性、数据连接的带宽和延迟、以及抵御网络攻击的韧性。一个金融中心如果拥有世界级的机场,但云服务的延迟高于竞争对手,它在金融科技竞争中的劣势是结构性的,因为高频交易、实时风控和跨境支付协调都需要低延迟的计算和连接。

受访者提及的第二项优先领域是“吸引金融科技和数字资产企业”。这一表述的精确性值得注意:受访者说的是“吸引”企业,而非“培育”企业。这意味着,金融科技生态的构建在从业者看来是一个竞争性的过程:金融中心之间在争夺金融科技企业的“落户”,而非各自从零开始培育。这种竞争的逻辑是:金融科技企业的集聚效应是自我强化的。一个金融中心拥有的金融科技企业越多,它就越能吸引更多的金融科技企业,因为人才、资本和客户都在那里。这种集聚效应的存在,使得金融科技生态的竞争具有“赢家通吃”的特征:少数几个金融中心可能吸走大部分的金融科技企业和投资。

第4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的整体结论为这一判断提供了支撑。Z/Yen集团主席迈克尔·梅内利指出:“在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全球金融中心指数见证了金融的无情数字化,以及金融向亚洲的坚定而必要的转向。在第四十期指数中,六个亚太金融中心进入前十名。在金融科技排名中,七个亚太金融中心进入前十名。亚洲金融的持续强势,以及其技术和人工智能基础的强度,是对传统金融中心的挑战——在一个地缘政治严重扰乱金融中心吸引力、人工智能颠覆金融信息技术栈稳定性的世界中。”

2.硅谷、深圳、杭州、新加坡的生态比较

硅谷、深圳、杭州和新加坡代表了四种不同的金融科技生态模式。每一种模式都有其独特的竞争优势来源,也有其结构性的局限。

硅谷的模式是“技术溢出驱动”。硅谷的金融科技竞争力,本质上是其更广泛的科技生态系统的溢出效应。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顶尖学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人才供给;风险投资生态的深度和成熟度使金融科技初创企业能够以低于其他地区的成本获得融资;谷歌、苹果、Meta等科技巨头培养的工程师文化,使硅谷的金融科技企业拥有“技术优先”的基因。2025年的数据显示,旧金山(硅谷)在金融科技中心城市排名中位列第二,仅次于北京。硅谷的金融科技企业——从Stripe到Plaid到Chime——的共同特征是以技术能力为核心竞争力,而非以金融牌照或监管关系为核心竞争力。

但硅谷模式的结构性局限在于监管的碎片化和政治化。硅谷的金融科技企业面临美国多层次的监管框架:联邦层面的证券交易委员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美联储,州层面的各州金融监管机构,以及行业自律组织。这种多中心监管增加了合规成本,延长了产品上市时间。更重要的是,美国金融监管的政治化程度在2026年显著上升。加密资产监管的党派分歧、央行数字货币的意识形态争论、以及金融科技监管的“州权vs联邦权”之争,使硅谷的金融科技企业面临监管不确定性的持续困扰。

深圳的模式是“企业驱动+硬件供应链”。深圳金融科技竞争力的核心,是其硬件制造和供应链的密度。深圳拥有全球最完整的电子制造供应链,这使得深圳的金融科技企业能够在硬件金融科技领域——移动支付终端、生物识别设备、物联网金融设备——获得独特的成本和时间优势。腾讯的金融科技板块、平安的金融壹账通、招商银行的数字化转型,都是深圳金融科技生态的核心节点。

深圳模式的结构性局限在于制度基础的相对薄弱。深圳的金融科技企业高度依赖市场机会,而非制度化的创新支持。深圳缺乏像北京那样的监管机构集中度,缺乏像上海那样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也缺乏像香港那样的国际法律框架。当监管环境变化或市场机会转移时,深圳的金融科技企业可能面临结构性的适应压力。此外,深圳的金融科技生态与香港的协同效应尚未充分释放。尽管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框架已经建立,但跨境数据流动、跨境监管协调和跨境人才流动的制度障碍仍然存在。

杭州的模式是“平台经济驱动”。杭州的金融科技竞争力,与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的生态密切相关。2025年的数据显示,杭州在金融科技中心城市排名中位列第七。杭州的优势在于平台经济的场景和数据:淘宝和天猫的电商交易、支付宝的支付网络、蚂蚁的信用评估体系,共同构成了一个闭环的金融科技生态。在这个生态中,金融科技企业能够获得独特的用户行为数据,从而开发出传统金融机构难以复制的产品和服务。

杭州模式的结构性局限在于对单一平台的依赖。杭州的金融科技生态高度集中于阿里巴巴和蚂蚁集团的平台体系。如果蚂蚁集团的业务受到监管限制,或者阿里巴巴的增长放缓,杭州的金融科技生态可能面临系统性的冲击。2020年至2023年蚂蚁集团的监管整顿,已经暴露了这种集中度风险。杭州的应对策略是“生态多元化”:鼓励金融科技企业从“阿里生态”向“更广泛的金融科技场景”扩展。但这个转型需要时间,且面临人才和资本从杭州向其他金融中心流动的竞争压力。

新加坡的模式是“区域枢纽+监管先行”。新加坡的金融科技竞争力,来自于其作为东盟和南亚金融科技门户的定位。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支付服务法和数字代币监管框架方面的先行者优势,使新加坡成为金融科技企业进入东南亚市场的首选落脚点。2025年的数据显示,新加坡在金融科技中心城市排名中位列第八。新加坡的优势在于监管的清晰性和可预期性:金融科技企业知道“游戏规则是什么”,知道“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

新加坡模式的结构性局限在于市场规模有限。新加坡的人口不到600万,国内市场的金融科技需求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企业增长。新加坡的金融科技企业高度依赖区域扩张,这使其竞争力受制于地缘政治和区域经济环境。如果东南亚的地缘政治紧张加剧,或者区域经济增长放缓,新加坡的金融科技企业将面临增长瓶颈。此外,新加坡的成本结构——房地产、办公租金和生活成本——对中小型金融科技企业构成了进入壁垒。一些企业正在考虑韩国和越南作为更低成本的替代选项。

(二)融资可得性的制度差异

1.风险投资生态的国别比较

金融科技企业的融资可得性,是决定金融科技竞争力的关键变量。2025年的全球金融科技投资数据,揭示了各国风险投资生态的显著差异。

根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发布的金融科技投资报告,2025年全球金融科技投资总额(涵盖八个主要市场)达到1341亿美元,较2024年的843亿美元增长了59%。但这个增长高度集中:美国发现金融服务的一笔353亿美元的交易,占据了增长的大部分。剔除这笔交易后,全球金融科技投资增长为17%,从843亿美元增至988亿美元。

从国别比较来看,美国仍然是全球金融科技投资的绝对主导者。2025年美国金融科技投资达到1065亿美元,较2024年的639亿美元增长67%。即使剔除发现的353亿美元交易,美国金融科技投资仍然达到712亿美元,增长11%。美国的优势在于风险投资生态的深度和成熟度:硅谷、纽约、波士顿等地的风险投资机构,拥有数十年的投资经验、广泛的行业网络和深厚的资本池。美国金融科技企业的退出渠道也最为成熟:首次公开募股、并购和二级市场交易,为风险投资提供了多元化的退出路径。

英国是欧洲金融科技投资的中心。2025年英国金融科技投资达到161亿美元,较2024年的135亿美元增长19%。伦敦的优势在于跨境金融科技:许多金融科技企业将伦敦作为进入欧洲市场的门户,因为伦敦拥有成熟的金融基础设施、英语法律体系和国际化的劳动力。但英国脱欧的长期影响仍在显现:英国与欧盟之间的监管等效性尚未完全确定,一些金融科技企业正在将业务迁往都柏林、卢森堡或法兰克福,以确保能够继续服务欧盟客户。

新加坡的金融科技投资在2025年出现下降。总融资额为18亿美元,较2024年的19亿美元下降4%。但季度数据显示复苏迹象:第四季度融资额为7.01亿美元,较2024年同期增长30%。新加坡的风险投资生态的特征是:政府引导的角色显著。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通过金融科技和创新集团,直接参与金融科技投资和孵化。这种“政府+市场”的混合模式,使新加坡的金融科技企业能够在早期阶段获得更稳定的资金支持,但也可能扭曲市场信号,使一些不具备商业可行性的项目获得融资。

中国的金融科技投资在2025年出现显著下降。总融资额为5.72亿美元,较2024年的11.3亿美元下降49%。这一下降的驱动因素是多重的。监管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对平台经济和金融科技行业的整顿——使风险投资机构对政策风险的评估更加审慎。地缘政治因素——中美科技竞争和资本流动的限制——使跨境风险投资的规模下降。市场成熟度——中国金融科技市场的渗透率已经较高,增长空间收窄,使风险投资机构转向更早期的项目或更垂直的领域。但中国金融科技企业的上市企业数量和市值仍然可观:北京、上海、深圳、杭州、香港五个城市拥有121家金融科技上市企业,市值达3754亿美元。

阿联酋的金融科技投资在2025年出现爆发式增长。总融资额达到36亿美元,较2024年的6.8亿美元增长431%。但这一增长高度集中于德里比特的交易。剔除德里比特后,阿联酋的金融科技投资增长仅为5%,从6.8亿美元增至7.12亿美元。阿联酋的结构性优势在于监管的进取性:迪拜的虚拟资产监管局和阿布扎比全球市场的金融服务监管局,提供了清晰且相对宽松的监管框架,吸引了大量加密和金融科技企业落户。但阿联酋的市场规模和人才储备,仍然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金融科技企业增长。

2.政府引导基金的角色

政府引导基金在金融科技融资生态中扮演的角色,在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差异显著。

中国的政府引导基金模式,是最系统化的。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江浩然在2025年企业家太阳岛年会上提出的政策建议,精确地概括了这一模式的逻辑:“应发挥体制优势,通过分类引导国有及社会资本投向新质生产力领域”。对于“有较大市场回报但风险高”的领域,“需在新型举国体制带领下发动各方资本力量投入”;对于“市场小”的领域,“要靠国家力量投入,填补‘卡脖子’空白,不能仅依赖社会资本”。

这一模式的制度特征是风险分担和长期导向。针对国有资本,“要改变现有考核机制,加大对投资失败的容忍度,鼓励其敢于投资高风险产业,解决部分国有资本‘做风险投资却不投风险’的机制问题”。对于社会资本,“可通过政府引导基金或风险补偿机制,由政府和社会资本按一定比例在重点领域分担风险,同时完善投资退出机制,尤其在长期投资退出时给予大幅税收优惠,鼓励资本投早、投长期”。

陕西省政府投资引导基金的运作模式,是这一制度逻辑的具体体现。2025年11月,陕西省政府投资引导基金在上海举办了创新合作座谈会,主题是“双心汇聚·潮涌科创”,旨在“推动沪陕两地金融科技深度融合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落地,共同探索政府引导基金与市场化资本协同助力硬科技产业发展的新路径”。座谈会上,陕西省政府投资引导基金与“工投民生、兴证智能等4只子基金完成集中签约,规模合计30亿元”。

这种模式的战略含义是:政府引导基金在填补市场失灵的同时,也在塑造金融科技的发展方向。当政府引导基金将资本配置到“硬科技”和“新质生产力”领域时,它实际上在引导金融科技企业从“消费金融”和“支付”领域向更深层的技术创新领域转移。这种“方向性”的资本配置,是纯粹市场化的风险投资生态所不具备的。

但政府引导基金模式也有结构性的局限。政府引导基金的“投资纪律”与市场化风险投资存在差异。政府引导基金可能更关注政策目标(如“投早、投小、投硬科技”),而非财务回报。这种“目标多元化”可能导致资本配置效率的下降。此外,政府引导基金的退出机制——尤其是首次公开募股退出的可行性——受制于资本市场的发展程度。如果首次公开募股市场不活跃,政府引导基金的资本循环就会受阻,影响其持续投资能力。

3.加密原生融资渠道的替代效应

加密原生融资渠道的崛起,正在部分地替代传统的风险投资渠道,尤其是在早期阶段和特定垂直领域。

“互联网资本市场”是这一趋势的制度化表达。根据币安学院的解释,互联网资本市场“是一种基于区块链的平台,任何人都可在此推出或投资新项目,无需通过银行或风投机构”。这些平台采用“联合曲线”的自动定价机制,“可根据供需关系设定代币价格,整个过程不需要传统金融中介的参与”。

互联网资本市场的运作逻辑与传统风险投资有根本区别。传统风险投资的筛选机制是“尽职调查+投资委员会决策”:风险投资机构对项目进行数周到数月的尽职调查,评估团队、市场、技术和竞争格局,然后由投资委员会做出投资决策。互联网资本市场的筛选机制是“市场即时定价”:任何人可以在几分钟内创建一个代币,市场立即通过购买行为对项目进行定价。这种“无把关人”的机制,使互联网资本市场的融资效率远超传统风险投资,但也使信息不对称和欺诈风险显著上升。

互联网资本市场的兴起,对金融科技融资生态的影响是复杂的。从积极层面看,它为无法获得传统风险投资的金融科技创业者提供了融资渠道。一个在传统风险投资生态中被忽视的金融科技项目——例如,一个服务于特定小众市场的支付应用,或者一个由非传统背景的创业者创立的金融科技公司——可以通过互联网资本市场获得启动资金。从消极层面看,互联网资本市场的高风险和监管缺失,可能使散户投资者面临重大损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在2026年3月发布的解释性指引中,明确关注了“数字商品”和“投资合同”的区分问题,这反映了监管者对互联网资本市场证券属性认定的审慎态度。

加密原生融资渠道的替代效应,对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影响差异显著。在监管清晰且友好的司法管辖区——如阿联酋的迪拜、新加坡、以及美国的某些州——加密原生融资渠道补充了传统的风险投资生态,为金融科技企业提供了多元化的融资选择。在监管模糊或限制性的司法管辖区,加密原生融资渠道可能成为“监管套利”的工具,使金融科技企业绕开本地的资本管制和投资者保护规则。

(三)高技能人才的可获得性

1.金融科技人才流动的全球格局

金融科技人才的可获得性,是金融科技竞争优势的基础性要素。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第40期的受访者将“吸引金融科技和数字资产企业”列为优先政策领域,而人才是“吸引企业”的前提条件:没有足够的金融科技人才,企业就无法在金融中心有效运作。

全球金融科技人才的流动格局,正在经历结构性的重组。传统的“从新兴市场向发达市场”的人才流动模式,正在被更加复杂和多元化的流动模式所替代。KPMG的全球技术报告显示,60%的金融服务机构表示“缺乏执行其技术计划所需的人才”。这种人才短缺是全球性的,但在亚太地区尤为尖锐,因为该地区的金融科技增长速度最快,对人才的需求也最迫切。

金融科技人才的流动,受到三个结构性力量的驱动。第一个力量是“成本差异”。1840 &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布莱恩·迪乔治指出,金融科技初创企业“已经意识到他们不需要信息技术工作人员亲自到场,这给了他们撒大网的能力”。1840从尼日利亚和肯尼亚“采购”金融科技人才,因为“文化契合度好”,且成本显著低于印度或东欧。在非洲,开发者和设计师职位的平均时薪约为7美元。这种成本差异使金融科技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同等质量的技术人才,从而降低产品开发成本和加速产品上市。

第二个力量是“远程工作的制度化”。新冠疫情永久性地改变了金融科技企业的人才招聘逻辑。在疫情之前,金融科技企业倾向于在金融中心设立办公室,因为面对面协作被认为是不可替代的。疫情之后,金融科技企业接受了分布式团队的模式,使人才的地理约束显著松动。远程工作的制度化,使金融科技企业能够从全球人才池中招聘,而非局限于本地人才市场。这种地理约束的松动,对传统金融中心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它使传统金融中心的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人才;另一方面,它也削弱了传统金融中心作为“人才集聚地”的竞争优势。

第三个力量是“加密原生人才的特殊性”。加密和去中心化金融领域的人才,具有不同于传统金融科技人才的特征。他们通常更年轻、更技术导向、更倾向于远程工作、更关注项目的“使命”而非“薪酬”。加密原生人才聚集在特定的地理节点——如里斯本、柏林、新加坡、迪拜——但这些节点不一定是传统的金融中心。加密原生人才的流动性也更高:他们通常愿意为了一个有吸引力的项目而搬迁到任何地方,不受传统金融中心的地理约束。

2.移民政策与人才吸引力的关联

移民政策是影响金融科技人才地理分布的关键制度变量。不同司法管辖区的移民政策,对金融科技人才的吸引力差异显著。

新加坡的移民政策是最系统化的。新加坡“优先吸引能够通过专业工作许可为经济做出贡献的高技能个人”,并且有“吸引外国投资者和企业家在新加坡设立企业的政策”。为了留住高技能工人,新加坡从2025年7月起废除了此前14至26年的最长就业期限,允许外国工人无限期停留。这种“无限期停留”的政策,对金融科技人才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它消除了“最终必须离开”的不确定性,使人才能够在新加坡建立长期职业和生活。

香港的移民政策在2026年进一步放宽。香港的优才计划和高才通计划为金融科技人才提供了相对快速的入境通道。香港没有新加坡那样的“最长就业期限”限制,使金融科技人才能够在香港长期工作。

美国的移民政策是最复杂的,也是最具限制性的。H-1B签证的年度限额为85000个,而注册人数在2026财年约为344000人。中签率约为35%,“虽然比2024财年的约25%有所改善,但仍然是抽签”。对于金融科技创始人,美国的移民路径更为复杂。E-2投资者签证“为来自合格国家的自筹资金金融科技创始人提供了实用的路径”,但印度、巴西、俄罗斯和中国等主要创业市场没有与美国的E-2条约。来自这些国家的创始人通常需要追求O-1A或EB-2 NIW,这些路径的证据标准更高,审批时间更长。

美国的移民政策对金融科技竞争力的影响是矛盾的。一方面,美国仍然是全球金融科技人才的首选目的地,因为美国拥有最深的风险投资生态、最大的市场和最高的薪酬水平。另一方面,美国的移民限制使许多金融科技人才无法在美国长期工作或创业。这种“吸引力与可达性之间的张力”,使一些金融科技人才选择在加拿大、英国或新加坡工作,而非美国。

3.远程工作对人才地理约束的松动

远程工作的制度化,对金融科技人才的地理分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哈佛商学院的研究揭示了这种影响的经济学逻辑。助理教授埃贝希·伊约哈的研究发现,“支付摩擦”——“导致费用、延迟或交易失败的系统性或基础设施问题”——是远程工作的核心障碍。研究估计,“将支付摩擦减少50%,可以创造90万到110万个就业机会”。

这一研究的政策含义是:金融科技本身——尤其是跨境支付的金融科技——是释放远程工作潜力的关键。如果金融科技能够降低跨境支付的成本和延迟,那么远程工作的经济可行性就会显著提高。非洲的金融科技初创企业——如Flutterwave——已经展示了这种潜力。Flutterwave在2022年成为非洲估值最高的初创企业(30亿美元),其核心业务是降低非洲跨境支付的成本。

远程工作对金融中心竞争格局的长期影响是深远的。如果金融科技人才能够在任何地方工作,那么金融中心的“人才集聚”优势就会削弱。金融中心不再需要物理上容纳大量金融科技人才;它们只需要提供金融科技企业运营所需的基础设施——监管框架、资本市场、法律体系——和吸引人才的“软环境”——生活质量、文化包容性、职业发展机会。这种转变的战略含义是:金融中心的竞争将从“人才争夺”转向“生态系统竞争”。一个金融中心能够提供的生态系统——包括监管的清晰性、资本的可得性、客户的密度、以及生活的质量——将成为吸引金融科技企业的核心因素。

(四)监管环境:从“容忍”到“促进”的转向

1.英国财政部对英格兰银行的新目标设定

英国在2026年的监管政策转向,是金融科技监管“从容忍到促进”转变的最清晰的制度表达。

2026年8月,英国财政部宣布了一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政策:计划为英格兰银行增设一项“次要目标”——在坚守金融稳定首要职责的前提下,支持支付系统及稳定币等数字货币领域的创新发展。英国财政部的声明明确指出,“数字支付和资产代币化有望重塑金融市场,而这项新目标将助力央行持续引领创新,巩固英国全球金融中心的地位”。根据新规,英格兰银行需要每年向议会提交报告,说明其推动创新目标的进展。

这一政策转向的制度逻辑是清晰的。传统的央行监管逻辑是“审慎优先”:央行的首要职责是维护金融稳定,任何创新都需要证明其不会威胁金融稳定,才能获得监管批准。这种“审慎优先”的逻辑,在实践中可能导致“创新抑制”:创新的不确定性使监管者倾向于拒绝或延迟批准,因为拒绝的成本(错失创新收益)是分散的、长期的,而批准的风险(金融不稳定)是集中的、短期的。英国财政部的“次要目标”设定,是在制度层面纠正这种激励扭曲:它要求英格兰银行明确地、可问责地追求创新目标,而不仅仅是被动地容忍创新。

英格兰银行副行长莎拉·布里登在2026年6月发布系统性稳定币规则时的表态,精确地概括了这一转向:“这是英国支付领域提供更多选择和创新的重要里程碑。创新在信任中蓬勃发展。今天,我们为一种新形式的货币奠定了信任的基础——及时赎回、强有力的保护和央行支持。这确实是一个世界领先的制度。”

2.新加坡、香港、迪拜的监管竞争

新加坡、香港和迪拜之间的监管竞争,是金融科技监管“从容忍到促进”转向的区域表达。

新加坡的监管策略是“窄门开放”:对零售金融科技活动严格限制,对机构金融科技活动积极开放。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在2025年6月激活的数字代币服务提供商制度,“关闭了允许新加坡注册公司仅服务境外客户而不需要金融管理局牌照的漏洞”。在零售层面,数字支付代币服务提供商被禁止向零售客户提供代币借贷或质押,禁止为数字支付代币购买提供信贷,禁止提供注册奖金、交易奖励或推荐激励。客户资产必须存放在法定信托中,零售客户在注册前必须通过强制性的风险意识评估。

但在机构层面,新加坡的监管是进取的。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明确表示,“希望机构和专业加密活动在新加坡进行,而非零售消费产品”。这种“窄门开放”策略的逻辑是:机构金融科技活动的系统性风险较低(因为机构投资者更有能力评估和管理风险),创新收益较高(因为机构金融科技可能重塑金融市场的基础设施)。新加坡的目标是成为亚洲的机构金融科技中心,而非零售加密的游乐场。

香港的监管策略是“全面覆盖”:同时监管零售和机构金融科技活动,但提供清晰的合规路径。香港在2026年4月授予了首批两个稳定币牌照(港元挂钩和美元挂钩),零售用户可以在11家证监会持牌虚拟资产交易平台上交易。香港的虚拟资产交易平台发牌制度,要求平台满足资本要求、客户资产隔离、反洗钱和网络安全标准。这种“全面覆盖”策略的逻辑是:清晰的监管框架本身就是一个竞争优势。金融科技企业愿意在香港运营,因为知道规则是什么,知道如何合规。

迪拜的监管策略是“监管沙盒的规模化”。迪拜的虚拟资产监管局在2026年4月有约45家持牌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包括币安、OKX、Crypto.com等主要全球平台。迪拜的发牌路径是两阶段的:“批准注册”然后“完整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牌照”,企业报告典型时间为4到7个月。2026年3月,虚拟资产监管局生效了其交易所服务规则手册的2.1版本,“增加了交易所交易虚拟资产衍生品的专门制度——这是世界上最早的专门构建的衍生品框架之一”。

新加坡、香港和迪拜的监管竞争,是“制度供给”的竞争。三者都在竞相提供最清晰、最可预期、最有利于创新的监管框架。这种竞争的结果是:金融科技企业获得了更多的选择,它们可以选择最适合其业务模式和风险偏好的司法管辖区。但竞争也带来了“监管碎片化”的风险:不同司法管辖区的规则差异,增加了跨境运营的合规成本。

3.美国监管碎片化的竞争劣势

在新加坡、香港和迪拜提供清晰且进取的监管框架的同时,美国的监管框架正面临碎片化和政治化的结构性挑战。

美国的金融科技监管由多个机构分头负责:证券交易委员会负责证券型代币,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负责商品型代币,美联储负责银行相关的金融科技活动,各州监管机构负责货币传输和消费者保护。这种多中心监管的结构性缺陷是:管辖权重叠和规则冲突。一个金融科技产品可能同时受多个监管机构的管辖,不同监管机构可能对同一产品有不同的法律定性和监管要求。

2026年的政治环境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碎片化。美国两党的政治极化在金融科技监管领域表现得尤为明显。《环球时报》的报道指出,“在移民、气候、意识形态等重要议题上,民主、共和两党立场分歧都很大,共识领域越发狭窄”。在金融科技领域,央行数字货币的意识形态争论——保守派担心政府监控,自由派担心金融隐私——使任何关于央行数字货币的立法或监管行动都面临政治阻力。加密资产监管的党派分歧——民主党倾向于更严格的监管,共和党倾向于更宽松的监管——使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的规则制定受制于政治周期。

这种监管碎片化和政治化的竞争劣势是清晰的。金融科技企业需要可预期的、稳定的、一致的监管框架来规划长期投资。美国的多中心监管使监管预期变得困难:企业不知道哪个监管机构会对某个产品行使管辖权,不知道监管规则何时会改变,不知道政治周期的变化会如何影响监管执行。这种不确定性的累积效应是:金融科技企业可能选择在监管更清晰的司法管辖区设立总部或扩展业务,即使美国市场是最大的。

(五)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

1.5G、云计算、数据中心的金融应用

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是金融科技竞争优势的底层支撑。第4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的受访者将“投资数字基础设施,包括云、数据连接和网络安全韧性”列为最优先的政策领域。这一优先次序的逻辑是:金融科技的几乎所有应用场景——实时支付、高频交易、智能风控、跨境结算——都依赖于低延迟、高可用、安全的计算和连接。

5G的金融应用,主要集中在移动支付和物联网金融领域。5G的低延迟特性使实时移动支付成为可能,高带宽特性使视频身份验证和生物识别支付更加可靠。在中国,5G的部署密度和覆盖范围是全球领先的,这为移动支付的普及和创新提供了基础设施优势。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成功,部分归因于中国4G/5G网络的快速部署和广泛覆盖。

云计算的金融应用,主要集中在核心银行系统的云化和金融科技企业的基础设施上。传统银行的核心系统通常运行在专有的、本地的服务器上,这种架构的优势是安全可控,劣势是扩展性差、成本高。云计算的弹性扩展和按需付费模式,使金融科技企业能够以更低的成本获得企业级的计算能力。但监管要求——尤其是数据本地化和外包风险管理——对云服务的使用构成了约束。金融监管机构通常要求关键金融数据存储在本司法管辖区内,且云服务提供商需要满足特定的安全和审计标准。

数据中心是金融科技的物理基础设施。金融科技企业对数据中心的延迟有极端敏感的要求。高频交易公司愿意支付溢价,将服务器放置在最接近交易所数据中心的物理位置,以减少微秒级的延迟。这种“共置”的需求,使数据中心的地理位置成为金融中心竞争力的一个维度。香港、新加坡、东京和纽约的数据中心市场,都受益于金融科技企业对低延迟的需求。

2.跨境数据流动的监管壁垒

跨境数据流动的监管壁垒,是金融科技竞争优势的一个被低估的制约因素。

金融科技的核心功能——跨境支付、跨境借贷、跨境投资——天然需要跨境数据流动。一笔跨境支付需要验证付款人和收款人的身份,这需要访问多个司法管辖区的身份数据库。一个跨境借贷平台需要评估借款人的信用风险,这需要访问多个司法管辖区的信用报告系统。一个跨境投资平台需要满足多个司法管辖区的反洗钱和制裁筛查要求,这需要访问多个司法管辖区的制裁名单和交易监控系统。

但数据本地化的要求,限制了跨境数据流动。欧盟的通用数据保护条例要求个人数据在转移到欧盟之外时,需要满足充分性认定或适当保障措施。中国的网络安全法和数据安全法要求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在中国境内存储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印度的数据保护法要求敏感个人数据在印度境内存储副本。这些数据本地化要求的累积效应是:金融科技企业需要在每一个运营的司法管辖区建立数据存储和处理设施,这显著增加了运营成本和合规复杂性。

跨境数据流动的监管壁垒,对不同规模的金融科技企业影响不同。大型金融科技企业——如贝宝、Stripe、蚂蚁集团——有资源在多个司法管辖区建立数据基础设施,并雇佣专门的法律和合规团队来导航不同的数据保护制度。小型金融科技企业——尤其是初创企业——缺乏这些资源,可能选择在单一司法管辖区运营,或者完全放弃跨境业务。这种“规模偏向”的影响是:跨境数据流动的监管壁垒,事实上构成了大型金融科技企业的竞争优势,因为它们能够承担合规成本,而小型企业不能。

金融科技竞争优势的要素分解,揭示了一个核心判断:金融科技竞争力不是单一维度的技术能力,而是五个相互关联的维度——创新生态、融资渠道、人才供给、监管环境和信息基础设施——的系统性协同。一个金融中心在某一个维度上的优势,不足以使其在金融科技竞争中领先;它需要在多个维度上同时保持竞争力。亚太金融中心在金融科技排名中的集体上升,反映的是它们在多个维度上的系统性进步:新加坡的监管清晰性、香港的制度平衡性、深圳的企业生态密度、杭州的平台场景深度、北京的制度基础设施集中度。这种多维度的竞争优势,难以被单一维度的政策干预所复制。金融科技竞争的下一阶段,将越来越取决于制度供给的质量——监管的清晰性、资本的可得性、人才的流动性、数据的可及性——而非技术突破的速度。

三、量子安全:金融科技竞争力的新维度

如果说前两个维度——创新生态与融资渠道——描述的是金融科技竞争的“今天”,那么量子安全描述的则是金融科技竞争的“明天”。这是一个在2026年以前几乎完全被边缘化的话题:它足够技术化,以至于大多数金融从业者无法评估;它足够遥远,以至于大多数机构选择“等待观望”;它足够不确定,以至于大多数战略规划将其列为“待观察”而非“待行动”。

但2026年改变了一切。Google在2月发出的警告、欧洲刑警组织在10月发布的两份报告、Coinbase和贝莱德的实质性投入、NEAR在主网上的先发部署——这些事件共同将一个曾经边缘的技术议题推到了金融科技竞争的中心。量子安全不再是一个“未来的问题”,而是一个“现在的准备问题”。它的紧迫性不取决于量子计算机“何时”到来,而取决于迁移需要“多久”——而迁移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

(一)后量子密码学的紧迫性

1.量子计算对现有区块链签名的威胁

区块链的安全性建立在椭圆曲线数字签名算法和爱德华兹曲线数字签名算法之上。比特币使用椭圆曲线数字签名算法,以太坊使用椭圆曲线数字签名算法,索拉纳使用爱德华兹曲线数字签名算法,大多数主要区块链使用的签名方案不外乎这两种。这些方案的共同数学基础是椭圆曲线离散对数问题:给定一个公钥,推导出对应的私钥在计算上是不可行的——对经典计算机而言。

量子计算机使用秀尔算法,可以高效地求解椭圆曲线离散对数问题。这意味着,一台足够强大的量子计算机可以从一个已经公开的公钥推导出对应的私钥。一旦攻击者获得私钥,他就可以签署交易,移动资金,而无需获得所有者的授权。

欧洲刑警组织在2026年10月发布的报告中,精确地识别了量子威胁的真正脆弱点。报告的核心结论是:区块链本身不会因量子计算而崩溃,但钱包会。欧洲刑警组织的欧洲网络犯罪中心将加密货币钱包描述为“量子威胁的主要暴露点”。钱包使用私钥签署交易,使用公钥验证交易。如果量子计算机足够强大,它可以从公钥推导出私钥,窃取资金。

欧洲刑警组织的评估包含一个关键的技术区分:哈希函数和挖矿结构相对安全。报告指出,破解一个256位哈希需要“约2的128次方量子操作”,这在“可预见的技术水平下仍然是天文数字”。这个判断的含义是:区块链的“完整性”机制(通过哈希函数链接区块)在量子时代仍然有效,但区块链的“所有权”机制(通过数字签名控制资产)不再有效。量子威胁不是“区块链的死亡”,而是“钱包的死亡”——除非钱包迁移到后量子签名方案。

欧洲刑警组织引用Glassnode的数据,给出了暴露规模的量化估计:约604万枚比特币的公钥已经公开暴露在区块链上,占总发行量的30.2%。这个数字包括“早期支付到公钥的输出”和“中本聪时代的长期未使用代币”。另有估计认为暴露的比特币数量接近690万枚。这些代币的结构性脆弱性在于:它们的公钥已经在链上,量子攻击者不需要等待这些代币被移动就能获取它们的公钥。攻击者只需要等待量子计算机足够强大。

但“暴露的公钥”和“可被攻击的量子计算机”之间,仍然存在巨大的鸿沟。欧洲刑警组织的评估是审慎的:目前可预见的量子硬件远远达不到破解椭圆曲线数字签名算法所需的规模。但“远远达不到”不等于“永远达不到”。Google在2026年3月的研究估计,破解256位椭圆曲线密码学大约需要1200个逻辑量子比特,较之前的估计大幅降低。Google将2029年设定为其自身系统迁移到后量子密码学的内部期限。

欧洲刑警组织引用的专家调查给出了一个概率性的时间表:2025年对32位专家的调查显示,在未来10年内出现“能够在24小时内破解RSA-2048的设备”的概率为28%到49%。IBM的目标是2029年实现容错量子计算机,微软也预期在同期实现可扩展量子计算。这些时间表不是保证,而是目标。但如果目标是可信的,那么迁移的窗口就在2029年之前——而这个窗口正在关闭。

2.“先收集、后解密”攻击模式对金融数据的长期风险

量子威胁的紧迫性,不仅来自“未来某一天量子计算机可能破解加密”,更来自一个已经在发生的攻击模式:先收集、后解密。

Google在2026年2月的警告中,确认了这种攻击模式已经在进行。Kent Walker——Alphabet和Google的全球事务总裁——明确表示,“恶意行为者正在积极地收集加密数据——金融记录、商业机密、机密政府通信——全部被吸走并存储,预期能够破解当今加密的量子计算机最终会到来”。

“先收集、后解密”的攻击逻辑是简单而冷酷的:攻击者今天收集加密数据,明天量子计算机足够强大时解密。加密数据在收集时是安全的——攻击者无法在收集时解密。但加密的安全性有一个时间窗口:如果加密数据需要保密10年,而量子计算机在8年后变得足够强大,那么加密的有效期就只有8年,而非预期的10年。

欧洲刑警组织在第二份报告中,与马德里卡洛斯三世大学合作,分析了“先收集、后解密”攻击的风险场景。报告指出,政府通信、知识产权、医疗记录和执法材料是最可能的目标,因为这些数据需要长期保密。报告将传输层安全协议、安全外壳协议和OpenPGP列为潜在脆弱协议,其风险水平取决于配置和密钥管理实践。

对金融数据而言,“先收集、后解密”的威胁具有特殊的紧迫性。金融数据的保密期通常是数年甚至数十年:抵押贷款记录、投资组合信息、客户身份数据、交易历史——这些数据的价值不会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如果攻击者在2026年收集了加密的金融数据,而量子计算机在2035年变得足够强大,那么攻击者在2035年就能访问2026年的金融数据。这些数据可能已经“过期”(交易已经完成),但也可能仍然“有效”(客户身份信息不会改变,账户结构可能仍然存在)。

“先收集、后解密”的战略含义是:量子威胁的“倒计时”不是从量子计算机“诞生”开始的,而是从“数据被收集”开始的。如果攻击者在今天收集了数据,那么迁移的窗口就在今天和量子计算机诞生之间。如果这个窗口是8年,而后量子迁移需要5年,那么行动的最后期限就是3年后。这种“倒计时”的逻辑,正是Google和欧洲刑警组织呼吁“现在就开始准备”的核心论据:不是因为量子计算机明天就会到来,而是因为迁移需要时间,而数据已经在被收集。

(二)NEAR主网ML-DSA部署的示范效应

1. NIST标准化签名方案的产业应用

2024年8月,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IST)正式发布了首批后量子密码学标准:FIPS 203(模块格密钥封装机制)、FIPS 204(模块格数字签名标准)和FIPS 205(无状态哈希数字签名标准)。FIPS 204——即ML-DSA——源自CRYSTALS-Dilithium提交方案,是后量子数字签名的主要标准。NIST预计在2030年弃用椭圆曲线数字签名算法,在2035年禁用它。

NEAR Protocol在2026年10月宣布,其账户现已支持ML-DSA签名方案,且无需进行资产迁移。NEAR的官方声明强调,“密码敏捷性是区块链行业的基本要求,签名方案的升级应该成为常规操作”。核心开发团队Near One正在推进NEP-655提案,该提案涉及基于承诺的隐式账户,这些账户源自初始状态哈希,资产和公钥保留在链下。相关功能已在测试网上线,计划在未来几周内部署至主网。

NEAR的部署具有多重的示范意义。

第一重意义是“无需迁移资产”的技术创新。 传统的后量子迁移需要用户将资产从旧的、脆弱的地址转移到新的、后量子的地址。这种“迁移”是用户主动的、耗时的、有风险的:如果用户忘记迁移,资产暴露在量子威胁下;如果用户在迁移过程中犯错,资产可能永久丢失。NEAR的NEP-655通过“基于承诺的隐式账户”解决了这个问题:账户的公钥不在链上,只有初始状态哈希在链上。用户不需要移动资产;他们只需要更新签名方案。这种设计的战略含义是:后量子迁移的“用户摩擦”可以被技术设计消除。如果NEAR的模式被证明可行,其他区块链可以复制这种“无需迁移”的迁移模式,从而大幅降低后量子迁移的操作复杂性和用户成本。

第二重意义是“密码敏捷性”的架构原则。 NEAR的声明强调“密码敏捷性”是“基本要求”。这意味着,NEAR的协议设计从一开始就假设签名方案会改变。签名方案不是“硬编码”到协议中的永久选择,而是可升级的组件。当ML-DSA被证明不够安全(例如,如果出现针对格密码的新攻击),NEAR可以切换到其他方案(如Falcon,NEAR One正在考虑)。当出现更高效的方案时,NEAR可以升级到更高效的方案。这种“密码敏捷性”的架构,是应对量子威胁的“制度性准备”:它使区块链能够适应密码学不确定性,而非押注于某一种方案的永久安全。

第三重意义是“链签名”的跨链保护。 NEAR的账户支持ML-DSA,意味着用户可以使用NEAR账户来保护30多条其他链上的资产,通过链签名功能。欧洲刑警组织和行业分析都指出,比特币和以太坊的迁移可能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如果用户在其他链上持有资产,而这些链尚未升级到后量子方案,用户的资产仍然暴露。NEAR的链签名功能提供了一种“跨链保护”:用户将资产锁定在后量子的NEAR账户中,通过链签名控制其他链上的资产。这种“保护层”的设计,为那些无法或不愿意立即迁移的链提供了过渡方案。

NEAR的后量子路线图是分阶段的。账户层的后量子签名已经上线。共识层的后量子签名——验证者和区块生产者的签名——计划在2027年下半年完成。入站跨链交易的后量子保护计划从2027年开始。出站跨链交易的量子安全门限签名仍然在研究阶段。NEAR One团队承认,“如果密码学足够成熟,Near One可以在2026年底之前实现后量子共识,但密码学领域的最新技术仍然太早”。共识的后量子保护比账户的后量子保护更复杂,因为“ML-DSA,NEAR采用的第一个签名方案,对于共识而言成本太高且太大”,而“采用更新或更少验证的方案引入了潜在风险”。

NEAR的示范效应不在于它“解决了”量子问题,而在于它证明了“部分解决”是可能的。账户层的后量子保护已经存在,共识层的后量子保护即将到来,跨链层的后量子保护正在研究。这种“分层推进”的策略,是现实主义的:它承认完全的后量子保护需要时间,但它不等待“完全”才开始行动。它先保护最脆弱的部分(用户资产),再保护更深层的部分(共识),最后保护最复杂的部分(跨链)。这种策略的战略含义是:后量子迁移不是“全有或全无”的事件,而是一个“分阶段”的过程。先行动者获得先发优势,后行动者面临迁移压力。

2. Quantus的量子安全资产基础设施定位

如果说NEAR是在现有区块链上“添加”后量子能力,那么Quantus是在从零开始“构建”后量子区块链。Quantus是一个基于工作量证明的区块链,从创世区块就使用ML-DSA-87——NIST的最高安全级别后量子签名方案。Quantus的主网于2026年9月9日上线,其原生代币QTC的最大供应量上限为2100万枚,没有其他资产或智能合约。

Quantus的设计哲学是“永久货币”:它被构建为一种价值保存的资产,从第一天起就是量子安全的。Quantus的文档描述其为“量子安全货币”的区块链。与NEAR的“在现有链上添加后量子层”不同,Quantus的协议层、账户层和交易层都是原生的后量子。Quantus的交易使用ML-DSA标准签名,该标准由NIST在2024年批准。

Quantus的战略定位值得仔细辨析。它不支持包装资产——这是一个刻意的设计决策。Quantus的团队明确表示,“如果包装资产的源链遭到破坏,包装资产持有者也会受到影响。因此,我们决定Quantus网络不支持任何包装资产”。Quantus的逻辑是:如果Quantus支持比特币的包装版本,而比特币尚未后量子安全,那么包装比特币的持有者仍然暴露在比特币的量子风险中。Quantus拒绝这种间接暴露,选择只支持原生的、后量子的资产。这种“纯粹性”的设计哲学,使Quantus成为一个“量子安全资产”的净土:任何在Quantus上的资产都是后量子安全的,因为Quantus不允许非后量子资产的存在。

但Quantus的“纯粹性”也有代价。它没有与现有金融体系的直接连接。Quantus的资产(QTC)无法直接与比特币、以太坊或稳定币交易——它需要跨链桥或中心化交易所来连接外部世界。Quantus通过NEAR Intents来解决这个问题:用户可以通过NEAR Intents的1Click Swap API,用180多种资产(包括BTC、ETH、USDC、ZEC)购买QTC,无需先将资金发送到交易所或桥接。用户保留对NEAR账户的控制,而NEAR账户可以用ML-DSA保护。这种集成使Quantus能够接入更广泛的链上市场,同时保持其后量子的核心。

Quantus的战略含义是:后量子安全可以成为一个“产品”。在传统金融中,“安全”通常是一个成本中心——银行花费资金来保护资产,但不直接从“安全”中获利。在加密领域,Quantus的赌注是:“量子安全”可以成为一个“卖点”,吸引那些愿意为“量子安全”支付溢价的用户。如果Quantus的市场接受度被证明可行,其他后量子区块链可能跟随,从而创造一个“量子安全资产”的细分市场。这个市场的规模取决于量子威胁的感知紧迫性和用户对“量子安全”的支付意愿。如果量子威胁的感知紧迫性上升(例如,如果Google或IBM宣布了突破性的量子计算进展),这个市场的需求可能激增。如果量子威胁的感知紧迫性下降(例如,如果量子计算的时间表被推迟),这个市场的需求可能萎缩。

(三)机构资产的量子迁移路线图

1.交易所、托管机构、钱包的升级路径

机构资产的量子迁移,不是单一的“升级事件”,而是多个系统的协调性迁移。交易所、托管机构和钱包是三个核心系统,它们的迁移路径相互依赖,需要协调。

托管机构的迁移路径以Coinbase为最清晰的案例。Coinbase的CoreKMS(其专有的密钥管理系统)保护着约99.9%的托管资产。CoreKMS目前建立在多方计算协议之上,设计原则是“没有任何单一方能够重建客户的私钥”。Coinbase已经开始构建CoreKMS的后量子版本——PQ-CoreKMS。在未来一年内,Coinbase将交付一个自动化签名管道,结合安全飞地、秘密共享和门限密码学,能够支持任何后量子签名算法,密钥在不同环境中共享,签名过程中有硬件强制安全保证。这将使Coinbase能够在区块链开始采用后量子方案时提供量子安全托管。

Coinbase的迁移路径的关键特征是“能力先行”:Coinbase不等待区块链升级到后量子方案,而是先构建后量子托管能力。当区块链开始采用后量子方案时(例如,如果比特币的BIP-360被激活),Coinbase已经准备好提供量子安全托管。这种“能力先行”的策略,使Coinbase能够在需求出现时立即响应,而非在需求出现时才开始构建。Coinbase的研究团队将进一步开发格基和其他后量子签名方案的完整多方计算能力,确保密钥永远不会在单一位置组合。这是一个两到三年的专门研究努力,其目标是“进一步增强系统”。

Coinbase的迁移路径还包含“全公司范围”的加密资产盘点。Coinbase正在完成对所有加密使用的完整清单,按关键性、暴露度和迁移复杂性进行优先级排序。Coinbase还在定义量子计算进展的具体里程碑,这些里程碑将触发实际迁移的开始。这种“触发器”的设计,是制度性准备的核心:它使迁移不依赖于个人的判断或直觉,而是依赖于可验证的技术里程碑。

交易所的迁移路径更为复杂,因为交易所同时扮演托管人和交易场所的角色。交易所的托管功能需要后量子签名来保护用户资产。交易所的交易功能需要后量子签名来验证交易,防止欺诈。交易所的匹配引擎和结算系统需要协调,以确保迁移不会中断交易。Coinbase的策略是“分层推进”:先升级托管(CoreKMS的后量子版本),再升级交易(当区块链支持后量子签名时),最后升级结算(当市场基础设施准备好时)。这种分层策略的逻辑是:托管是“最脆弱”的环节(因为它是资产的最终保护),交易是“最复杂”的环节(因为它涉及多个参与方),结算是“最慢”的环节(因为它依赖于市场基础设施的整体升级)。

钱包的迁移路径是用户最直接感受到的。钱包是用户与区块链交互的界面。如果钱包不支持后量子签名,用户无法使用后量子账户。NEAR的生态已经开始推进钱包升级:Meteor Wallet已经支持量子签名,Ledger即将支持。NEAR One团队正在优化效率(因为后量子签名比椭圆曲线数字签名算法签名大得多),并最终添加更多量子安全签名方案。如果出现更高效的方案(如Falcon),Near One将强烈考虑添加,但不会在没有更广泛采用的情况下急于添加。

钱包迁移的核心挑战是用户体验。后量子签名比椭圆曲线数字签名算法签名大10到120倍。这意味着,后量子交易的数据量更大,区块空间的消耗更多,手续费可能更高,确认时间可能更长。欧洲刑警组织引用的研究估计,将所有未花费交易输出转换为量子安全格式,至少需要76天的网络停机时间(如果使用全部区块容量),或者约300天(如果只使用25%的区块容量)。这些数字是理论下限,实际迁移可能更长。钱包的用户界面需要适应更大的签名大小,更长的确认时间,和可能的更高手续费。如果用户体验变差,用户可能推迟迁移,从而延长暴露窗口。

2.第一层升级前的用户资产保护策略

在第一层区块链(如比特币、以太坊)尚未升级到后量子签名之前,用户如何保护资产?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因为比特币和以太坊的后量子升级可能需要数年(以太坊的路线图目标是2029年,比特币的时间表不确定)。

策略一:将资产迁移到“后量子保护层”。NEAR的链签名功能提供了一个跨链保护方案:用户将资产锁定在后量子的NEAR账户中,通过链签名控制其他链上的资产。这种策略的优势是:用户不需要等待比特币或以太坊升级;他们现在就可以将资产置于后量子保护之下。这种策略的局限是:它需要用户信任NEAR的链签名机制,且资产的实际控制仍然依赖于NEAR的安全。如果NEAR的链签名被攻破,用户的跨链资产可能面临风险。

策略二:将资产迁移到“后量子原生链”。Quantus的存在提供了另一种选择:用户可以将资产转换为QTC(或其他后量子原生资产),并将资产持有在后量子区块链上。这种策略的优势是:资产完全处于后量子保护之下,不依赖于其他链的升级。这种策略的局限是:它需要用户接受QTC的市场风险和流动性风险。QTC不是比特币或以太坊,它的价值可能波动,它的流动性可能有限。用户转换为QTC可能面临实质性的价值损失(如果QTC的市场价值下降)。

策略三:在现有链上使用“后量子智能合约钱包”。01 Quantum的第一层迁移工具包提供了一个分阶段的迁移框架。第一阶段是“即时资产保护”:通过Quantum-Sig智能合约钱包技术,使用户能够在完整的链级迁移之前保护资产。这种“智能合约钱包”部署在现有的第一层区块链上(如以太坊、索拉纳、超液),使用后量子签名来授权交易。它的优势是:用户不需要迁移到其他链;他们在现有的区块链上获得后量子保护。它的局限是:智能合约钱包的安全性依赖于底层第一层的安全性。如果底层第一层的密码学被攻破,智能合约钱包的后量子签名可能无法保护资产(因为攻击者可以直接在底层第一层上签署交易,绕过智能合约钱包的后量子签名)。

三种策略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是“过渡性”的解决方案,不是“永久性”的解决方案。永久的解决方案是第一层区块链的后量子升级——即比特币和以太坊本身迁移到后量子签名。但第一层升级需要数年,且面临技术、治理和协调的重大挑战。在过渡期内,用户需要选择一种策略来保护资产。选择取决于用户的风险偏好、技术能力和对“后量子保护”的估值。如果用户认为量子威胁紧迫,他们可能愿意接受迁移的成本和风险。如果用户认为量子威胁遥远,他们可能选择“等待”第一层升级。欧洲刑警组织的建议是明确的:“唯一的解决方案是预先迁移”。

量子安全作为金融科技竞争力的新维度,其战略含义是深远的。它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制度问题” 。谁来定义后量子标准?谁来协调迁移?谁来承担迁移成本?谁来保护那些无法或不愿意迁移的用户?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后量子时代的金融基础设施的形态。先行动者——如NEAR、Quantus、Coinbase——正在定义技术标准和操作实践。后行动者——如比特币、以太坊的核心开发者——正在观察和学习,但面临“追赶”的压力。监管者——如NIST、欧盟委员会——正在设定时间表和要求。用户——个人和机构——正在等待明确的信号来决定何时迁移。量子安全竞争的赢家,不是拥有最先进后量子密码学的参与者,而是能够在正确的时间以正确的成本完成迁移的参与者。时间——而非技术——是量子安全竞争的核心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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