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松:全球金融争霸战前瞻——2026年Token2049报告(一)
  日期 2026-10-11      作者 李桂松      编辑 云阿云●全球资本市场研究院  

全球金融争霸战前瞻——2026年Token2049报告

导读:2026年是全球金融权力转移的关键年份。美元体系遭遇结构性侵蚀,数字货币基础设施竞争白热化,亚太金融中心群体性崛起,三者叠加构成“百年未有之变局”的金融维度。Token2049从行业会议演变为全球金融权力博弈的缩影,本报告以此为切入点,剖析争霸战的底层逻辑与未来走向。报告全文20万字,由云阿云智库全球资本市场研究院数字货币课题组原创出品。

报告名称:《全球金融争霸战前瞻——2026年Token2049报告》

报告撰写:云阿云智库数字货币课题组

课题组长:李桂松院长

课题组成员名单:

李桂松: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

李国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李国琥: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李嘉仪:北京云阿云平台金融院长

报告完成日期: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

业务联系电话:13360021949(李博士)

提纲

序言:全球金融秩序重构的历史节点

第一章全球金融权力格局的结构性位移

一、美元体系:霸权惯性与信用侵蚀

(一)美元储备份额的“长周期衰退”

1、IMF COFER数据的结构性解读

(1)2025年美元储备份额降至56.77%的历史低位

(2)与2001年72%峰值相比的长期趋势

(3)2020—2026年降幅的量化分析

2、纽约联储的“反叙事”:去美元化被夸大?

(1)戈德堡与帕尔塔萨拉蒂的核心论证

(2)分解分析框架:偏好渠道与储备变动渠道

(3)中国、俄罗斯、瑞士在两种渠道中的差异化角色

(4)数据缺失问题的样本偏差:四大储备持有国的隐含贡献

3、份额下降的归因分析

(1)美元份额下降主要原因

(2)非美货币储备余额的本币计值实际变化

(3)区分“估值效应”与“主动配置决策”的方法论意义

(二)美元主导地位的“功能分化”

1、储备货币功能 vs.贸易支付功能的分离

(1)SWIFT支付占比50.49%的韧性

(2)全球贸易56%以美元结算的惯性

(3)离岸融资中美元占比60%的路径依赖

2、美元指数2026年的“V型反转”及其含义

(1)年初跌破96后的强势反弹至101以上

(2)美联储加息预期的重新定价:从降息到“更高更久”

(3)地缘冲突驱动下的避险需求与结构性走弱的张力

(三)“武器化”与信用侵蚀的自我强化循环

1、金融制裁的溢出效应:从伊朗到俄罗斯再到更广泛范围

2、美国财政可持续性质疑:38万亿美元债务的政治经济学

3、“美国优先”与美元作为国际公共品的信任折价

二、多极化货币秩序的渐进建构

(一)欧元:地缘危机中的被动受益者

1、2025年欧元对美元升值13.4%的驱动因素

2、OMFIF调查中发达国家央行对欧元的偏好回升

3、欧元的结构性局限:无风险资产供给不足与财政一体化缺位

(二)人民币:从贸易结算到基础设施输出

1、CIPS的系统升级:从跨境人民币到全球多币种平台

2、mBridge的商业化进程:五国央行联盟的实际进展

3、2026年3月沙特对华石油人民币结算41%的里程碑意义

4、人民币储备份额“三连跌”后的企稳信号

(三)黄金的“回归”:非主权储备资产的重新发现

1、黄金储备份额27.95%的“十连涨”

2、美元在黄金外汇储备合计中占比“十连跌”至40.90%

3、央行购金行为的动机分解:多元化 vs.去美元化

(四)金砖框架下的“选择而非替代”逻辑

1、新德里峰会的金融架构议程

2、BRICS Pay的支付基础设施野心

3、新开发银行的本币融资实验:“赚本币、借本币”的逻辑

4、金融多极化的“管道式建构”而非“宣言式创造”

三、全球金融中心的竞争性重排

(一)GFCI 40的排名解读

1、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的前四格局固化

2、上海重返前五:上升一位的意义与局限

3、东京跃升四位、首尔与深圳的亚太集群效应

4、苏黎世取代旧金山:欧洲传统金融中心的韧性

(二)金融科技排名的“美降中升”

1、香港蝉联首位,纽约超越深圳

2、中国内地六城入围前20的结构性优势

3、美国金融中心排名回落的政策与监管因素

(三)亚太金融中心崛起的深层动力

1、区域内贸易与投资流动的自我强化

2、金融科技生态系统的产业集群效应

3、监管环境与人才可获得性的竞争维度

第二章数字货币基础设施的霸权争夺

一、央行数字货币的“静默竞赛”

(一)BIS Agorá项目:可编程法定货币的“围墙花园”

1、项目架构:双层分离设计与主权保留机制

2、参与央行的战略意图:七国集团核心成员加韩国、墨西哥、瑞士

3、与稳定币的竞争关系:合规化框架对去中心化的制度性排斥

4、技术难点与治理僵局:多国监管协调的行政阻力

(二)数字欧元:从试点到潜在发行的路径

1、ECB选定36家支付服务商的试点架构

2、2029年发行目标的可行性评估

3、欧洲稳定币监管框架的平行推进

(三)数字人民币与mBridge:跨境支付的“平行体系”

1、mBridge五国央行联盟的商业化准备

2、手续费优势:传统国际支付系统的一半

3、中国推进数字人民币的地缘经济逻辑

4、伊朗战争后CIPS采用的加速效应

(四)美国的矛盾姿态:立法禁止与暗中研发

1、2026年立法禁止美联储发行CBDC至2030年

2、马萨德对美联储“暗中推进”的指控与Agorá参与

3、批发型与零售型CBDC的监管切割

4、私营稳定币作为“替代性数字美元”的政策选择

二、稳定币:私人货币的“机构化”与“主权化”拉锯

(一)稳定币市场的结构演变

1、Tether的非美元扩张:GEL₮(格鲁吉亚拉里)及更多

2、Ethena、PayPal、Ripple的新兴发行人格局

3、标普稳定币稳定性评估:11种中6种达到“充分”以上

4、脱锚风险的结构性分析:资产质量与风险管理差异

(二)英国稳定币监管的制度创新

1、英格兰银行系统性稳定币框架:30%央行存款要求

2、短期英国国债持有许可的流动性逻辑

3、利息支付禁止条款:稳定币的“支付工具”而非“投资工具”定位

4、监管目标从“审慎”向“促进创新”的明确转向

(三)机构联盟的稳定币布局

1、21家金融机构联合承诺发行美元稳定币

2、摩根大通、汇丰、德意志银行在Agorá与稳定币之间的双重角色

3、代币化存款与稳定币的功能竞争

(四)稳定币与CBDC的“竞合”关系

1、BIS设计中的层级分工:Agorá承接央行储备清算,SWIFT账本处理商业银行对账

2、稳定币作为“监管套利”工具的终结:合规框架的全面覆盖

3、主权货币数字化与私人数字货币的长期共存格局

三、SWIFT的区块链改造:传统基础设施的“自我革命”

(一)基于Hyperledger Besu的共享账本设计

1、EVM兼容性的战略意义

2、实时交易计划与链外清算的混合架构

3、与Agorá的标准互通设计

(二)SWIFT转型的防御性逻辑

1、应对mBridge与CIPS的竞争压力

2、维持报文标准主导权的路径依赖

3、商业银行层的卡位策略

(三)传统与数字的“竞争性共存”

1、代理行体系的存续与改造

2、原子结算对信用风险消除的有限范围

3、G20改革议程与实际进展的落差

四、Token2049议程的“机构化转向”解读

(一)演讲者构成的信号价值

1、纳斯达克、贝莱德、富兰克林邓普顿、摩根士丹利的参与

2、Adena Friedman、Jenny Johnson等传统金融领袖的主舞台地位

3、加密原生与机构金融的议程融合

(二)核心议题的政策含义

1、“DeFi的机构突破”:Aave、Ethena、Synthetix的参与逻辑

2、Hyperliquid的主舞台专场:衍生品基础设施的专业化

3、“新三难困境:机密、合规、可组合”的监管技术前沿

4、TOKEN2049 Institutional闭门会议的议程推测

(三)量子计算威胁的议程化

1、Quantum + Privacy Day的定位:后量子安全从边缘到中心

2、NEAR主网ML-DSA部署的先行者意义

3、量子迁移对机构资产托管基础设施的紧迫性

第三章机构资本的链上迁徙与DeFi范式转型

一、传统金融的“链上化”战略

(一)贝莱德、富兰克林邓普顿的代币化基金实践

1、链上货币市场基金的规模增长与投资者结构

2、代币化对传统资产管理商业模式的重构

3、Nikhil Sharma与Jenny Johnson在Token2049的议程信号

(二)纳斯达克与摩根士丹利的数字资产战略

1、Adena Friedman的“市场基础设施”视角

2、Amy Oldenburg领导的摩根士丹利数字资产战略

3、交易所与托管机构的链上基础设施投资

(三)代币化存款:商业银行的“防御性创新”

1、UK Finance的Great British Tokenised Deposit计划

2、跨机构互操作性标准的协调挑战

3、代币化存款与稳定币的功能边界模糊化

二、DeFi的“机构突破”:从边缘到主流

(一)Aave、Ethena、Synthetix的机构化路径

1、Stani Kulechov、Guy Young、Kain Warwick在Token2049的议程

2、机构级DeFi产品的合规架构设计

3、“DeFi的机构突破”panel的实质性内容预判

(二)Hyperliquid的范式意义

1、Jeff Yan主舞台专场的信号价值

2、Hyperliquid数据进入Bloomberg Terminal的基础设施意义

3、去中心化衍生品交易对传统市场的替代与补充

(三)机构级DeFi的技术与治理要求

1、密钥管理的机构标准:MPC、多签、HSM的融合

2、链上执行的操作风险控制

3、隐私与合规的“可组合性”解决方案

三、托管基础设施的竞争格局

(一)传统托管机构的链上延伸

1、纽约梅隆、道富银行的数字资产托管服务

2、托管与执行分离原则在链上环境的适用性

(二)原生加密托管的技术演进

1、Fireblocks、Copper、Anchorage的机构服务扩展

2、MPC钱包技术的安全性与可用性权衡

(三)托管标准化的监管驱动

1、SEC托管规则的链上适用

2、跨境托管的法律冲突与协调

四、DeFi与传统金融的“融合边界”

(一)可组合性的制度约束

1、智能合约的法律可执行性问题

2、“代码即法律”与监管合规的张力

(二)机构参与的限制性因素

1、资本充足率与流动性覆盖的链上适用

2、审计与财务报告的链上数据整合

3、治理代币的证券属性认定

第四章金融科技竞争力的来源与制度基础

一、金融科技头部格局的“东升西降”

(一)GFCI金融科技排名的结构性变化

1、香港蝉联首位、纽约超越深圳的逻辑

2、深圳、新加坡、上海、伦敦的位次竞争

3、美国金融中心排名回落的系统性因素

(二)中国内地六城入围前20的集群效应

1、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青岛、杭州的差异化定位

2、金融科技产业集群的空间经济学

3、监管沙盒与创新试点的制度红利

二、金融科技竞争优势的要素分解

(一)创新生态系统与产业集群

1、受访者认知调查的核心发现

2、硅谷、深圳、杭州、新加坡的生态比较

(二)融资可得性的制度差异

1、风险投资生态的国别比较

2、政府引导基金的角色

3、加密原生融资渠道的替代效应

(三)高技能人才的可获得性

1、金融科技人才流动的全球格局

2、移民政策与人才吸引力的关联

3、远程工作对人才地理约束的松动

(四)监管环境:从“容忍”到“促进”的转向

1、英国财政部对英格兰银行的新目标设定

2、新加坡、香港、迪拜的监管竞争

3、美国监管碎片化的竞争劣势

(五)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

1、5G、云计算、数据中心的金融应用

2、跨境数据流动的监管壁垒

三、量子安全:金融科技竞争力的新维度

(一)后量子密码学的紧迫性

1、量子计算对现有区块链签名的威胁

2、“先收集、后解密”攻击模式对金融数据的长期风险

(二)NEAR主网ML-DSA部署的示范效应

1、NIST标准化签名方案的产业应用

2、Quantus的量子安全资产基础设施定位

(三)机构资产的量子迁移路线图

1、交易所、托管机构、钱包的升级路径

2、Layer 1升级前的用户资产保护策略

第五章 地缘政治与金融基础设施的“阵营化”风险

一、支付系统的“平行体系”格局

(一)SWIFT vs. CIPS vs. mBridge vs. BRICS Pay

1、覆盖范围与交易量的比较分析

2、手续费结构与效率差异

3、成员国的重叠与选择逻辑

(二)“阵营化”的自我实现预言

1、制裁驱动的系统分化

2、中立国的“双重接入”策略

3、系统间互操作性的政治经济学

二、大宗商品结算的货币选择

(一)石油美元的松动

1、美沙安全协议到期后的结算货币多元化

2、沙特对华石油人民币结算41%的里程碑

3、俄罗斯对华油气人民币结算超90%的示范

(二)一篮子大宗商品结算机制的实验

1、沙特、阿联酋、巴西、中国、南非的谅解备忘录

2、上海原油期货的亚太定价影响力

3、大宗商品货币篮子的可行性与挑战

三、跨境数据与合规的“分裂”风险

(一)反洗钱与制裁合规的碎片化

1、Agorá智能合约层合规校验的“先行获批”逻辑

2、各国制裁名单差异对跨境交易的阻断效应

(二)数据本地化与金融基础设施

1、云服务商的地缘政治风险

2、跨境数据流动的监管壁垒对金融科技的影响

四、全球金融治理的“僵局”与“突围”

(一)IMF份额改革的停滞

(二)BIS作为协调者的角色局限

(三)区域金融安排(清迈倡议、欧亚经济联盟)的补充作用

第六章2027—2030年展望:争霸战的路径推演

一、基准情景:渐进多极化(概率60%)

(一)美元份额继续缓慢下降至52%—54%区间

(二)数字欧元在2029年有限发行

(三)mBridge与CIPS在“一带一路”沿线扩大覆盖

(四)机构DeFi在受监管框架内稳步增长

(五)量子安全迁移在关键基础设施中推进

二、加速分化情景(概率25%)

(一)触发因素:台海危机、美国债务危机、美联储政治化

(二)美元份额加速下降,黄金与人民币受益

(三)支付系统“阵营化”固化

(四)稳定币市场的监管碎片化

(五)Token2049议程从“融合”转向“脱钩”

三、韧性重构情景(概率15%)

(一)触发因素:Agorá成功商业化、SWIFT区块链改造完成

(二)美元份额在功能分化中稳定

(三)CBDC互操作性框架的多边突破

(四)机构DeFi与代币化存款的融合路径

(五)“竞争性共存”而非“替代性冲突”的制度均衡

四、关键不确定性与“黑天鹅”因素

(一)量子计算突破的时间线不确定性

(二)美国政治周期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持续冲击

(三)中东地缘冲突的升级与石油结算货币的突变

(四)稳定币的系统性风险事件对监管路径的冲击

附录

附录一:全球前10金融中心SWTO分析

附录二:2025—2026年全球外汇储备币种构成关键数据

附录三:Token2049 Singapore 2026核心议程与演讲者名单

附录四:主要CBDC项目进展对照表(数字欧元、数字人民币、mBridge、Agorá、数字英镑)

附录五:关键术语与概念索引

前言:全球金融秩序重构的历史节点

一、节点的重量:为什么是2026

历史从不匀速前进。有些年份只是时间长河中的一滴水,有些年份却承载着几代人都无法消化的重量。2026年属于后者。

这一年,黄金在人类储备史上完成了一次静默的加冕。欧洲央行在年度报告中承认,黄金持仓占比已经超越美国国债,登顶全球央行储备资产榜首。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总量中的占比从上一年的20%跃升至27%,而美国国债的占比从25%滑落至22%。上一次境外官方黄金储备规模高于美债,需要追溯到1996年——那个互联网泡沫尚未膨胀、全球化信心如日中天的年代。三十年一个轮回,世界回到了一个它以为永远告别了的起点。

但2026年真正令人不安的,不是这些数字本身,而是数字背后的“反直觉”。IMF的COFER数据在同一年显示,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实际上从56.42%回升至57.13%。黄金超越美债,美元份额回升——这两个看似矛盾的事实同时成立,构成了一幅令所有线性思维破产的图景。它告诉我们:全球金融秩序的重构不是一场简单的替代游戏,而是一场分层的、非同步的、充满张力的复杂演化。储备资产层面的多元化与交易计价层面的惯性,正在以不同的速度、在不同的轨道上运行。理解这种“分层演化”,是理解这个节点的第一把钥匙。

节点之所以成为节点,不在于某一事件的发生,而在于多个具有长期结构性意义的进程在同一时间窗口产生了共振。2026年汇聚了三个这样的进程。

第一个共振:信用侵蚀从“趋势”变为“共识”。 世界黄金协会2026年的调研提供了一个令人警醒的截面。74%的受访央行预计,未来五年美元在全球储备中的占比将“适度或大幅下降”。45%的央行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黄金储备——这一比例打破了历史纪录。更值得玩味的是央行持有黄金的动机变化:因黄金是“历史遗留资产”而持有它的央行比例从2025年的62%骤降至46%,而将黄金视为“主动配置的战略资产”的比例则大幅攀升。世界黄金协会的樊少凯将这一转变描述为“央行对黄金的认知正在发生转变”。认知转变的意义远大于配置调整。当一种资产从“祖辈传下来的东西”变为“我们必须主动持有的东西”,其背后的信任结构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位移。

第二个共振:数字货币基础设施从“实验”进入“部署”。 2026年8月,兴业银行在广州落地货币桥澳门支付业务,平安银行杭州跑通首笔代理模式货币桥跨境汇款。股份制银行的批量接入,标志着mBridge这条通道“已从概念验证阶段真正走向商业化放量”。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在夏季达沃斯论坛透露,货币桥自2024年6月进入真实交易阶段以来,已吸引49家商业银行参与,截至2025年底累计交易额折合人民币近5000亿元。与此同时,BRICS Pay在印度新德里峰会上完成了关键的制度落地:RDIF、BRICS Pay JSC与BRICS Pay India签署合作协议,目标是在印度建立“开放、有韧性、技术独立的跨境支付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的并行推进,意味着一个可能绕开传统美元清算网络的支付架构正在从图纸走向现实。

第三个共振:地缘政治冲击与金融秩序的“武器化反馈循环”的加速。 2026年2月的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及随之而来的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将一个残酷的现实摆在了每一个储备管理者面前:美国越是使用美元体系作为地缘政治工具,其他国家就越有动力建设替代性基础设施。这个反馈循环在2026年不是理论推演,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伊朗战争后,CIPS的采用出现了明显的加速效应。沙特对华石油贸易中人民币结算比例的历史性跃升,被广泛解读为海湾国家在“安全依赖美国”与“经济多元化”之间寻求新平衡的信号。

这三个共振的交汇,使2026年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节点。不是因为变化的速度有多快——事实上,美元在交易和融资领域的主导地位仍然坚如磐石——而是因为方向已经不可逆转。央行们已经做出了选择,基础设施已经在铺设,认知已经发生了位移。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

二、变量的迷宫:谁在塑造未来

节点的重要性,在于它暴露了变量。在平静的年代,变量被惯性掩盖,人们以为昨天就是明天的预言。而在节点时刻,变量的轮廓从背景中浮现,迫使每一个观察者重新校准对未来的判断。

2026年暴露的第一个核心变量,是“官方共识”与“市场惯性”之间的张力。

央行们的“官方共识”是清晰的:多元化储备、增持黄金、建设替代性支付通道。45%的央行计划增持黄金,74%预计美元份额下降。欧洲央行的报告用冷静的技术语言确认了“地缘紧张局势持续助推各国央行大举配置黄金”。这些是意图的表达。

但市场的惯性同样清晰:SWIFT网络中美元支付占比仍然超过50%,全球贸易中超过一半以美元结算,国际债务发行中美元计价的份额遥遥领先。IMF的数据显示,即便在“黄金超越美债”的叙事中,美元计价资产仍以42%的份额稳居全球官方储备首位,远超黄金的27%和欧元的15%。

这个张力的意义在于:意图不等于行动,共识不等于结果。央行购买黄金的行为中,有多少是主动的战略配置,有多少只是被金价上涨“推高”的估值效应?欧洲央行自己承认,黄金占比的跃升“主要由估值变动推动”——如果沿用2023年的金价核算,美国国债仍以26%的占比稳居首位,黄金仅为16%。这意味着,所谓的“黄金超越美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价格现象,而非配置现象。

这不是要否定变化的真实性。价格现象和配置现象之间的界限从来不是泾渭分明的。当金价持续上涨,储备管理者面临的实际压力是真实的:不配置黄金意味着在“无风险资产”组合中持续落后于同行。这种“被动的主动”,本身就是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但它提醒我们:将“黄金崛起”简单等同于“美元衰落”,是一种危险的简化。真实的图景远比这复杂。

2026年暴露的第二个核心变量,是基础设施竞争的“代际效应”。

传统跨境支付体系建立在代理行网络之上,一笔跨境支付平均耗时1至3个工作日,经过多层中转,成本高昂且流程不透明。mBridge所代表的数字货币基础设施,从根本上改变了这一逻辑:点对点直接交易,跳过中间环节,最快7秒完成,成本节约超过50%。招商银行为北京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责任公司办理的跨境增资汇款,邮储银行广西分行为某纸业集团完成的2亿元货物贸易汇款,建设银行内蒙古分行为蒙牛乳业办理的4.15亿元跨境收款——这些案例的共同特征是:效率的提升不是边际改善,而是数量级的跃迁。

“代际效应”的含义是:一旦用户习惯了7秒到账,就很难再回到3天。这不是一个可以用“美元仍然主导”来安慰自己的问题。基础设施的切换具有强烈的路径依赖和网络效应:先建立的标准会成为默认标准,先形成的习惯会成为不可逆的习惯。CIPS已经接入133个国家和地区的参与者,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300家法人银行机构。CIPS与香港交易所的合作备忘录,使港交所的场外结算公司有望在2026年底前成为CIPS直接参与者,从而“通过CIPS直接进行人民币资金结算”。这些是基础设施层面的实质性进展,其长期意义可能远超短期的交易量数据。

2026年暴露的第三个核心变量,是中美关系“新定位”与金融竞争现实之间的落差。

2026年5月的中美元首会晤达成了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共识。习近平主席时隔11年再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两国元首半年内实现互访。中国驻美大使谢锋将此访的意义概括为“为跨越‘修昔底德陷阱’求解,为开辟大国正确相处之道指明方向”。复旦大学吴心伯教授在解读“新定位”时强调,“中美之间的竞争是不可避免的,但这个竞争应该是良性的,不能是恶性的”。

这些外交语言是重要的。但金融竞争的底层逻辑并不完全服从于外交共识。当美国立法禁止美联储在2030年前发行CBDC,同时又在BIS的Agorá项目中保持参与时,其政策信号是矛盾的。当CIPS在2026年迎来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马尔代夫、马来西亚、格鲁吉亚等国的首批直接参与者时,人民币跨境支付网络的扩展是独立于中美外交关系的自主进程。中美关系“新定位”为竞争设置了边界和框架,但它无法消除竞争本身。更准确的理解是:外交层面的稳定化,为金融层面的竞争提供了一套“规则”,而非一个“结局”。

这三个变量的交织,构成了2027年及之后全球金融秩序演化的基本约束条件。未来的路径,将在“官方共识”与“市场惯性”的拉锯中、“基础设施代际效应”的累积中、“外交框架”与“竞争现实”的张力中逐步展开。

三、2027年的纽约:一个意味深长的选址

2026年10月,Token2049在新加坡的主舞台上宣布了一个消息:首届Token2049纽约将于2027年6月16日至17日举行,预计吸引15,000名参会者。继新加坡和迪拜之后,纽约成为Token2049的第三个旗舰活动举办地,也是其首次进入美国本土。

这个选址的意味深长,值得深思。

Token2049是什么?它是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和区块链会议,是Web3生态系统的年度朝圣。2026年的新加坡站,纳斯达克、贝莱德、富兰克林邓普顿、摩根士丹利的高管站上了主舞台,“DeFi的机构突破”成为核心议题。这个会议本身,就是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融合的最直观的晴雨表。

现在,这个晴雨表被搬到了纽约。搬到了华尔街的腹地。搬到了美元体系的心脏。

为什么是纽约?表层原因是市场逻辑:美国拥有全球最深、最流动的资本市场,拥有最多的机构投资者,拥有最成熟的金融基础设施。Token2049的“机构化转向”需要一个与之匹配的舞台,而纽约是这个舞台最自然的选址。

但深层原因可能更为微妙。当全球金融秩序的重构进入深水区,当“平行体系”的建设从概念走向部署,纽约作为旧秩序的中心,面临着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它是要成为变革的参与者,还是变革的对象?

Token2049进入纽约,可以被解读为一个信号:美国的加密和金融科技生态系统,正在从“防御”转向“进攻”。不是通过立法禁止CBDC来抵御变革,而是通过拥抱区块链基础设施来重塑变革的方向。如果纳斯达克可以成为数字资产交易的主舞台,如果贝莱德可以成为代币化基金的最大管理人,如果摩根士丹利可以成为链上金融的积极参与者,那么“美国被排除在新金融基础设施之外”的叙事就会被彻底改写。

但这也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谁的定义权? 是Token2049所代表的“加密原生”理念——去中心化、抗审查、代码即法律——还是华尔街所代表的“机构化”路径——合规、托管、监管友好?2027年的纽约,将是这两种理念碰撞的最前线。碰撞的结果,将深刻影响全球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形态:是一个以美国机构为主导的、合规化的、与现有体系高度兼容的“改良版本”,还是一个更加多元、更加分散、更加难以被单一司法管辖区控制的“原生版本”?

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中美两国都具有战略意义。

对中国而言,2027年纽约的Token2049是一个观察窗口:美国将如何整合加密技术进入其金融体系?是采取“防御性拥抱”的策略,即在保持监管控制的前提下吸纳技术红利?还是采取更激进的“进攻性重塑”,即利用美国资本市场的深度和美元的网络效应来定义全球数字资产标准?如果答案是后者,那么中国在mBridge、数字人民币和CIPS上积累的先发优势,将面临一个强大的竞争者——一个不是试图“取代”现有体系,而是试图“数字化”现有体系的竞争者。

对美国而言,2027年纽约的Token2049是一个十字路口:是继续将加密视为“需要管控的风险”,还是将其视为“重塑美元主导地位的机会”?美国立法的CBDC禁令,反映了一种深刻的焦虑:对政府权力扩张的焦虑,对金融隐私侵蚀的焦虑,对“大政府”的焦虑。但这种焦虑可能导致一个战略性的失误:如果美国不提供官方数字美元,而私营稳定币(如Tether的GEL₮)和非美元CBDC在全球范围内扩张,美元在数字支付基础设施中的“缺席”可能成为其长期主导地位的最大威胁。

从这个意义上说,2027年纽约的Token2049,将是全球金融争霸战的一个关键战役。它不仅是技术的展示,更是战略意图的宣示。谁在这个舞台上定义了什么,谁就在未来的金融秩序中占据了先机。

四、中美之间:金融争霸战对两个大国的未来意味着什么

这是本报告最核心的问题,也是最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它的答案取决于一个根本性的判断:全球金融秩序的重构,对中美两国而言,究竟是一场“零和博弈”,还是一场“规则重写”?

传统的“霸权转移”理论预设了一个零和的框架:新兴大国崛起,挑战守成大国,最终取代其地位。在这个框架下,人民币的国际化就是美元的损失,CIPS的扩展就是SWIFT的萎缩,mBridge的壮大就是美国金融制裁能力的削弱。这是一个“你死我活”的叙事。

但2026年的现实远比这个叙事复杂。CIPS的扩展并不以SWIFT的收缩为前提——事实上,CIPS在2026年仍在扩大与香港交易所等传统金融基础设施的连接。mBridge的壮大并不以美元清算的消失为条件——事实上,Agorá项目中的美联储和SWIFT仍然是全球支付体系的支柱。全球金融秩序正在经历的,不是一个“替代”过程,而是一个“分层”过程:在不同的功能层面,不同的货币和基础设施正在找到各自的生态位。

对中国而言,这个“分层”格局意味着什么?

它意味着一个战略机遇,也意味着一个战略陷阱。

机遇在于:美元信用的侵蚀和基础设施的多元化,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窗口,来扩大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金融中的使用范围。CIPS在2026年迎来11家外资银行签约、4家境外银行和14家境内银行上线,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马尔代夫、马来西亚、格鲁吉亚首次迎来CIPS直接参与者。CIPS的参与者已遍布133个国家和地区。这些是实实在在的进展。数字人民币的“出海”正在从概念验证走向商业化放量,mBridge的交易额在2025年底已达到近5000亿元。如果中国能够在这一轮基础设施竞争中建立起足够广泛的网络效应,人民币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的“生态位”将得到实质性的扩展。

陷阱在于:网络效应的竞争是一场“赢家通吃”的游戏。如果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的竞争最终收敛到少数几个主导平台,而中国未能成为其中之一,那么先期的投入可能无法转化为长期的战略资产。更危险的是,如果中美在数字货币基础设施上走向“平行体系”的全面脱钩,全球金融体系可能分裂为两个互不兼容的阵营,而这种分裂对中国的成本可能高于美国——因为中国仍然高度依赖出口和全球供应链,而美元体系的网络效应意味着“脱钩”的代价是不对称的。

对美国而言,“分层”格局同样是一把双刃剑。

一面是:美元在私人部门交易、国际融资和贸易计价中的主导地位,是几十年积累的“存量优势”,不会因为储备份额的缓慢下降而迅速消失。IMF的数据显示,美元计价资产仍占全球官方储备的42%,远超黄金的27%和欧元的15%。SWIFT网络中的美元支付占比仍然超过50%。美国的资本市场深度、法治传统和创新能力,构成了美元主导地位的“粘性”基础。

另一面是:美国的政策选择正在从内部侵蚀这一基础。禁止CBDC的立法、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政治压力、财政可持续性的质疑(38万亿美元联邦债务)、以及金融制裁的过度使用,都在削弱美元作为“可信公共品”的吸引力。世界黄金协会调研中90%的央行选择黄金作为“危机时期表现”的资产,这一比例的创纪录高位,反映的正是对美元“避风港”功能的深层怀疑。当央行们开始认真讨论“如果美国冻结我们的储备怎么办”时,美元体系的信用就已经受到了不可逆的伤害。

五、一个必要的框架:如何理解争霸战的本质

在展开后续章节的详细分析之前,有必要建立一个理解“全球金融争霸战”的基本框架。因为“争霸战”这个词本身就充满了误导性:它暗示着一场有明确对手、明确战场、明确胜负的战争。但2026年的现实告诉我们,真相远比这复杂。

争霸战的战场不是“货币”,而是“基础设施”。 货币的竞争(美元vs.人民币vs.欧元)只是表层现象。真正的竞争发生在更深的层面:谁控制支付网络,谁定义技术标准,谁提供清算服务,谁制定合规规则。SWIFT、CIPS、mBridge、BRICS Pay、Agorá——这些基础设施之间的竞争,才是争霸战的核心。因为基础设施具有网络效应和路径依赖:一旦一个支付网络被广泛采用,切换成本就会变得极高。基础设施的竞争不是“谁更好”的竞争,而是“谁先形成足够大的网络”的竞争。

争霸战的参与者不是“国家”,而是“生态系统”。 传统的国家间竞争框架无法完全解释2026年的现实。参与竞争的不仅是主权国家,还有中央银行、商业银行、科技平台、稳定币发行人、区块链协议。贝莱德发行代币化基金,纳斯达克建设数字资产交易基础设施,Tether发行格鲁吉亚拉里稳定币——这些行为不能被简单地归类为“美国的”或“中国的”。它们是一个复杂的、跨国的、多维度的生态系统中的行为者,其忠诚和利益是分散的、多重的。

争霸战的结局不是“替代”,而是“共存”。 最可能的长期结局不是人民币取代美元,也不是某种超主权货币的诞生,而是一个功能分化的多极货币体系:美元在私人部门交易和部分贸易结算中维持主导,人民币在区域贸易和“一带一路”走廊中扩大份额,欧元在欧洲及其邻近地区深化整合,黄金作为非主权储备资产的功能持续强化,而数字货币基础设施则构成一个“竞争性共存”的底层架构。这个体系的特征是:没有单一的主导者,但也没有完全的混乱。它是一个“有规则的竞争”体系,而非“无规则的争霸”体系。

这个框架的意义在于:它让我们能够同时持有两种判断。一方面,美元的主导地位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崩溃——它的网络效应、制度基础和金融市场深度仍然是无可匹敌的。另一方面,美元作为“唯一选项”的时代正在终结——不是因为它被击败了,而是因为世界找到了替代性的、互补的、分层的选项。这两者并不矛盾。它们共同构成了2026年这个历史节点的完整图景。

六、本报告的结构与立场

本报告以“结构—行为—绩效”范式为基本分析框架,辅以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和网络效应理论。在数据处理上,严格区分存量效应(估值变化导致的份额波动)与流量效应(主动配置决策的变化),避免将汇率波动误读为结构性转变。在判断标准上,坚持“行为证据优先于言论证据”的原则:央行官员的公开表态固然重要,但真正的信号在于它们实际做了什么。

报告的结构如下:第一章审视全球金融权力格局的结构性位移,核心判断是美元份额的“长周期衰退”真实但非线性。第二章深入分析数字货币基础设施的霸权争夺,关注CBDC、稳定币和传统支付网络改造之间的竞争与融合。第三章关注机构资本的链上迁徙与DeFi的范式转型。第四章从产业集群、人才、监管和量子安全等维度分析金融科技竞争格局的“东升西降”。第五章审视地缘政治与金融基础设施的“阵营化”风险。第六章提出2027—2030年的三种情景推演。

本报告的立场是分析性的而非倡导性的。它不试图论证某种货币体系“应该”取代另一种,也不试图预言某种“结局”的必然性。它的目标是理解实际正在发生什么,以及为什么这些变化以当前的方式发生。在一个充满噪音和叙事的领域,清晰的分析本身就是稀缺品。

2026年是一个需要同时持有两种看似矛盾的判断的年份:美元体系在可预见的未来仍将是全球金融的“默认选项”,但其作为“唯一选项”的时代正在终结。2027年的纽约,将检验美国是否能够将“默认选项”的地位转化为“首选选项”的竞争力。而中国,将检验其能否将基础设施的先发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网络效应。这场争霸战的结局,将深刻塑造21世纪全球金融秩序的形态。

第一章全球金融权力格局的结构性位移

一、美元体系:霸权惯性与信用侵蚀

(一)美元储备份额的“长周期衰退”

1. IMF COFER数据的结构性解读

(1)2025年美元储备份额降至56.77%的历史低位

2026年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布了备受瞩目的COFER(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数据。2025年第四季度,美元在全球已分配外汇储备中的份额降至56.77%。这一数字本身并不令人意外——它延续了自2001年以来长达四分之一个世纪的缓慢下行轨迹。但它的象征意义不容忽视:这是美元在全球储备体系中自1995年COFER数据开始编制以来的最低水平之一。

要理解这个数字的分量,需要将它置于更长的历史坐标中。1995年,COFER首次发布时,美元份额为58.9%。也就是说,2025年的56.77%不仅低于2001年的72%峰值,甚至低于三十年前数据序列起点时的水平。这意味着,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美元在国际储备体系中的“净份额”实际上不升反降,只不过在2001年之前,它曾经有过一段显著上升期,将份额推高至72%,随后才开始漫长的回落。

更值得关注的是趋势的方向而非绝对水平。56.77%的份额仍然遥遥领先于第二名欧元(约20%)和第三名日元(约6%),美元作为“首要储备货币”的地位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受到实质性挑战。但趋势的持续性本身构成了一种结构性信号:当一个份额以年均约0.5—0.6个百分点的速度持续下降超过二十年时,它所反映的不是周期性波动,而是某种更根本的力量在起作用。

(2)与2001年72%峰值相比的长期趋势

2001年的72%峰值是一个特殊历史时刻的产物。冷战结束后的“单极时刻”、美国经济的“新经济”繁荣、以及欧元诞生初期的疲软,共同将美元推向了前所未有的主导地位。此后的二十余年中,这些支撑因素逐一消退:欧元站稳脚跟并成为第二大储备货币,新兴市场央行积累起规模庞大的储备并开始寻求多元化,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暴露了以美元为中心的金融体系的系统性脆弱,而2022年俄罗斯储备的冻结则将“美元武器化”从理论风险变为现实体验。

从72%到56.77%,十五个百分点的降幅在二十五年中完成,年均约0.6个百分点。这个速度既不算“天崩地裂”,也绝非“微不足道”。SCIO Capital的分析指出,如果按当前速度线性外推,美元储备份额可能在未来十年内跌破50%。50%是一个心理阈值——它意味着美元将从“绝对主导”变为“相对多数”,从“唯一默认选项”变为“首选之一”。这种质变的意义远超量变的数字本身。

但线性外推是危险的。美元份额的下降从来不是匀速的。2001年至2010年的降幅相对温和,2010年至2015年有所加速,2015年至2020年则出现分化——部分年份份额甚至小幅回升。真正引发广泛关注的是2022年之后的加速迹象。俄罗斯储备被冻结的冲击、金砖国家本币结算议程的推进、以及美国国内政治极化和财政可持续性质疑的加剧,共同构成了一个“多重压力叠加”的窗口期。

(3)2020—2026年降幅的量化分析

2020年至2026年的数据尤其值得仔细审视,因为这六年涵盖了新冠疫情冲击、俄乌冲突爆发、以及全球地缘政治格局的剧烈重组。

根据IMF COFER数据,2025年第四季度的56.77%与2020年第四季度的约59%相比,下降了约2.2个百分点。年均降幅约0.37个百分点——实际上低于2001—2020年的长期均值。这个发现颇为反直觉:在地缘政治冲击最为剧烈的时期,美元储备份额的下降速度反而有所放缓。

俄罗斯媒体的解读走得更远。参考消息援引俄媒报道称,美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占比“已跌至约40%”,六年内“损失近14个百分点”。这一说法与IMF官方数据存在显著差异。差异的来源可能在于统计口径:IMF COFER数据仅涵盖“已分配”储备,而俄媒引用的可能是一个更宽泛的“美元计价资产”概念,或包含了估值效应的粗略估算。在严肃分析中,必须以IMF的官方COFER数据为准,因为它是唯一具有全球代表性和方法论一致性的储备货币构成数据。

但即便是IMF的数据,也需要审慎解读。2026年第一季度,美元份额出人意料地回升至57.13%,较上一季度上升了0.71个百分点。这个反弹本身并不足以推翻长期趋势,但它提醒我们:储备份额的短期波动受估值效应、汇率变动和个别国家配置决策的强烈影响,不能简单等同于“去美元化”的进展或停滞。

2.纽约联储的“反叙事”:去美元化被夸大?

(1)戈德堡与帕尔塔萨拉蒂的核心论证

在“去美元化”叙事甚嚣尘上之际,纽约联储的研究人员提供了一个冷静的“反叙事”。琳达·戈德堡与奥利弗·汉纳维在2026年修订发布的工作人员报告中,系统性地挑战了“广泛去美元化”的主流解读。

她们的核心论证简洁而有力:全球储备中美元份额的下降,并不反映各国央行的普遍性减持,而是少数大型储备持有国的集中行为所驱动的统计现象。戈德堡与斯内哈·帕尔塔萨拉蒂在后续博客中进一步阐述:“几乎没有证据表明官方部门出现了广泛的美元多元化。当总量统计数据实际上反映的是少数大型参与者的集中行动时,它们可能制造出关于广泛趋势的误导性印象。”

这一论证的意义在于:它区分了“美元份额下降”这一事实与“去美元化”这一解读。前者是数据,后者是叙事。数据可以是真实的,但叙事可能是误导性的。

(2)分解分析框架:偏好渠道与储备变动渠道

纽约联储的研究引入了一个关键的方法论创新:将美元储备份额的变化分解为两个渠道。

偏好渠道:反映的是各国央行主动调整其储备组合中美元资产比重的行为。如果央行们系统性地减少美元配置、增加其他货币或黄金,这就会通过偏好渠道压低美元份额。

储备变动渠道:则反映的是这样一个事实:不同国家的储备规模增长(或收缩)速度不同,而不同国家的美元配置偏好存在差异。如果某个持有大量美元储备的国家(如中国)的储备规模下降,或者某个持有较少美元储备的国家(如某些石油出口国)的储备规模上升,即使各国自身的配置偏好没有变化,全球加总的美元份额也会发生变化。

戈德堡和汉纳维的实证分析发现,2015年至2019年期间,中国和俄罗斯的主动减持主导了偏好渠道的美元份额下降。而在2019年至2023年期间,中国、俄罗斯、墨西哥和摩洛哥是储备变动渠道的主要贡献者。换言之,美元份额的下降在很大程度上是少数几个国家的特定行为的结果,而非全球央行“集体转向”的体现。

(3)中国、俄罗斯、瑞士在两种渠道中的差异化角色

中国和俄罗斯的角色尤为关键。根据纽约联储的分析,中国和俄罗斯在2015—2019年间通过偏好渠道(主动减持美元资产)显著压低了全球美元份额;而在2019—2023年间,它们又通过储备变动渠道(俄罗斯因制裁导致储备规模收缩,中国因汇率干预和资本流动管理导致储备变动)继续施加下行压力。

这两个国家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面临(或曾经面临)与美国的地缘政治紧张关系,都有明确的“去美元化”战略动机。它们的行动是战略性的,而非趋势性的。将中俄的行为外推为“全球央行都在减持美元”,是一种逻辑上的跳跃。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瑞士等传统中立国。瑞士国家银行在储备管理上保持了高度的审慎和保守,其美元配置的变动主要反映的是风险管理考量而非地缘政治立场。瑞士的例子说明,即使在中立国家,美元份额的变化也更多是技术性调整而非战略性转向。

(4)数据缺失问题的样本偏差:四大储备持有国的隐含贡献

纽约联储研究的一个隐含但重要的发现,涉及COFER数据的“未分配”部分。IMF的COFER数据集存在一个长期问题:并非所有国家都报告其储备的货币构成。2025年第二季度,“未分配”部分约为9193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7.1%。这个比例虽然已从历史高位大幅下降,但仍然构成显著的数据缺口。

更关键的是,未分配储备的持有者往往是非透明的。IMF在2025年开始使用插补方法填补这一缺口,但插补本身依赖于统计假设,可能引入偏差。戈德堡和汉纳维的研究暗示,如果主要储备持有国(尤其是那些配置行为与全球平均显著不同的国家)的数据不完整,全球加总的美元份额可能被系统性高估或低估。

这个方法论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意味着我们可能无法精确知道“真实的”全球美元储备份额。我们只能知道“已报告”的份额,而后者可能并不完全代表全貌。纽约联储的“反叙事”因此获得了一个额外的维度:如果数据本身存在结构性偏差,那么基于这些数据的“去美元化”叙事就需要更加审慎的对待。

3.份额下降的归因分析

(1)美元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

综合IMF、纽约联储、以及学术界的分析,美元储备份额的长期下降可以归因于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

第一,相对经济规模的收缩。美元在国际储备中的份额与美国经济在全球GDP中的份额之间存在长期的正相关关系。2001年,美国占全球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约20%;2026年,这一比例已降至约15%。经济权重的相对下降,不可避免地反映在货币的国际使用中。杰弗里·弗兰克尔在SEACEN政策峰会的演讲中指出,“美国经济的相对衰退正在侵蚀美元的主导地位”。

第二,金融制裁的“武器化”效应。 这是2022年后最显著的新变量。七国集团冻结约3000亿美元俄罗斯外汇储备的决定,向所有储备管理者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持有美元计价资产不再是“零风险”的。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所的报告指出,“2022年七国集团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的决定,成为促使其他央行加速购买黄金作为防御措施的催化剂”。制裁的“溢出效应”不仅影响被制裁国,还影响所有观察者——它们开始重新评估“将国家储蓄存放在地缘政治对手的金融基础设施中”的成本。

第三,美国政策可预期性的下降。弗兰克尔的分析强调了“美国财政政策担忧,特别是飙升的赤字、货币融资和违约风险”对美元信心的侵蚀。更重要的是,2025年4月2日的“解放日”事件被广泛视为美元“避风港”地位受损的标志性时刻:当全球风险上升时,市场反而抛售美元,这与2008年金融危机中美元因避险需求而升值的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

(2)非美货币储备余额的本币计值实际变化

一个关键的方法论区分是:美元份额的下降,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美元资产的“主动减持”,在多大程度上只是“估值效应”?

2026年第一季度美元份额的回升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案例。从56.42%升至57.13%,这一变化几乎完全由汇率估值效应驱动。当美元对欧元、日元等主要货币升值时,以美元计价的非美元资产价值下降,美元在总储备中的份额机械性地上升。反之亦然。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的管涛等学者曾系统性地论证:美元储备份额的下降,主要受累于汇率贬值而非主动减持。如果将非美货币储备余额按其本币计值来看,实际变化远小于美元计价的表面变化。这意味着,“去美元化”的叙事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元升值/贬值周期”的投射,而非独立的战略性转变。

但这并不意味着估值效应不重要。恰恰相反,估值效应的持续性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如果美元长期处于贬值趋势,那么即使各国央行不主动减持,美元份额也会被动下降。更重要的是,估值效应会影响储备管理者的心理和决策:当持有美元资产的“本币回报”持续为负时,即使没有地缘政治动机,多元化配置也变得更具吸引力。

(3)区分“估值效应”与“主动配置决策”的方法论意义

区分估值效应与主动配置决策,是理解美元储备地位变化的关键。

估值效应是“被动”的:它反映的是市场价格变动对存量资产组合的影响。一个央行可能完全没有改变其美元资产的“数量”,但由于欧元升值或黄金价格上涨,其组合中的美元份额就下降了。

主动配置决策是“主动”的:它反映的是央行在边际上增持或减持美元资产的行为。这是真正的“偏好变化”的证据。

从政策含义来看,两者的意义截然不同。如果美元份额的下降主要是估值效应,那么它反映的是市场力量而非战略选择;如果主要是主动配置决策,那么它反映的是对美元体系信任的实质性下降。

纽约联储的研究表明,主动配置决策的贡献是集中的、有限的:少数几个国家(主要是中俄)进行了显著的主动减持,而绝大多数国家的配置行为保持稳定甚至有所增持。这个发现将“去美元化”从一个“全球趋势”降格为一个“局部现象”。

但“局部现象”不等于“不重要”。如果足够大的局部采取了行动,它的系统效应可能远超其数量占比。中国和俄罗斯的储备规模合计超过4万亿美元,它们的行为对全球加总数据的影响是实质性的。更重要的是,它们的行动可能产生示范效应:如果沙特、印度、巴西等国开始效仿,那么“局部”就可能演变为“趋势”。

2026年的数据尚不支持“趋势已经形成”的判断。但也不支持“一切如常”的结论。真相存在于两者之间:美元体系的“信任基础”正在被侵蚀,但“信任替代”尚未形成足够规模。这是一个“方向已定、速度未定”的过渡期。

(二)美元主导地位的“功能分化”

1.储备货币功能 vs.贸易支付功能的分离

(1)SWIFT支付占比50.49%的韧性

如果说储备份额的下降描绘了美元的“黄昏”,那么支付份额的数据则讲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故事。

根据SWIFT数据,2026年3月,美元在国际交易支付中的占比创纪录地升至51.14%,较2月的49.25%上升了1.89个百分点。这一数字是自2023年SWIFT调整数据收集方法以来的最高水平。到2026年7月,美元支付占比进一步维持在50.99%的高位。

换言之,在储备份额持续下降的同时,美元的支付功能反而在强化。这两个趋势的同时存在,构成了理解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最重要的“功能分化”现象。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分化?答案在于两种功能的使用者结构和决策逻辑不同。储备配置是官方部门(央行)的战略决策,受地缘政治、制裁风险和长期多元化考量的影响。支付结算则主要是私人部门(企业、银行)的交易行为,受网络效应、习惯和交易成本的支配。企业使用美元结算,不是因为“信任美元”,而是因为交易对手也在使用美元。网络效应创造了一种自我强化的均衡:越多人使用美元,使用美元的边际价值就越高。

伊朗战争后的数据进一步验证了这种“功能分化”。彭博社报道指出,中东冲突“正在巩固美元在全球贸易中的主导角色”,美元在国际交易中的份额在2026年3月达到了“创纪录的51.1%”。地缘政治危机强化了而非削弱了美元的支付功能。原因在于:在不确定性上升时,市场参与者倾向于回归流动性最强、接受度最广的货币。美元在这个维度上的优势是压倒性的。

(2)全球贸易56%以美元结算的惯性

储备份额的下降与贸易结算份额的稳定之间的对比,揭示了国际货币体系中一个常被忽视的真相:储备货币功能与交易媒介功能可以相互分离。

美元作为储备货币的“吸引力”在下降——各国央行在边际上更愿意持有黄金或非美元资产。但美元作为交易媒介的“粘性”依然极强——全球贸易中超过一半以美元计价和结算。这种粘性来源于三个因素:定价惯性(大宗商品以美元定价的历史传统)、对冲便利(美元计价的金融衍生品市场深度无与伦比)、以及网络外部性(切换计价货币的协调成本极高)。

摩根大通的Luis Oganes对去美元化的定义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去美元化指的是“对美元的结构性需求的变化”,涵盖外汇交易量中的交易主导地位、商品贸易计价、负债计价以及央行外汇储备份额等领域。按照这个框架,美元在“负债计价”和“交易媒介”领域的结构性需求几乎没有变化,变化主要发生在“储备配置”领域。

(3)离岸融资中美元占比60%的路径依赖

离岸美元融资市场的规模——以欧洲美元市场为核心,延伸至全球各地的美元债券发行——构成了美元体系的“深层基础设施”。全球借款人(包括许多新兴市场政府和公司)仍然偏好以美元发行债券,因为美元投资者基础最广、发行成本最低、二级市场流动性最好。

这种“发行偏好”反过来强化了美元的国际地位:每一次美元债券发行,都创造了对美元结算、美元对冲和美元流动性管理的需求。这是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而这个循环的核心驱动力是私人部门的成本-收益计算,而非官方的战略选择。

因此,即使各国央行在储备配置上“去美元化”,只要私人部门继续以美元融资和交易,美元体系的基础就不会被动摇。央行储备份额的下降,可能只是“官方美元”的减少,而“私人美元”的规模仍在增长。

2.美元指数2026年的“V型反转”及其含义

(1)年初跌破96后的强势反弹至101以上

2026年的美元指数走势,为“功能分化”理论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注脚。

年初,美元指数延续了2025年的弱势,一度跌破96关口。市场对美联储降息的预期、对美国财政可持续性的担忧、以及“去美元化”叙事的升温,共同压低了美元汇率。道明证券在5月的分析中甚至预测,“一旦霍尔木兹海峡恢复通航,美元指数有望持续下破98关口”。

然而,形势在随后的几个月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美元指数从96以下的低位强势反弹,突破101关口,涨幅超过5%。这一“V型反转”的驱动力是多重的。

(2)美联储加息预期的重新定价:从降息到“更高更久”

最直接的驱动力来自美联储政策预期的转变。2026年,凯文·沃什接替鲍威尔出任美联储主席,开启了所谓的“沃什时代”。沃什的政策理念与前任形成了“根本性的路线分野”:他主张“降息+缩表并行”的政策组合,强调利率政策作为核心工具,将资产负债表扩张限制为“应对极端危机的补充手段”。

更具冲击力的是,沃什的鹰派倾向在2026年得到了经济数据的“背书”。5月非农就业数据大幅超出预期(新增17.2万人),3月和4月数据合计上修9.3万人,失业率连续三个月维持在4.3%。劳动力市场的强劲表现“进一步强化了市场对于通胀具有黏性的判断”。

美联储内部的政策分歧也随之扩大。三位地方联储主席明确反对在声明中保留宽松倾向,此前偏鸽的理事Waller也“转向鹰派”。中信证券的分析师预判,“今年美联储将维持当前利率不变,暂不会启动降息”。道明证券更是在5月取消了美联储2026年降息的预期,“预判利率将保持平稳”。

(3)地缘冲突驱动下的避险需求与结构性走弱的张力

第二个驱动力来自地缘政治。伊朗战争及其导致的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将全球能源市场推入了高度不确定的状态。能源价格飙升加剧了通胀压力,迫使市场重新评估美联储的政策路径。与此同时,地缘冲突驱动的避险需求流向美元——尽管这种“避险”与2008年金融危机时的模式有所不同。

2025年4月2日的“解放日”事件曾被视为美元“避风港”地位受损的标志:市场在风险上升时抛售美元。但2026年的伊朗战争似乎逆转了这一模式。彭博社的数据显示,战争期间美元在国际交易中的使用“创下纪录”。这表明,在足够严重的危机面前,美元的避险功能仍然有效——尽管这种有效性可能已经不如从前。

“V型反转”的含义是深远的。它表明美元体系的韧性远比“去美元化”叙事所暗示的更强。储备份额的下降是真实的,但它是慢变量;汇率和资本流动的波动是剧烈的,但它们是快变量。快变量的波动可能暂时掩盖或逆转慢变量的趋势,但不会改变其方向。

更重要的是,“V型反转”揭示了美元体系内部的一种张力:美联储的政策独立性、美国经济的相对韧性、以及美元资产市场的深度,构成了支撑美元汇率的“基本面”;而财政可持续性质疑、政治极化、以及制裁的“信用侵蚀”构成了压制美元的“结构性压力”。这两种力量的拉锯,将在未来数年持续塑造美元的走势。

(三)“武器化”与信用侵蚀的自我强化循环

1.金融制裁的溢出效应:从伊朗到俄罗斯再到更广泛范围

2022年2月,七国集团冻结了约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外汇储备。这一决定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俄罗斯本身。

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所的报告明确指出,“2022年七国集团冻结俄罗斯外汇储备的决定,成为促使其他央行加速购买黄金作为防御措施的催化剂”。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2022年、2023年和2024年,官方部门黄金净购买量分别达到1082吨、1037吨和1045吨——这是有记录以来最高的三年。相比之下,2011—2019年的年均购买量仅为543吨。

但“溢出效应”并不局限于黄金购买。俄罗斯储备被冻结的案例向所有储备管理者发出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如果我的国家与美国发生地缘政治冲突,我的美元储备还安全吗? 这个问题没有简单的答案,但它的提出本身就已经改变了储备管理的计算。

土耳其的例子尤为典型。这个国家“面临了一轮又一轮美国和欧盟的制裁”,其黄金持有量从2000年的116吨增长到2026年的超过800吨,增长了五倍多。土耳其的动机显然不是“去美元化”的意识形态承诺,而是对制裁风险的实际对冲。同样,匈牙利的黄金持有量从3.1吨增长到110吨,波兰从103吨增长到515吨(仅在2025年就购买了约100吨)。

这些案例的共同特征是:它们不是“反美”国家,而是“风险意识强”的国家。波兰是北约成员国,匈牙利是欧盟成员国,它们增加黄金储备的动机并非地缘政治对抗,而是对“美元体系可能被武器化”的预防性反应。这种“预防性反应”的蔓延,可能是美元信用侵蚀最隐蔽也最持久的驱动力。

2.美国财政可持续性质疑:38万亿美元债务的政治经济学

如果说制裁的“武器化”是从外部侵蚀美元信用,那么美国财政的可持续性问题则是从内部动摇美元的基础。

2026年8月,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突破40万亿美元。这一规模“已超出2025年美国全年国内生产总值近10万亿美元”,折算下来,“相当于美国人均背负约11.6万美元的国家债务”。一年仅利息支出就超过万亿美元。

40万亿美元的债务本身并不必然导致危机。只要市场继续愿意以低利率购买美国国债,债务的“可持续性”就只是一个理论问题。但问题在于,购买的意愿正在发生变化。

SCIO Capital的分析指出,“每减少3000亿美元的外国持有量,将推动美国收益率上升超过33个基点”。如果当前的趋势持续,美国利率“可能在未来十年内上升超过60个基点”。更高的利率意味着更高的债务服务成本,这又反过来加剧财政压力,形成一个自我强化的恶性循环。

更重要的是,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与美联储独立性的问题交织在一起。沃什领导下的美联储推行“弱化非货币职能、加速缩表”的政策,被一些观察者解读为对财政纪律的变相支持——通过收紧货币政策来迫使政府控制赤字。但另一些人担忧,如果美联储的独立性受到政治压力的侵蚀,通胀预期可能失控,从而从根本上动摇美元作为“价值储存”的可信度。

3.“美国优先”与美元作为国际公共品的信任折价

美元的国际地位,从根本上是建立在一个隐性契约之上的:美国提供稳定、可预测、非政治化的美元资产作为全球公共品,作为交换,世界接受美元的特权地位。这个契约的核心是可预期性。

“美国优先”的外交政策理念,以及与之伴随的制裁“武器化”、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以及对多边机构的质疑,正在系统性地侵蚀这个契约的可预期性。当一个国家无法确定它的美元储备是否会因为“某一天的政策决定”而被冻结时,美元的“公共品”属性就被削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有条件的使用权”。

这种“信任折价”的后果是渐进的,但可能是深远的。它不会导致美元体系的突然崩溃——网络效应和路径依赖提供了强大的惯性。但它会提高美元体系的“维护成本”:美国需要提供更高的利率、更多的安全保证、以及更可预测的政策环境,才能维持外国对美元资产的需求。而这种“维护成本”的上升,本身就是霸权衰落的信号。

纽约联储的研究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警示:不要将“美元份额下降”简单等同于“去美元化”。数据表明,主动减持美元的国家是有限的,大多数国家的配置行为保持稳定。但同样重要的是,不要将“配置稳定”简单等同于“信任稳定”。当一个国家选择“不增持”美元资产,或者选择“增持黄金作为保险”时,它已经在以行为表达对美元体系的某种保留。这种保留的累积,可能比公开的“去美元化”宣言更具实质意义。

美元体系面临的不是一场即将到来的崩溃,而是一场缓慢的、持续的、由内外部因素共同驱动的信用侵蚀。黄金的崛起、储备份额的下降、支付份额的韧性、以及汇率的剧烈波动,共同构成了一个“分层演化”的图景:在不同的功能层面,美元的地位正在以不同的速度、不同的方式发生变化。理解这种“分层演化”的复杂性,是理解全球金融权力格局结构性位移的关键。

二、多极化货币秩序的渐进建构

(一)欧元:地缘危机中的被动受益者

1.2025年欧元对美元升值13.4%的驱动因素

2025年,欧元对美元汇率录得13.3%至14%的年度涨幅,成为国际货币体系中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这一年,欧元以1.027美元的低点开局——这是自2022年11月以来的最低水平——随后展开了一轮持续而强劲的反弹,7月1日触及1.1807美元的年内高点,最终在年末收于1.1732美元附近。

这轮升值的驱动力,需要从欧元和美元两个维度来理解。

从欧元一侧来看,德国财政刺激政策的转向构成了关键支撑。长期以来,德国被视为欧元区财政保守主义的堡垒,其“债务刹车”机制限制了财政扩张的空间。但2025年,德国政府在财政政策上做出了历史性的调整,市场对这一转变的解读是积极的:它意味着欧元区最大的经济体终于愿意动用财政工具来支持增长,而不仅仅是依赖货币政策的单边努力。伦敦证券交易所集团的分析明确指出,欧元的升值“既反映出市场对德国财政刺激政策的乐观情绪”。

从美元一侧来看,疲软是更为直接的驱动力。美元在2025年面临了多重压力。特朗普政府重返白宫后推行的关税政策,虽然在短期内通过贸易条件效应支撑了美元,但更广泛的影响是削弱了市场对美国政策可预期性的信心。关税的反复无常、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政治压力、以及财政赤字持续扩大的前景,共同构成了美元的“结构性拖累”。货币市场定价显示,市场预期美联储在2026年可能再降息两次,而欧洲央行预计将维持利率不变,利差的收窄为欧元提供了额外的支撑。

丹麦银行的分析进一步指出,中期来看,欧元兑美元的上涨趋势可能持续,“这得益于实际利率差距缩小、欧洲资产市场复苏以及对美国机构信心的减弱”。这三个因素中,第三个——“对美国机构信心的减弱”——尤为关键。它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逻辑:欧元的升值,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自身政策选择的结果,而非欧洲做对了什么。

2. OMFIF调查中发达国家央行对欧元的偏好回升

官方货币与金融机构论坛的年度储备管理调查,为理解央行对欧元的真实态度提供了一个独特的窗口。2025—2026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发达国家央行对欧元的偏好出现了温和但值得注意的回升。

这种偏好回升的驱动因素,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

第一个层面是“多元化”的技术性需求。随着美元储备份额的持续下降,各国央行需要为减持的美元配置寻找替代资产。黄金是主要受益者,但黄金存在一个结构性缺陷:它不产生收益,且存储和交易成本较高。对于需要在“多元化”和“收益性”之间取得平衡的储备管理者而言,欧元资产提供了一个折中选项。欧元区主权债券市场——尤其是德国国债——提供了美元资产之外最深度、最流动的“无风险”资产池。

第二个层面是地缘政治的风险管理。俄罗斯储备被冻结的冲击,促使许多央行重新评估“将储备集中于单一司法管辖区”的风险。对于与美国存在潜在地缘政治摩擦的国家(包括一些发达国家)而言,将部分储备配置于欧元区,是一种风险分散而非战略转向。欧元区的法治传统、对私有产权的尊重、以及相对可预期的政策环境,使其成为“次优但安全”的替代选项。

但调查同时显示,这种偏好回升是温和的、有条件的。欧元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在2025年底仅约为20%,较2024年略有上升,但远未回到2009年约28%的峰值水平。央行们对欧元的“偏好”,更多体现为“不排斥增持”,而非“主动追求替代美元”。两者之间的差别,决定了欧元在可预见的未来只能是美元体系的“补充”而非“挑战者”。

3.欧元的结构性局限:无风险资产供给不足与财政一体化缺位

欧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潜力,受到两个深层结构性缺陷的制约。这两个缺陷在2025—2026年的地缘危机中暴露得尤为明显。

第一个缺陷是无风险资产供给不足。美元体系的核心支柱之一,是美国国债市场提供的“全球安全资产”池。美国国债市场规模超过25万亿美元,深度和流动性无可匹敌,是全球金融体系的“抵押品之王”。欧元区缺乏一个与之对应的统一主权债券市场。德国国债虽然信用质量最高,但存量规模仅为约2万亿欧元,远不足以满足全球储备管理的需求。法国、意大利等国的主权债券提供了规模,但信用质量参差不齐,难以充当“无风险”资产。欧元区共同债券(如“下一代欧盟”债券)是一个有希望的实验,但其规模和持续性取决于政治共识,而非制度化的长期安排。

国际清算银行的演讲对此给出了一个清醒的判断:在衡量货币国际地位的各项标准上,“欧元从这场动荡中只获得了很少的好处。尽管欧元在债务工具中的份额有所增加,但黄金才是美元信心丧失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这个判断的核心含义是:当市场寻找“替代美元”的资产时,它们更倾向于选择黄金而非欧元。黄金没有信用风险、不受任何司法管辖区控制、不依赖任何政治共识——这些“缺陷”在地缘政治动荡时期反而成为优势。欧元无法在这些维度上与黄金竞争。

第二个缺陷是财政一体化缺位。货币联盟如果没有财政联盟作为支撑,其应对不对称冲击的能力就受到根本性限制。欧元区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的“主权债务危机”中已经暴露了这一缺陷:没有财政转移机制,边缘国家在遭遇冲击时只能依赖内部贬值(压低工资和价格),而无法通过财政转移获得缓冲。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下一代欧盟”基金的创立是一个突破,但它是一次性的、有时限的危机应对工具,而非制度化的财政能力。

BIS的演讲隐含了一个更深的判断:欧元区缺乏一个能够在危机中“发行安全资产”的中央财政当局。美国国债之所以被视为“无风险”,不仅因为美国的经济实力,更因为美联储作为最后贷款人的能力,以及联邦政府作为统一借款人的信用。欧元区没有对应的机构。欧洲央行可以购买各国债券,但它不能“发行”欧元债券——那是各国政府的权力,而各国政府在发行共同债券问题上缺乏政治共识。

这两个结构性缺陷意味着:欧元在地缘危机中的“被动受益”,很难转化为“主动崛起”。当美元信用受损时,欧元是“相对不那么差”的选项,而非“明确更好”的选项。黄金的崛起恰恰证明了这一点:市场在寻找美元替代品时,绕过了欧元,选择了那个最古老、最“非政治化”的资产。

(二)人民币:从贸易结算到基础设施输出

1. CIPS的系统升级:从跨境人民币到全球多币种平台

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与欧元形成了鲜明对比。欧元依靠的是制度性权力——一个统一货币区的经济规模和制度框架。人民币依靠的则是基础设施的渐进输出——通过支付系统、清算网络和数字货币平台的扩展,在现有的美元体系“内部”和“外部”同时建立替代性通道。

CIPS(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升级是这一战略的核心载体。2026年,CIPS的参与者网络持续扩展,迎来了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马尔代夫、马来西亚、格鲁吉亚等国的首批直接参与者。CIPS的参与者已遍布133个国家和地区,业务覆盖19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300家法人银行机构。

更具战略意义的是CIPS与香港交易所的合作。2026年,双方签署合作备忘录,港交所的场外结算公司有望在年底前成为CIPS直接参与者,“通过CIPS直接进行人民币资金结算”。这一进展的意义在于:它使CIPS从“跨境贸易结算通道”向“国际金融基础设施”延伸。当港交所——全球最重要的离岸人民币中心——的结算系统与CIPS直接对接时,人民币的金融市场功能(而非仅仅是贸易结算功能)获得了基础设施支撑。

CIPS的“多币种”潜力也不容忽视。虽然CIPS以人民币结算为核心,但其技术架构支持多币种处理。在理论上,如果CIPS的参与者网络足够广泛,它完全可以演进为一个多币种的跨境支付平台——不仅仅处理人民币,也处理其他货币的跨境结算。这种“平台化”的演进路径,与SWIFT的报文系统有本质区别:SWIFT只传递信息,不处理资金;CIPS同时处理信息和资金,具有更强的“闭环”能力。

2. mBridge的商业化进程:五国央行联盟的实际进展

如果说CIPS是人民币国际化的“主干道”,那么mBridge(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就是一条绕开传统代理行体系的“数字高速公路”。

mBridge由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中央银行、阿联酋中央银行联合牵头,国际清算银行创新中心协调推进。2024年6月,mBridge进入“真实交易持续运行阶段”。到2026年,这一项目已经从概念验证走向商业化放量。

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在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上透露,自mBridge进入真实交易阶段以来,已吸引49家商业银行参与,其中包括21家境外外资银行。截至2025年底,mBridge累计交易额折合人民币近5000亿元。

商业化放量的证据在2026年三季度集中涌现。兴业银行在广州落地货币桥澳门支付业务,平安银行杭州跑通首笔代理模式货币桥跨境汇款。天府立言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的评价具有标志性意义:“兴业、平安相继落地企业级和代理模式业务,标志着股份制银行开始批量接入,而非仅限国有大行和试点机构。这意味着‘货币桥’这条通道已从概念验证阶段真正走向商业化放量。”

效率的提升是数量级的。传统跨境支付需经多家代理行中转,平均耗时1至3个工作日,手续费高且流程不透明。mBridge实现参与银行点对点直接交易,跳过中间环节。据某大型国有银行内部人士透露,mBridge平台处理一笔跨境支付业务最快可于7秒内完成,整体可节约50%以上成本。邮储银行广西分行为某大型纸业集团完成2亿元货物贸易跨境汇款,资金8秒到账;建设银行内蒙古分行为蒙牛乳业办理4.15亿元跨境收款,企业跨境结算综合成本降至原来的三分之一。

澳门在2026年6月正式加入mBridge项目,首批11家澳门本地银行参与跨境交易。中国石油顺利完成澳门与香港间的首笔mBridge跨境交易,并成功落地澳门通往阿联酋的首笔交易,“为人民币直接进入中东市场开辟出新通道”。澳门金融管理局主席黄善文的表态揭示了这一进展的战略含义:“这将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发展,推动中葡金融服务平台在数字金融跨境合作领域发挥更为重要的枢纽价值。”

mBridge的战略意义,不在于其当前交易量相对于SWIFT的规模(后者日均处理数万亿美元),而在于它证明了“绕开美元清算网络进行跨境支付”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在经济上是有利的。一旦这一证明被广泛接受,美元体系的“网络效应护城河”就出现了一个缺口。缺口的大小取决于mBridge的扩展速度,但缺口的存在本身,就已经改变了博弈的规则。

3. 2026年3月沙特对华石油人民币结算41%的里程碑意义

2026年3月,沙特对华石油贸易中人民币结算比例达到41%。这一数字的象征意义远超其经济含义。

“石油美元”体系的核心,是沙特等海湾产油国以美元计价和结算石油出口,并将获得的美元收入投资于美国国债和其他美元资产。这一循环创造了美元的结构性需求:任何想要购买石油的国家,首先需要获得美元。沙特对华石油贸易中人民币结算比例的跃升,意味着这一循环正在被局部打破。

41%这个数字的来源和测算方法需要审慎对待。它可能反映的是特定时段、特定合同的结算货币选择,而非沙特石油出口的整体格局。但即便如此,它的信号意义是清晰的:沙特愿意接受人民币作为石油贸易的结算货币。这一意愿的根源,不在于沙特“偏好人民币”,而在于沙特在风险管理上的考量:将所有的石油收入以美元计价,意味着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如果美国与沙特的关系出现紧张(无论是由于人权问题、也门战争、还是9/11诉讼),沙特的美元资产就面临被冻结或制裁的风险。

俄罗斯的示范效应也不可忽视。俄罗斯对华油气贸易中人民币结算比例超过90%。这一比例之所以如此之高,部分原因是俄罗斯在2022年后被排除在美元体系之外,人民币成为唯一可行的替代选项。但对于沙特而言,人民币结算是一种主动的战略选择,而非被动的生存需要。这种“主动选择”的意义,远大于“被动适应”。

4.人民币储备份额“三连跌”后的企稳信号

与贸易结算领域的进展形成对比的是,人民币在官方储备领域的表现乏善可陈。

根据IMF的COFER数据,截至2025年底,人民币在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份额约为2%。这一份额较2022年的峰值有所回落,经历了“三连跌”后的企稳。2025年,人民币储备余额为2565亿美元,结束年度“三连跌”,增加20亿美元,增长0.8%。

但“企稳”的含义需要审慎解读。管涛的分析指出了一个关键的方法论问题:根据IMF披露的储备数据和美联储披露的汇率数据测算,2025年全球人民币储备余额折本币减少637亿元人民币,略大于中债登数据显示的境外机构持有境内人民币国债托管量减少529亿元人民币。但“这不意味着2025年境外减持境内人民币国债都是境外央行抛售人民币储备所致”。鉴于同年2年期和10年期中国国债收益率分别上行22和17个基点,“IMF披露的全球持有人民币储备数据按市值重估,包含了中债价格下跌引发的负估值效应”。

换言之,人民币储备份额的“企稳”,在一定程度上是估值效应的结果,而非主动配置的结果。当中国国债价格下跌时,以美元计价的人民币储备余额机械性地下降;当债券价格企稳或回升时,余额被动回升。储备管理者是否主动增持了人民币资产,与被动估值变化导致的人民币份额变化,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更根本的制约在于:人民币的可兑换性和资本账户开放程度,限制了其作为储备货币的吸引力。储备货币的核心功能是“在需要时可以随时动用”。人民币在资本账户下仍受管制,境外央行持有的人民币资产在转换为其他货币时面临限制。这一制度性约束,使得人民币在“储备货币”维度上难以与美元、欧元甚至日元竞争。贸易结算可以绕过资本账户管制(通过经常项目下的安排),但储备配置无法绕开。

(三)黄金的“回归”:非主权储备资产的重新发现

1.黄金储备份额27.95%的“十连涨”

2025年,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中的份额达到27.95%,实现了连续第十年上涨。与此同时,美国国债的份额从25%滑落至22%。上一次境外官方黄金储备规模高于美债,需要追溯到1996年。

但“黄金超越美债”这一叙事的背后,存在一个重要的方法论问题。欧洲央行的分析指出,黄金份额的跃升“主要由估值变动推动”。如果沿用2023年的金价核算,美国国债仍以26%的占比稳居首位,黄金仅为16%。这意味着,所谓的“黄金超越美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价格现象,而非配置现象。

这不是要否定变化的真实性。价格现象和配置现象之间的界限从来不是泾渭分明的。当金价持续上涨时,储备管理者面临的实际压力是真实的:不配置黄金意味着在“无风险资产”组合中持续落后于同行。这种“被动的主动”,本身就是结构变化的一种表现形式。世界黄金协会的调研显示,45%的央行计划在未来12个月内增加黄金储备,创下历史纪录。因黄金是“历史遗留资产”而持有它的央行比例从2025年的62%骤降至46%,而将黄金视为“主动配置的战略资产”的比例大幅攀升。认知的转变,可能比配置的调整更具长期意义。

2.美元在黄金外汇储备合计中占比“十连跌”至40.90%

一个更具分析价值的指标,是美元在“黄金+外汇储备”合计中的占比。这个指标将黄金和外汇储备视为一个整体,避免了“黄金价格上涨导致份额机械性上升”的估值效应问题。

这一指标在2025年降至40.90%,同样实现了“十连跌”。这个数据的含义是:即使考虑了估值效应,美元在“硬通货”储备中的相对地位仍在持续下降。下降的份额被黄金和非美元货币共同瓜分。黄金的份额上升,部分反映了央行主动增持的行为;非美元货币份额的上升,部分反映了储备管理者对美元“信用质量”的重新评估。

3.央行购金行为的动机分解:多元化 vs.去美元化

央行购金的动机,是理解这一趋势的关键。将动机简单归结为“去美元化”,是一种过度简化。更准确的分析需要区分多元化和去美元化两个不同的逻辑。

多元化的逻辑是技术性的、风险管理导向的。黄金与美元资产的相关性较低,在美元资产价格下跌时,黄金往往能够提供对冲。对于追求“有效前沿”优化的储备管理者而言,增持黄金是一种标准的组合管理决策,与地缘政治立场无关。波兰、匈牙利等北约和欧盟成员国的购金行为,主要属于这一类别。波兰黄金持有量从103吨增长到515吨(仅在2025年就购买了约100吨),匈牙利的黄金持有量从3.1吨增长到110吨。这些国家增加黄金储备的动机并非“反美”,而是对“美元体系可能被武器化”的预防性反应。

去美元化的逻辑是战略性的、地缘政治导向的。中国和俄罗斯的购金行为,部分属于这一类别。但纽约联储的研究表明,中国和俄罗斯的“去美元化”行为是集中的、有限的——它们的行为对全球加总数据产生了显著影响,但并未引发广泛的“跟随效应”。大多数国家的配置行为保持稳定。

这两种逻辑的区分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如果央行购金主要是“多元化”,那么它对美元体系的冲击是边际性的——黄金和美元可以共存,多元化不等于替代。如果央行购金主要是“去美元化”,那么它对美元体系的冲击是结构性的——储备管理者在系统性地“撤离”美元资产。

2026年的证据更支持“多元化”而非“去美元化”的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去美元化”的逻辑不重要。恰恰相反,即使是“多元化”逻辑驱动的购金行为,也在客观上削弱了美元体系的“网络效应”。当越来越多的央行将黄金纳入储备组合时,美元的“唯一性”就被削弱了。多元化本身,就是一种“去中心化”。

(四)金砖框架下的“选择而非替代”逻辑

1.新德里峰会的金融架构议程

2026年9月,第十八届金砖峰会在印度新德里举行。金融架构是此次峰会的核心议程之一。峰会的基调——从各方释放的信号来看——是审慎而务实的。没有“取代美元”的豪言壮语,有的是“建设基础设施”的具体承诺。

这种务实基调反映了金砖国家内部的一个重要现实: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差异。中国和俄罗斯有明确的“去美元化”战略动机,印度和巴西则更为审慎。印度尤其关注的是战略自主而非对抗美元——印度希望拥有一个“不依赖任何单一国家”的支付基础设施,但印度并不寻求以人民币为核心构建替代体系。这种内部的张力,决定了金砖框架下的金融合作必然是渐进的、模块化的,而非激进的、系统性的。

2. BRICS Pay的支付基础设施野心

BRICS Pay是金砖金融架构议程中最具操作性的项目。2026年9月,在普京访问印度期间,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RDIF)、BRICS Pay JSC与BRICS Pay India签署合作协议,目标是在印度建立“开放、有韧性、技术独立的跨境支付基础设施”。

RDIF首席执行官基里尔·德米特里耶夫的表态揭示了BRICS Pay的定位:“BRICS Pay可以作为一个实用工具,补充现有的国家支付解决方案,并确保它们的互操作性。” “补充”和“互操作性”这两个关键词,精确地界定了BRICS Pay的战略逻辑:它不是要替代SWIFT或CIPS,而是要连接它们。BRICS Pay的目标是成为一个元平台——一个让各国支付系统能够相互通信的“翻译层”。

BRICS Pay JSC于2025年在莫斯科注册,负责开发支付处理系统、软件模块和基础设施解决方案。BRICS Pay India将作为印度市场的业务和协调伙伴,负责对接银行、支付服务提供商和商户。这种“技术伙伴+本地伙伴”的分工模式,反映了金砖国家合作的一个典型特征:去中心化的执行、协调化的标准。

3.新开发银行的本币融资实验:“赚本币、借本币”的逻辑

新开发银行(NDB)的本币融资实验,是金砖金融架构中一个被低估但具有深远意义的维度。

传统的多边开发银行(如世界银行)以美元为主要融资货币。借款国借入美元,用于国内项目,但项目的收益以本币计价。这种“货币错配”在借款国货币贬值时会造成偿债困难。NDB的实验是:以借款国本币提供贷款。如果项目在巴西,就以雷亚尔贷款;如果在印度,就以卢比贷款。项目的收益以本币计价,贷款的偿还也以本币计价,货币错配被消除。

这一实验的战略含义在于:它创造了对非美元货币的结构性需求。当NDB以雷亚尔发放贷款时,它需要获得雷亚尔资金——或者通过发行雷亚尔债券(“熊猫债券”的变体),或者通过货币互换安排。这为巴西雷亚尔创造了一个机构性的需求来源,而不仅仅是依赖私人部门的交易需求。

“赚本币、借本币”的逻辑,与人民币国际化的路径有异曲同工之处:通过创造对非美元货币的机构性需求,来降低对美元融资的依赖。它不是“取代美元”,而是“在美元体系之外,建立替代性的融资循环”。

4.金融多极化的“管道式建构”而非“宣言式创造”

综合以上分析,金砖框架下的金融多极化路径可以概括为“管道式建构”而非“宣言式创造”。

“宣言式创造”的特点是: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宏大目标、然后等待各国执行。这种路径的典型失败案例是2009年首次金砖峰会关于“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呼吁——宣言很响亮,但缺乏可操作的执行机制,最终沦为外交辞令。

“管道式建构”的特点是:先建设施,再谈目标。BRICS Pay先开发技术标准、先对接各国支付系统、先进行试点项目,然后才讨论“它意味着什么”。mBridge先跑通交易、先吸引银行接入、先积累交易量,然后才讨论“它对美元体系的影响”。CIPS先扩展参与者网络、先连接港交所、先覆盖更多国家,然后才讨论“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

这种路径的优势在于:它不依赖于政治共识。即使金砖国家在“是否应该取代美元”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它们仍然可以在“建设更高效的支付基础设施”上达成一致。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技术性的、渐进性的、可逆性的。它可以在不引发地缘政治对抗的情况下推进,可以在不要求成员国“选边站”的情况下扩展。

“管道式建构”的长期效果,可能比“宣言式创造”更为深远。当管道足够多、足够通畅时,切换的成本就降低了。今天,一个企业选择以人民币结算,可能需要克服技术障碍、法律障碍和习惯障碍。明天,当CIPS和mBridge的管道足够成熟时,这些障碍就消失了。选择的自由增加了,美元体系的“粘性”就下降了。

这不是“去美元化”的宣言,而是“去美元化”的基础设施准备。当准备完成时,变化可能发生得比任何人预期的都要快。

三、全球金融中心的竞争性重排

2026年9月16日,英国智库Z/Yen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在韩国釜山和中国深圳同步发布了第4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GFCI 40)。这份覆盖117个金融中心的评估,为观察全球金融权力空间分布的变化提供了一个精确的截面。

排名本身是枯燥的。但如果将GFCI 40与GFCI 39(2026年3月发布)进行对比,一组结构性信号便浮现出来:亚太金融中心的整体评分增幅最大,达到1.48%,而东欧及中亚地区降幅最大,达1.09%。全球十大金融中心中,亚太占据六席。前四大金融中心的排名虽然未变,但竞争“尤为激烈”——纽约仅领先伦敦4分,香港和新加坡分别仅落后伦敦1分和2分。这种“胶着状态”本身就是一个信号:顶级金融中心之间的差距正在收窄,排名的微小变动可能预示着更深层的实力消长。

(一)GFCI 40的排名解读

1.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的前四格局固化

GFCI 40的全球前四名——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与GFCI 39完全一致。这种稳定性需要审慎解读:它既反映了这四个城市在营商环境、人力资本、基础设施和声誉等方面的深厚积淀,也掩盖了一个事实:“固化”的排名之下,是急剧变化的底层力量。

纽约自GFCI 24(2018年9月)以来持续位居榜首。这一“七连冠”的纪录是美元体系韧性的空间投射。尽管储备份额在下降、信用在侵蚀,但纽约作为美元资产交易、融资和清算的物理中心,其地位尚未受到实质性挑战。贝莱德、摩根大通、纳斯达克的“链上化”战略,是在纽约的办公室和服务器上展开的;Token2049选择在2027年进入纽约,也是对这一中心地位的确认。

伦敦的处境更为微妙。它保持着全球第二的位置,但在金融科技排名中从第五滑落至第六,被上海超越。伦敦的挑战在于:它同时面临“脱欧后遗症”和“亚太竞争”的双重挤压。作为美元体系在欧洲的离岸中心,伦敦在欧元区深化一体化的进程中面临“中介角色”被削弱的长期风险。2025年欧元对美元升值13.4%,本应利好伦敦作为欧元交易中心的地位,但欧盟持续推进的“资本市场联盟”和“战略自主”议程,可能使伦敦被系统性地排除在欧洲金融基础设施的重构之外。

香港的第三名和新加坡的第四名,构成了亚太金融权力格局的“双核结构”。香港的优势在于其与内地金融市场的深度连接——CIPS与港交所的对接、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的落地、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金融科技产业集群。新加坡的优势在于其作为东盟和南亚金融枢纽的定位,以及在私人银行、财富管理和外汇交易领域的专业化。两者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中国连接性”与“区域中立性”之间的竞争。

2.上海重返前五:上升一位的意义与局限

上海从GFCI 39的第六位上升至第五位,“重返全球前五”。这一排名变化的象征意义值得仔细辨析。

意义的层面是清晰的。上海在金融业发展水平这一分项中位列全球第五,在营商环境、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金融业发展水平和声誉五个方面全部位列全球前15行列。这种“全面性”是上海区别于许多新兴金融中心的关键特征。迪拜、首尔等城市在某一两个维度上表现突出,但上海在五个核心维度上均保持了竞争力。

金融科技领域的进展更为具体。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沪联金科、国家金融科技认证上海中心等平台相继落地,两轮“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建设方案”先后出台。2026年6月,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与26家直接参与者签约,中国金电“央行金融综合服务终端”、工商银行“数字人民币跨境电商解决方案”等产品集中发布。这些是机构性进展,而非宣示性表态。

局限的层面同样需要正视。上海排名第五,但与第四名新加坡之间的评分差距并未在搜索结果中披露。更关键的是,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高度依赖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程度。人民币在资本账户下仍受管制,境外投资者参与中国金融市场的渠道(如沪深港通、债券通)虽然不断扩大,但仍以“管道式开放”而非“全面开放”为特征。这一制度性约束,是上海与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之间最本质的差距。

另一个局限是金融基础设施的“国际化”深度。CIPS与港交所的对接是一个进步,但CIPS的参与者仍以中资银行和“一带一路”沿线机构为主。全球顶级金融机构(如摩根大通、花旗、汇丰)在CIPS中的参与程度,以及它们对CIPS的依赖程度,仍远低于对SWIFT的依赖。排名上的“前五”,与基础设施层面的“中心地位”,是两个不同维度的判断。

3.东京跃升四位、首尔与深圳的亚太集群效应

GFCI 40中最引人注目的排名变化,是东京从第十位跃升至第六位,“上升幅度大于其他顶级金融中心”。首尔保持第七位,深圳从第九位升至第八位。

东京的跃升需要放在日本金融战略调整的背景下理解。日本在2025—2026年推行了一系列旨在吸引国际金融机构的政策:公司治理改革、英语化金融服务、以及针对资产管理行业的税收优惠。这些政策的累积效应在GFCI评分中得到了反映。但东京的“跃升”是否可持续,取决于一个根本问题:日本是否愿意在美中金融竞争中保持“积极中立”?如果日本选择更紧密地融入美国主导的金融架构,东京的增长空间将受到限制;如果日本选择在人民币国际化和数字金融基础设施领域与中国开展务实合作,东京可能成为亚太金融网络中一个独特的“桥梁节点”。

首尔的第七名和深圳的第八名,构成了一个有趣的“东北亚—华南”双节点结构。首尔的优势在于其成熟的资本市场、高技能的金融人才储备,以及韩国在数字金融监管方面的先行经验。深圳的优势在于其与香港的“双城联动”——深港通、跨境理财通、以及深圳在金融科技领域的企业密度(腾讯、平安、招商银行等)。两者的共同特征是:它们不是“全球性”金融中心,而是“区域性”金融中心。它们的竞争力来自于对特定区域(东北亚、华南及东南亚)的深度嵌入,而非全球性的网络覆盖。

4.苏黎世取代旧金山:欧洲传统金融中心的韧性

GFCI 40中一个容易被忽视但具有分析价值的变化,是苏黎世取代旧金山进入全球前十。旧金山在GFCI 39中位列第五,本期跌出前十。苏黎世从上一期的第十一位上升至第十位。

这个变化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传统金融中心”与“科技驱动型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张力。旧金山的排名高度依赖其作为全球科技中心的溢出效应——硅谷的风险资本、科技人才和创业生态为旧金山的金融科技竞争力提供了独特支撑。但旧金山在传统金融功能(如资产管理、保险、私人银行)上的深度不如苏黎世、伦敦或香港。当GFCI的评估权重向“传统金融实力”倾斜时,旧金山的排名就会受到压力。

苏黎世的“韧性”则来自另一个方向。作为全球私人银行和财富管理的中心,苏黎世受益于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带来的“避险资金流入”。当全球富人和机构寻求“中立、稳定、可预期”的司法管辖区来存放资产时,瑞士的传统优势重新获得了溢价。苏黎世的排名上升,与其说是“欧洲的胜利”,不如说是“中立性”作为金融中心竞争力要素的回归。

(二)金融科技排名的“美降中升”

1.香港蝉联首位,纽约超越深圳

在金融科技分项排名中,香港继续位居全球首位。香港政府在回应GFCI 40时明确表示,“香港在金融科技领域持续排名全球第一,充分证明政府在推动金融科技和数字资产方面的发展策略成效显著”。香港在投资管理领域跃升至全球第一,在保险和金融领域也位居前列,金融业发展水平这一竞争力领域排名全球第一,营商环境和基础设施均升至全球第二。

纽约超越深圳升至第二位,深圳降至第三位,新加坡、上海、伦敦分列第四至第六位。纽约的上升,与贝莱德、纳斯达克、摩根士丹利等机构在数字资产和代币化领域的积极布局密切相关。当“机构化”成为全球加密金融的主导叙事时,拥有最深厚机构资本和金融基础设施的纽约,自然获得了竞争优势。

深圳的“降位”需要放在更长的时间序列中理解。在GFCI 39中,深圳在金融科技排名中位列第二,香港第一。从第二到第三的变化,可能反映的是评估权重或受访者认知的短期波动,而非深圳金融科技实力的实质性下降。深圳的核心优势——与香港的协同、金融科技企业的密度、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支持——并未改变。

2.中国内地六城入围前20的结构性优势

GFCI 40中,中国内地有6个金融中心入围全球金融科技排名前20。这一“集群效应”是中国金融科技竞争力的一个关键特征。

入围城市的具体构成在搜索结果中未完整披露,但结合GFCI 39的数据可以推断:上海、深圳、北京、广州、杭州、青岛是主要的入围城市。这些城市构成了一个差异化的金融科技生态网络:深圳和杭州以企业驱动(腾讯、蚂蚁)为主,北京以监管科技和基础设施(央行、国有大行总部)为主,上海以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和国际化(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为主,广州和青岛则以区域金融科技应用和财富管理为特色。

“集群效应”的战略含义在于:金融科技的竞争不是“城市对城市”的竞争,而是“生态系统对生态系统”的竞争。一个单一的金融中心,无论多么强大,都难以在金融科技的所有细分领域保持领先。但一个分布式的、互补的城市网络,可以在不同的技术方向上同时推进,形成“广度优势”。

3.美国金融中心排名回落的政策与监管因素

搜索结果中明确提到,“多个美国金融中心在本期金融科技排名中出现回落”。这一变化的原因,需要从政策与监管环境中寻找。

美国在加密和数字资产领域的监管碎片化,是一个被广泛讨论的因素。SEC、CFTC、美联储、各州监管机构之间的管辖权重叠和规则冲突,使得金融科技企业面临高昂的合规成本和不确定性。相比之下,香港、新加坡、迪拜等金融中心提供了更清晰、更可预期的监管框架。

更深层的因素可能在于政治经济学的转向。2026年美国立法禁止美联储在2030年前发行CBDC,这一决定虽然反映了对政府权力扩张的担忧,但也可能被视为美国在数字金融基础设施竞争中的“战略退却”。当中国推进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欧洲推进数字欧元试点、中东推进mBridge接入时,美国的“不参与”可能被全球金融科技生态系统的参与者解读为“不承诺”。这种解读的累积效应,可能正在GFCI的受访者认知中反映出来。

(三)亚太金融中心崛起的深层动力

1.区域内贸易与投资流动的自我强化

亚太金融中心崛起的根本驱动力,不是政策宣示,而是区域内经济联系的实质性深化。

RCEP(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的全面实施,正在创造全球最大的自由贸易区。区域内贸易和投资流动的扩大,产生了对金融服务——贸易融资、外汇对冲、跨境支付、项目融资——的结构性需求。这种需求天然地流向能够提供高效、低成本服务的金融中心。香港、新加坡、上海、东京、首尔各自在不同细分领域承接了这些需求。

CIPS的扩展是这一逻辑的典型体现。卢旺达、土耳其、乌兹别克斯坦、马尔代夫、马来西亚、格鲁吉亚等国的首批直接参与者,以及CIPS与港交所的对接,都是区域经济联系驱动基础设施扩展的案例。mBridge的五国央行联盟(中国、香港、泰国、阿联酋、沙特)同样如此:参与国的选择,反映的是贸易走廊和投资联系的实际格局,而非地缘政治的抽象计算。

2.金融科技生态系统的产业集群效应

GFCI 40的受访者调查提供了一个关键发现:“鼓励创新的生态系统或产业集群、融资可得性和高技能人才的可获得性是构建金融科技竞争优势的核心要素,监管环境以及信息通信技术基础设施也是金融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

这些要素在亚太金融中心中形成了自我强化的集群效应。深圳的硬件供应链和工程师人才池,香港的国际资本和法治环境,上海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和监管沙盒,新加坡的东盟网络和财富管理专长——这些要素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通过人才流动、资本流动和信息流动相互强化。

这种集群效应的“粘性”远高于单纯的税收优惠或政策补贴。一个金融科技企业选择在深圳或新加坡设立总部,不仅仅是因为成本或税率,而是因为在这里可以找到它需要的一切:工程师、投资者、监管者、客户、以及同样在做类似事情的其他公司。

3.监管环境与人才可获得性的竞争维度

GFCI 40的受访者将“监管环境”列为金融科技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一判断在亚太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香港在GFCI 40中的表现——金融科技排名第一、投资管理排名第一、营商环境和基础设施升至第二——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监管的“可预期性”。香港金融管理局和证监会为数字资产和金融科技提供了清晰的牌照框架和监管指引,使得机构投资者能够在“合规”的前提下参与创新。香港政府在回应GFCI 40时的表态——“发展策略成效显著”——虽然带有宣传色彩,但确实反映了政策连续性和执行力的优势。

人才可获得性则是亚太金融中心面临的共同挑战。KPMG Global Tech Report 2026显示,60%的金融服务机构表示“缺乏执行其技术计划所需的人才”。这一短缺是全球性的,但在亚太地区尤为尖锐,因为该地区的金融科技增长速度最快,对人才的需求也最迫切。

上海金融科技产业联盟于2022年启动的“上海金融科技人才涵养实训基地”,以及2025年升级的“金融领域大模型应用训练中试基地”,是应对这一挑战的制度性努力。这些举措的意义在于:它们试图将人才培养制度化、标准化、规模化,而非依赖个别企业的招聘努力。在人才竞争的维度上,制度化的培养体系可能比单纯的薪酬溢价更具长期竞争力。

然而,人才竞争还有一个更隐蔽的维度:人才流动的“方向性”。在美中金融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华裔金融科技人才在美中之间的流动可能受到政治因素的干扰。签证限制、学术合作审查、以及“技术脱钩”的叙事,都可能影响人才向亚太金融中心的流动。这一因素在GFCI的评分中无法直接量化,但它可能对亚太金融中心的长期竞争力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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