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松:全球金融争霸战前瞻——2026年Token2049报告(二)
  日期 2026-10-14      作者 李桂松      编辑 云阿云●全球资本市场研究院  

全球金融争霸战前瞻——2026年Token2049报告

导读:2026年是全球金融权力转移的关键年份。美元体系遭遇结构性侵蚀,数字货币基础设施竞争白热化,亚太金融中心群体性崛起,三者叠加构成“百年未有之变局”的金融维度。Token2049从行业会议演变为全球金融权力博弈的缩影,本报告以此为切入点,剖析争霸战的底层逻辑与未来走向。报告全文20万字,由云阿云智库全球资本市场研究院数字货币课题组原创出品。

报告名称:《全球金融争霸战前瞻——2026年Token2049报告》

报告撰写:云阿云智库数字货币课题组

课题组长:李桂松院长

课题组成员名单:

李桂松: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

李国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李国琥: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李嘉仪:北京云阿云平台金融院长

报告完成日期: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

业务联系电话:13360021949(李博士)

第二章

数字货币基础设施的霸权争夺

一、央行数字货币的“静默竞赛”

如果说稳定币代表了私人部门对货币形态的“自下而上”重塑,那么央行数字货币则代表了主权国家对这一进程的“自上而下”回应。两者之间的张力——以及各国央行在推进央行数字货币时的不同节奏和策略——构成了理解数字货币基础设施霸权争夺的另一条主线。

这条主线的显著特征是“静默”。与稳定币市场的喧嚣不同,央行数字货币的竞争发生在实验室、白皮书和跨境试点之中,远离公众视野,却在更深层次上决定着未来货币权力的分配。2026年,这场静默竞赛进入了一个关键节点:从“概念验证”走向“真实价值测试”,从“技术可行性”走向“商业可行性”,从“单边研发”走向“多边基础设施竞争”。

(一)国际清算银行阿哥拉项目:可编程法定货币的“围墙花园”

1.项目架构:双层分离设计与主权保留机制

2026年5月,国际清算银行与国际金融协会联合发布了阿哥拉项目的阶段性成果报告。这个项目所构建的,远不止一个跨境支付平台——它是一套可编程法定货币的“围墙花园”,一个在保留央行主权的前提下实现跨境支付效率跃升的制度化架构。

阿哥拉的核心架构设计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分层。这套架构的精妙之处在于,它在“效率”和“主权”之间找到了一种工程化的平衡。

最底层是管辖账本。每个参与央行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运行一个独立的账本,发行和赎回“代币化央行储备”。这些代币化储备的法律性质与传统的央行储备完全相同——它们是央行的直接负债,享有最高等级的信用和流动性。央行对自己的管辖账本拥有完全的自主权:它决定何时发行、何时赎回、以什么条件发行。这种设计回应了一个根本的政治焦虑:没有任何央行愿意将自己的货币主权交给一个超国家的技术平台。

中间层是统一账本。这是阿哥拉的技术核心,也是一个“围墙花园”的物理体现。商业银行在这个共享账本上发行“代币化存款”,并以代币化央行储备作为结算资产。跨境支付的“原子结算”——即“全有或全无”的即时交割——在这个层面上发生。统一账本由国际清算银行协调、由私营技术提供商运营,但它的“围墙”由参与央行共同维护:只有经过授权的金融机构才能接入,只有符合合规要求的交易才能执行。

最上层是互操作层。阿哥拉的原型被设计为与现有的实时全额结算系统和核心银行系统对接。测试交易通过国际标准的报文格式与外部系统交互。这意味着阿哥拉不是要取代现有的金融基础设施,而是要为其提供一个“代币化的上层建筑”。

这种分层架构的政治含义是深远的。它承认了一个现实:央行的货币主权是不可让渡的。阿哥拉不要求任何央行放弃对本国货币的控制,它只要求它们在一个“共享的技术标准”下操作。国际清算银行的角色被精心限定为“协调者”和“技术提供者”,而非“管理者”。参与央行“对本国货币和操作保持自主权”,这一原则被写入项目的核心设计文件。

2.参与央行的战略意图:七国集团核心成员加韩国、墨西哥、瑞士

阿哥拉的参与央行名单,本身就是一份地缘政治宣言。七家央行——英格兰银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法国银行(代表欧元体系)、日本银行、韩国银行、墨西哥银行、瑞士国家银行——加上2026年新加入的加拿大银行。

这份名单的构成值得仔细辨析。七国集团的核心成员悉数在场:美国通过纽约联储参与,英国、法国(代表整个欧元区)、日本均在其中。韩国和墨西哥的参与则具有特殊意义:韩国是亚洲第四大经济体,拥有高度发达的支付基础设施;墨西哥是美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也是跨境支付走廊的关键节点。瑞士的参与代表了“中立金融中心”对这一技术路线的认可。加拿大在2026年的加入进一步扩大了项目的北美覆盖面。

中国不在名单之中。这一缺席是刻意的,也是结构性的。阿哥拉的“围墙花园”设计——由西方央行主导、由私营技术提供商运营、以“合规化”为名限制参与者——在本质上是一个排他性的架构。它的目标不是“连接所有人”,而是“连接志同道合者”。中国拥有自己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拥有自己的跨境支付系统,拥有自己的数字人民币。阿哥拉与中国主导的基础设施之间的竞争,不是“谁更好”的竞争,而是“谁的阵营更大”的竞争。

这种“阵营化”的趋势,在阿哥拉的设计中已经埋下了种子。项目的“模块化设计”被描述为可以“解锁新功能,包括条件和常时支付”,并“在反洗钱、反恐融资、制裁合规和欺诈检测等领域实现未来增强”。制裁合规——这是一个关键词。阿哥拉的技术架构被明确设计为可以嵌入制裁筛查和合规审查。这意味着,接入阿哥拉的金融机构将自动接受一个由西方央行定义的合规框架。这是一个“围墙花园”的准入条件,也是一个政治筛选机制。

3.与稳定币的竞争关系:合规化框架对去中心化的制度性排斥

阿哥拉与稳定币之间的关系,是理解其战略意图的关键维度。表面上,两者都是“数字货币”,都在追求更高效的跨境支付。但在制度逻辑上,它们是根本对立的。

稳定币的核心理念是“去中心化”:任何人都可以发行,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不需要央行的许可,不需要银行的账户。这种“无需许可”的特性,是稳定币在发展中国家和资本管制国家中迅速普及的根本原因。泰达币之所以成为全球使用最广泛的稳定币,正是因为它在传统金融体系“够不到”的地方提供了美元的可获得性。

阿哥拉的逻辑恰恰相反。它是一个“许可制”系统:只有经过央行授权的金融机构才能接入,只有符合国际标准的交易才能执行,只有通过合规审查的资金才能结算。它的“围墙花园”特性,是对稳定币“无许可”模式的一种制度性排斥。

这种排斥的技术表达,是“合规嵌入”。阿哥拉的平台允许金融机构将“合规要求”直接嵌入智能合约,在交易的“工作流”中自动执行反洗钱、制裁筛查和客户身份验证检查。这意味着,合规不再是交易完成后的事后审查,而是交易执行前的前置条件。一笔交易如果不符合合规规则,根本无法进入结算环节。

从政策制定者的视角来看,这是一种进步:它消除了“事后追责”的滞后性和不确定性,将合规成本内部化到交易流程中。但从“去中心化”理念的视角来看,这是一种制度性收编:它将数字货币的创新能量,收束到一个由央行和大型金融机构控制的框架之内。

阿哥拉与稳定币之间的竞争,因此不仅仅是“技术路线”的竞争,更是“治理哲学”的竞争。前者代表的是“主权控制下的数字化”,后者代表的是“市场驱动的数字化”。2026年的现实是:两者都在发展,但它们的受众、场景和制度基础正在分化。阿哥拉服务于“合规的、大额的、机构间的”跨境支付;稳定币服务于“灵活的、小额的、零售的”跨境支付。两者之间的“中间地带”——例如企业跨境支付和供应链金融——正在成为竞争的焦点。

4.技术难点与治理僵局:多国监管协调的行政阻力

阿哥拉在2026年7月完成了真实价值测试,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28家私营机构与央行完成了约80万瑞士法郎的交易,涵盖17种交易场景,平均结算时间约80秒。从技术角度看,这是成功的。

但“技术可行”与“商业可行”之间,仍然存在显著的距离。阿哥拉面临的挑战,不在于代码,而在于协调。

第一个挑战是法律框架的碎片化。阿哥拉的法律分析发现,“在所有七个参与司法管辖区中,结算最终性是可以实现的”,但“需要进一步的工作来定义技术、运营和合同要求,以最好地适应每个司法管辖区的法律框架”。翻译成白话:每个国家的法律对“什么是最终结算”的定义不同,对“央行储备代币的法律性质”的理解不同,对“智能合约的可执行性”的态度不同。阿哥拉必须在这些差异中找到“最大公约数”,而这个过程是缓慢的、政治的、充满了妥协的。

第二个挑战是参与央行的“承诺不对称”。阿哥拉的参与央行来自不同的经济和地缘政治背景,它们对项目的投入意愿和紧迫感并不相同。美联储纽约银行的参与是技术性的——它是在“建设能力以待决策”,而非“承诺发行”。欧洲央行的参与是战略性的——数字欧元是欧洲“货币主权”议程的核心。日本银行的参与是防御性的——它需要确保日元不会在跨境支付的技术转型中被边缘化。韩国和墨西哥的参与则更偏向机会主义的——它们希望从技术标准的确立中获得先发优势。这种“承诺不对称”意味着,阿哥拉的推进速度将受制于最谨慎的参与者。

第三个挑战是私营部门的角色边界。阿哥拉是一个“公私合作”项目,但“合作”的具体含义仍在界定之中。私营金融机构在阿哥拉的测试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但它们的长期角色是什么?是“平台使用者”,还是“平台共建者”?是“技术提供者”,还是“标准制定者”?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阿哥拉最终是成为一个“央行的平台”,还是一个“央行为私营部门搭建的平台”。国际清算银行的报告指出,“未来的工作预计将涉及私营部门更大的角色”,但这个“更大的角色”具体是什么,仍然模糊。

这些挑战的累积效应是:阿哥拉的进展是稳健的,但速度是审慎的。它不会在2027年“颠覆”跨境支付,也不会在2030年“取代”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它的意义在于为未来的跨境支付设定了一个“合规化的技术标准”。当这个标准被足够多的央行和金融机构接受时,它就会成为一个“默认选项”。而“默认选项”的力量,往往比“强制选项”更为持久。

(二)数字欧元:从试点到潜在发行的路径

1.欧洲央行选定36家支付服务商的试点架构

2026年7月,欧洲央行宣布了一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决定:从50多家申请机构中,选出了36家支付服务提供商参与数字欧元的试点项目。这份名单的构成,揭示了数字欧元战略的一个关键维度:包容批评者。

入选机构包括德意志银行、德国中央合作银行和法国BPCE集团——这三家银行是欧洲银行业中数字欧元项目“最尖锐的批评者”之一。2025年,包括它们在内的14家大型欧洲银行曾发出警告,称数字欧元“可能成本高昂、难以实现其目标,并削弱欧洲私营部门现有的支付项目”。然而,尽管存在这些顾虑,它们仍然出现在了试点名单上。

欧洲央行的这一选择,不是“宽容”,而是战略智慧。数字欧元的成功,取决于零售银行是否愿意分销它。如果银行将数字欧元视为“存款的竞争者”而消极抵制,那么无论技术多么先进,数字欧元都将无法获得足够的用户基础。将批评者纳入试点,意味着让它们亲身参与设计过程,从而将“外部反对”转化为“内部协商”。德意志银行在确认参与时表示,它将“持续倡导一种建立在现有欧洲市场标准之上、并融入私人解决方案的数字欧元”。这个表态的潜台词是:我们不反对数字欧元,我们反对一个不与我们合作的数字欧元。

试点名单中的其他机构同样具有信号价值。数字银行、支付处理公司和支付基础设施公司代表了“支付创新层”——这些公司是数字欧元在消费者端“可见性”的关键。意大利裕信银行则代表了传统大型银行的参与。从地域分布来看,19个欧元区国家的公司参与其中,保加利亚和马耳他“暂时观望”。这种“几乎全员参与”的格局,与阿哥拉的“精英俱乐部”形成了对比:数字欧元正在被设计为一个“大众基础设施”,而非一个“机构间平台”。

2.2029年发行目标的可行性评估

欧洲央行计划在2029年全面启动数字欧元项目,“前提是欧盟立法者批准相关法案,授权其中央银行发行数字形式的现金”。试点的具体时间表是:2027年下半年启动,持续约12个月。

这个时间表的可行性,取决于一个前置条件:立法。当前条约仅授权欧洲央行发行“实物纸币和硬币”,发行数字欧元需要新的立法授权。欧洲议会在2026年7月通过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表决”,决定与欧盟委员会及各成员国就“剩余分歧问题”展开谈判。这是一个进展,但“剩余分歧”的存在意味着立法进程仍有不确定性。

从技术准备的角度来看,2029年的目标并非不切实际。欧洲央行已经有了多年的技术研发积累,试点项目将验证“线上和线下支付、个人之间的直接转账”等核心功能。试点期间,欧洲央行工作人员将能够在法兰克福总部的“央行食堂”使用数字欧元支付——这是一个刻意的“低风险、高可见度”测试场景。如果试点成功,欧洲央行将拥有足够的技术和运营数据来支持发行决策。

但“技术可行”不等于“政治可行”。数字欧元面临的最大政治障碍,不是立法程序,而是隐私争议。央行数字货币的核心张力在于:它需要一定的身份验证来防止洗钱和恐怖融资,但身份验证又可能被解读为“监控工具”。欧洲央行的应对策略是“分级隐私”:小额交易可以享有更高的匿名性,大额交易则需要更严格的身份验证。但这个设计的具体参数——什么是“小额”,什么是“大额”——仍在讨论之中。如果隐私保护不够充分,数字欧元可能面临公众抵制;如果隐私保护过于充分,它可能无法满足反洗钱合规要求。这个平衡点的寻找,将决定数字欧元的最终形态。

3.欧洲稳定币监管框架的平行推进

数字欧元并非欧洲央行在数字货币领域的唯一动作。在稳定币领域,欧洲正在推进一套平行的监管框架,其战略意图与数字欧元形成了互补而非替代的关系。

欧洲央行推动数字欧元的一个核心论据是:“目前欧洲的银行卡和在线支付在很大程度上由维萨、万事达和贝宝等美国公司控制”,而“美元支持的私人稳定币正在构成对欧洲货币自主权的威胁”。这个论据的潜台词是:欧洲面临的是一个双重的“外部依赖”——支付基础设施依赖美国公司,数字货币生态依赖美元稳定币。数字欧元是对第一个依赖的回应,而稳定币监管框架是对第二个依赖的回应。

欧洲的稳定币监管逻辑,与美国的“鼓励创新”逻辑形成了对比。美国在2026年通过了鼓励稳定币采用的立法,将稳定币视为“美元数字化的延伸”。欧洲则更强调“货币主权”:如果稳定币要在欧洲流通,它必须遵守欧洲的监管标准,必须以欧元计价(或以受监管的篮子计价),必须接受欧洲央行的监督。这种监管逻辑的目标,不是“禁止稳定币”,而是“驯化稳定币”——让它成为欧洲支付生态的“合规参与者”,而非“替代者”。

数字欧元与稳定币监管框架的结合,构成了欧洲的“双重防御”:数字欧元提供“公共选项”,确保即使私人支付系统被地缘政治因素干扰,欧洲公民仍有可用的央行货币;稳定币监管确保私人数字货币不能在欧洲“无序扩张”,从而侵蚀欧元的货币主权。这套“防御体系”的有效性,将在2027—2029年的试点和立法进程中逐步显现。

(三)数字人民币与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跨境支付的“平行体系”

1.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五国央行联盟的商业化准备

如果说阿哥拉是“围墙花园”,数字欧元是“大众基础设施”,那么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就是一条“平行高速公路”——一条从设计之初就瞄准“绕开传统美元清算网络”的跨境支付通道。

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由中国人民银行、香港金融管理局、泰国央行、阿联酋央行联合发起,沙特央行在2026年正式加入,形成了五国央行联盟。项目的商业化进程在2026年进入了加速阶段。中国银行的数据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截面:截至2026年6月末,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累计交易金额突破6000亿元人民币,自2024年4月推出服务以来“业务规模持续保持高速增长”。

商业化放量的信号在2026年三季度集中涌现。中国银行深圳分行通过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完成113亿元人民币跨境汇出业务,福建分行落地百亿以上港币跨境汇入业务,“资金从境外发起至境内企业账户全额到账,全程耗时不足1小时,创‘货币桥’开办以来单笔最大交易纪录”。股份制银行的批量接入——兴业银行在广州落地货币桥澳门支付业务,平安银行杭州跑通首笔代理模式货币桥跨境汇款——标志着“货币桥”这条通道“已从概念验证阶段真正走向商业化放量”。

效率的提升是数量级的。传统跨境支付需经多家代理行中转,平均耗时1至3个工作日;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实现参与银行点对点直接交易,最快7秒内完成,整体可节约50%以上成本。邮储银行广西分行为某大型纸业集团完成2亿元货物贸易跨境汇款,资金8秒到账;建设银行内蒙古分行为蒙牛乳业办理4.15亿元跨境收款,“企业跨境结算综合成本降至原来的三分之一”。

这些案例的意义不在于单笔交易的规模,而在于可复制性。当一笔跨境支付从“3天”变为“8秒”,从“高昂手续费”变为“三分之一成本”,企业对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依赖”就会从“可选”变为“首选”。这种“习惯的养成”,是基础设施竞争中最具粘性的力量。

2.手续费优势:传统国际支付系统的一半

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相对于传统跨境支付系统的成本优势,是其商业化推广的核心驱动力。据金融时报援引行业消息人士的说法,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商业版本将收取的费用“大约是标准国际支付系统的一半”。这个“一半”的估算,需要结合具体的交易规模和场景来理解,但它揭示了一个基本的经济学原理:代理行体系的“多层中转”是成本的主要来源。

传统跨境支付的成本结构是:汇款行收费加代理行收费加收款行收费。每一层代理行都需要覆盖自己的运营成本、合规成本和流动性管理成本。一笔跨境支付可能经过三到五层中转,每一层都“雁过拔毛”。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点对点”架构,消除了所有中间层。参与银行直接在共享账本上交易,结算资产是代币化的央行储备,合规检查在智能合约层面自动执行。成本结构从“多层叠加”变为“单层直接”。

这种成本优势的受众是广泛的。对于大型企业的大额跨境支付,50%的成本节约意味着数百万甚至数千万人民币的节省。对于中小企业和跨境电商,传统代理行体系的“最低收费”和“不透明定价”是更大的痛点;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透明、低成本”模式可能首次让它们获得可负担的跨境支付服务。

但成本优势的“可持续性”是一个需要观察的问题。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当前的“低成本”部分来自于规模不足:参与银行有限、交易量有限、竞争有限。当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规模扩大时,它可能面临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类似的治理成本和合规成本上升问题。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收费并非“暴利”,而是覆盖了其庞大的网络维护、标准制定和安全保障支出。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如果要在全球范围内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竞争,它也需要建立类似的治理结构、安全体系和合规能力。这些“固定成本”的上升,可能侵蚀其当前的“成本优势”。

3.中国推进数字人民币的地缘经济逻辑

中国推进数字人民币和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动机,是多层次的、相互交织的。

第一层是“支付效率”的国内逻辑。数字人民币在国内的推广,目标是提升零售支付的效率、降低现金管理成本、增强货币政策的传导能力。这是“技术现代化”的逻辑,与地缘政治无关。

第二层是“人民币国际化”的贸易逻辑。传统的跨境人民币结算依赖跨境支付系统,但跨境支付系统仍然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报文体系“内部”运行。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提供了一个“绕开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选项:参与银行不需要通过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发送报文,不需要经过代理行中转,可以直接在共享账本上完成结算。这对于那些“不愿意使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或“被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排除”的国家和机构,具有特殊的吸引力。俄罗斯的案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当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通道被切断时,跨境支付系统和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成为“生命线”。

第三层是“金融基础设施”的战略逻辑。大西洋理事会的分析提供了一个审慎但重要的判断: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不太可能直接挑战美元主导地位”,但“可能会在特定走廊、行业和用例中逐步侵蚀它”,因为北京正在“建设平行的结算轨道,而非寻求直接替代”。这个判断的关键词是“平行”。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目标不是“击败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而是“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之外提供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当这个“替代方案”存在时,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垄断租金”就受到了约束;当这个“替代方案”被广泛接受时,美元清算网络的“武器化能力”就被削弱了。

英国皇家联合军种研究院的分析将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视为“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数字货币延伸”。这个判断是准确的。一带一路的核心逻辑是“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而金融基础设施是其中最关键的一环。当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建设、运营时,它们需要一个不依赖美元、不受美国制裁威胁的支付和结算通道。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正是为这个需求而设计的。

4.伊朗战争后跨境支付系统采用的加速效应

2026年2月的美以对伊朗军事行动及霍尔木兹海峡封锁,为人民币跨境支付基础设施的采用提供了一个“压力测试”。虽然没有直接数据显示跨境支付系统或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在战争后出现了“爆发式增长”,但几个结构性信号值得关注。

第一个信号是“避险需求”的转向。在传统的美元体系中,地缘政治危机通常导致资本流向美元(避险需求)。但2026年的伊朗战争期间,美元在国际交易中的份额上升了——数据显示,美元支付占比在2026年3月达到“创纪录的51.1%”。这个数据看似否定了“去美元化”的叙事,但它揭示了一个更深层的逻辑:在地缘政治危机中,市场参与者回归“最流动、最被接受”的货币,而美元仍然是这个“默认选项”。

第二个信号是“替代通道”的韧性。当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导致全球能源供应链中断时,那些已经接入跨境支付系统或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贸易走廊,能够绕过美元清算网络完成能源贸易的结算。沙特对华石油贸易中人民币结算比例的历史性跃升,部分反映了这种“替代通道”的可用性。当传统的美元通道因制裁风险或地缘政治摩擦而变得“不可靠”时,替代通道的相对价值就上升了。

第三个信号是“制度惯性”的松动。战争导致的全球金融不确定性,迫使许多国家和企业重新评估其“支付基础设施的冗余度”。如果一家企业只有一条支付通道,那么当这条通道被干扰时,它的业务就中断了。如果它有两条通道,它就有了“冗余”。这种“冗余需求”的上升,是跨境支付系统和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采用加速的结构性驱动力。它不依赖于“反美情绪”或“去美元化意识形态”,而是依赖于风险管理的理性计算。

(四)美国的矛盾姿态:立法禁止与暗中研发

1.2026年立法禁止美联储发行央行数字货币至2030年

2026年,美国在央行数字货币问题上的立场可以用一个词概括:“禁止但参与”。

在立法层面,美国采取了明确的“禁止”姿态。2026年通过的《21世纪住房之路法案》第十一章规定,“临时禁止美联储在2030年前发行央行数字货币”。其他法案则试图永久禁止央行数字货币。这一立法行动的背景是特朗普政府在2025年1月发布的行政令,该命令“禁止各机构采取任何行动建立、发行或推广央行数字货币”,并要求终止“任何与创建央行数字货币相关的机构计划或倡议”。

这种立法姿态的政治逻辑是清晰的。央行数字货币在美国政治光谱中引发了跨党派的反对:保守派担心央行数字货币会成为“政府监控工具”,自由派担心央行数字货币会侵蚀金融隐私,加密社区担心央行数字货币会“扼杀”去中心化创新。参议院以89票对10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禁止美联储发行数字美元的法案。这个投票结果说明,“反对央行数字货币”在美国政治中是一种“安全立场”——几乎没有政治成本,却能获得广泛的选民共鸣。

2.马萨德对美联储“暗中推进”的指控与阿哥拉参与

然而,在“禁止”的表象之下,美国的技术准备工作并未停止。前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蒂莫西·马萨德在2026年5月的数字货币峰会上投下了一枚“炸弹”。他公开表示,尽管华盛顿对央行数字货币持“敌意”的公开立场,但美国官员正在“暗中研究央行数字货币式的基础设施”。

马萨德的核心论据是美国在阿哥拉项目中的参与。他指出,“美国是阿哥拉项目的参与者”,并强调“幕后工作正在继续,尽管政府对公众持有反对意见”。他进一步论证:“我们没有一位央行行长会就批发或零售央行数字货币发表声明,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在探索创建央行数字货币的途径。”

马萨德的判断需要审慎对待。他是一位前监管者,而非现任官员。他的“暗中推进”指控缺乏直接证据。但他指出的结构性事实是准确的:美联储纽约银行是阿哥拉的七个参与央行之一,而阿哥拉的核心技术——代币化央行储备和代币化商业银行存款——在功能上等同于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美联储可以通过“我们不发行央行数字货币,我们只是参与一个技术研究项目”的措辞,来维持政治上的“清白”,同时在技术层面保持与全球央行数字货币基础设施的兼容性。

这种“禁止但参与”的姿态,反映了一种战略上的两难。一方面,美国政治体系对央行数字货币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排斥:央行数字货币被视为“大政府”的象征,与美国的自由市场传统和隐私价值观冲突。另一方面,美国金融体系对央行数字货币有功能性的需求:如果全球央行数字货币基础设施发展成熟,而美国没有对应的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能力,那么美元在国际清算中的技术兼容性就会受到威胁。美元可能仍然是“主导货币”,但它可能无法在下一代支付基础设施中“原生运行”。

美联储的应对策略是“技术储备”:通过参与阿哥拉等试点项目,保持对代币化央行货币的技术理解,但不做出“发行”的政治承诺。美联储在2022年的央行数字货币报告中明确表示,“在未获得行政部门和国会明确支持的情况下,不打算推进央行数字货币发行,最好是以具体授权法律的形式”。这个立场在2026年没有改变,但它为未来的“政策转向”保留了技术上的可能性。

3.批发型与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的监管切割

美国在央行数字货币问题上的另一个关键策略,是“批发”与“零售”的切割。

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面向公众的“数字美元”)在美国面临几乎全面的政治反对。它被指控为“监控工具”、“金融压迫工具”、“银行脱媒的威胁”。2026年的立法禁令主要针对的就是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特朗普的行政令明确禁止“建立、发行或推广央行数字货币”,而“央行数字货币”在这个语境中通常被理解为零售型。

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面向金融机构的“代币化央行储备”)则处于一个更模糊的监管地带。阿哥拉项目涉及的正是批发型:代币化央行储备只对参与金融机构开放,不面向公众。美联储纽约银行的参与,可以被解读为“技术研究”而非“央行数字货币发行”。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的政治敏感性远低于零售型:它不涉及“政府监控公民交易”的担忧,也不涉及“银行脱媒”的威胁。它被包装为一个“提高跨境支付效率的技术项目”,而非一个“货币主权扩张”的政治项目。

这种“切割”策略的战略含义是:美国可能在保留对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的政治禁令的同时,在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领域保持技术能力。如果全球跨境支付基础设施最终向“代币化央行储备”的方向演进,美国将拥有技术上的准备,而不会被“锁定”在旧的技术范式中。这是一种“选择性参与”的策略:在政治上抵制“数字货币”的象征意义,在技术上拥抱“代币化”的实用价值。

4.私营稳定币作为“替代性数字美元”的政策选择

如果美国不发行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那么谁来提供“数字美元”的零售功能?美国政策制定者的答案似乎是:私营稳定币。

2025年通过的《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指导与建立法案》是一个关键立法。国会研究服务局的报告指出,该法案“最近被颁布以鼓励进一步采用稳定币”。这意味着,美国的政策选择是将“数字美元”的零售功能外包给私营部门,而非由美联储直接提供。

这个政策选择的逻辑是清晰的。私营稳定币可以“模拟”央行数字货币的许多功能:实时支付、可编程性、数字化的价值存储。但它们不涉及“政府直接控制”:稳定币的发行者是私营公司,不是央行;稳定币的“货币政策”由市场决定,不是由央行委员会决定;稳定币的“隐私保护”由商业合同决定,不是由宪法第一修正案决定。对于美国政治体系中对“政府权力扩张”有深刻焦虑的群体而言,私营稳定币提供了一个“没有央行数字货币的数字化”的替代方案。

但这个政策选择也有战略风险。私营稳定币的信用基础是发行者的商业信用和储备资产的质量。泰达币虽然规模最大,但其储备透明度和审计历史一直受到质疑。如果一家大型稳定币发行者出现脱锚或挤兑,它可能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而美联储作为“最后贷款人”将被迫介入——这实际上赋予了美联储对稳定币生态的隐性控制权,即使没有正式的央行数字货币。

更重要的是,私营稳定币的“美元化”效应可能反噬美国的货币政策。当全球用户使用泰达币或美元硬币进行跨境支付时,他们实际上在使用美元的“私人版本”。这些稳定币的发行者持有大量的美国国债作为储备资产,它们的购买行为会影响美国国债市场;它们的赎回行为会影响短期利率。美联储可能发现,自己无法完全控制这个由私营部门主导的“数字美元”生态。

美国的“矛盾姿态”——立法禁止央行数字货币、暗中参与批发型项目、外包零售功能给私营稳定币——在短期内是政治可行的,在长期内是战略模糊的。它反映了美国在“数字货币”问题上的深层分裂:技术界和金融界看到了代币化的效率收益,政治界看到了“大政府”的意识形态风险。这种分裂的解决方式,将决定美国在全球数字货币基础设施竞争中的最终位置:是“规则的制定者”,还是“规则的接受者”。

二、稳定币:私人货币的“机构化”与“主权化”拉锯

如果说央行数字货币是主权国家对货币形态的“自上而下”重塑,那么稳定币就是私人部门对同一进程的“自下而上”驱动。两者之间的张力——以及各自内部的分化——构成了数字货币基础设施竞争中最具动态性的维度。2026年的稳定币市场,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机构化”转型:传统金融机构从观望者变为参与者,监管框架从模糊走向清晰,市场结构从“野蛮生长”走向“分层演化”。但这场转型的终点并非“主权化”——稳定币不会变成央行货币——而是一种“受监管的私人货币”与“数字化主权货币”之间的长期共存格局。

(一)稳定币市场的结构演变

1.泰达币的非美元扩张:格鲁吉亚拉里稳定币及更多

2026年5月,泰达公司宣布与格鲁吉亚政府合作发行格鲁吉亚拉里稳定币(GEL₮),这标志着稳定币市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主权货币的“链上化”从概念变为实践。

格鲁吉亚拉里稳定币的定位值得仔细审视。它被设计为格鲁吉亚拉里的“数字表示”,目标是“降低交易成本、实现近乎即时的结算、可编程支付,以及更高效的价值跨数字金融系统流动”。泰达公司首席执行官保罗·阿尔多伊诺将这一合作描述为“稳定币不再是小众金融工具,它们正在成为全球金融的基础设施层”。

但格鲁吉亚拉里稳定币的战略意义,远远超出了格鲁吉亚本身。它代表了一种新型的“货币主权外包”模式:一个主权国家将自己的货币“数字化发行权”委托给一家外国私营公司。格鲁吉亚国家银行行长纳蒂亚·图尔纳瓦对此的表态是:“格鲁吉亚国家银行欢迎与泰达这样的全球创新者合作,作为其推进安全、现代、与国际接轨的数字金融基础设施战略的一部分。”

这种模式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是复杂的。从格鲁吉亚的角度来看,与泰达合作是一种务实的战略选择:格鲁吉亚没有资源独立开发一套央行数字货币系统,也没有足够的市场规模来吸引大型技术提供商。通过与泰达合作,格鲁吉亚能够以极低的成本获得“世界级”的数字货币基础设施,同时利用泰达的全球网络来促进跨境贸易和汇款。

但从货币主权的角度来看,这种安排存在很大问题。格鲁吉亚拉里稳定币的发行者是泰达,不是格鲁吉亚国家银行。储备资产由泰达管理,赎回机制由泰达设计,合规框架由泰达执行——尽管是在格鲁吉亚监管框架的约束之下。如果泰达出现财务困难或遭遇监管行动,格鲁吉亚拉里稳定币的持有者将面临什么?格鲁吉亚国家银行能否介入?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格鲁吉亚监管框架的具体设计和执行力度。

格鲁吉亚的监管框架本身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案例。格鲁吉亚国家银行在2026年3月批准了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的稳定币发行规则,该框架“部分基于美国《引导和建立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法案》、欧洲《加密资产市场监管法》以及迪拜的虚拟资产监管局规则”。格鲁吉亚的框架要求发行人维持一比一储备、最低资本五十万拉里、超过一千五百万拉里的储备需设立监事会、季度审计、以及三到五个工作日的赎回权。更关键的是,格鲁吉亚的框架“旨在实现与美国新兴稳定币监管的实质性兼容,包括《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指导与建立法案》,使格鲁吉亚成为最早寻求与美国不断演变的数字资产框架直接监管互操作的国家之一”。

这种“监管互操作性”的战略选择,揭示了小国在数字货币竞争中的生存逻辑:与其试图建立独立的、可能与主要经济体冲突的监管框架,不如主动与主要框架“对齐”,从而获得接入全球市场的资格。格鲁吉亚的选择是向美国框架对齐,这本身就是一个地缘政治信号。

格鲁吉亚拉里稳定币不会是最后一个“主权货币稳定币”。泰达公司已经暗示“更多将陆续推出”。如果这一模式被证明可行,我们可能会看到更多中小国家——尤其是那些货币不稳定、汇款依赖度高、或希望吸引数字资产企业的国家——选择与泰达或其他稳定币发行者合作。这将创造一个“私营部门驱动的货币数字化”的新范式,与央行数字货币的“公共部门驱动”范式形成鲜明对比。

2.新兴发行人格局:从泰达独大到“分层竞争”

2026年的稳定币市场,仍然由泰达币和美元硬币(USDC)主导。泰达币的市场规模约为1838亿美元,占据稳定币市场约58%的份额;美元硬币以约741亿美元的规模位居第二。两者合计占稳定币市场总值的81.7%,占交易总量的96%。

但这个“双头垄断”的表象之下,市场结构正在发生微妙而重要的变化。

第一层变化是“收益型稳定币”的退潮。 Ethena的USDe曾是2025年增长最快的稳定币之一,通过以太坊衍生品提供两位数的收益率。但2026年,随着质押收益率从春季的约9.4%压缩至低个位数,USDe的供应量下降了24%,降至约44.8亿美元。这一变化的含义是清晰的:以收益为驱动的稳定币需求是“热钱”,对利率变化高度敏感。当收益率下降时,资金迅速撤离。USDe的退潮,是对“收益型稳定币”商业模式可持续性的一次压力测试,结果表明:没有真实使用场景支撑的稳定币,其规模是脆弱的。

第二层变化是“支付导向型稳定币”的崛起。 瑞波公司的瑞波美元(RLUSD)在2026年增长了11%,达到约16亿美元,其“真实使用份额”达到35.6%——在主要稳定币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泰达币的50.2%。瑞波美元的增长驱动力是结算通道而非收益激励。瑞波对支付公司Flutterwave的战略投资,将瑞波美元嵌入其“主要结算通道”。这种“嵌入式”的增长模式,与收益型稳定币的“激励驱动”模式形成了本质区别。

第三层变化是“企业级稳定币”的探索。 贝宝的贝宝美元(PYUSD)在2026年下降了30%,降至约27.5亿美元。这一下降的教训是:仅仅拥有庞大的用户基础,不足以创造对稳定币的需求。贝宝美元的困境在于,它“仍在寻找一种能够超越激励措施的使用场景”。贝宝的用户使用贝宝美元,可能仅仅是因为“它在贝宝应用里”,而非因为“它比信用卡或其他支付方式更好”。

第四层变化是“机构联盟稳定币”的入局。 21家全球金融机构——包括高盛、美国银行、花旗、德意志银行——组成的联盟,计划在2027年上半年发行美元稳定币。这一联盟的规模从2025年10月的10家机构翻倍至21家,覆盖北美、欧洲、亚洲、中东和非洲。亚洲唯一的参与者是日本的三菱日联银行。

这个联盟的战略意图需要仔细辨析。高盛方面承认,“这款稳定币无意替代信用卡,也不面向普通零售银行业务”。真正的商业机会“集中在企业对企业支付、跨境汇款、大额金融交易清算”。联盟的公告强调,“项目是搭建稳定币生态系统的第一步”,最终目标是“推出一系列锚定七国集团各经济体法定货币的加密稳定币”,欧元是下一个优先事项。

传统银行联盟的入局,标志着稳定币市场从“加密原生企业主导”向“传统金融与加密企业竞争”的转变。但这个转变的结果远非确定。法国兴业银行是首家发行美元稳定币的大型银行,其代币流通规模不足1300万美元。与泰达的1830亿美元相比,这个数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传统银行能否为自家代币创造真实的市场需求,还是仅仅在进行“应对行业范式变革的战略防御”,仍然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3.标普稳定币稳定性评估:11种中6种达到“充分”以上

2026年8月,标普全球评级发布了其稳定币稳定性评估的最新更新。在其覆盖的11种稳定币中,6种具有“充分”或以上的维持锚定能力。

标普的评估体系采用五级量表:1级(非常强)、2级(强)、3级(充分)、4级(受限)、5级(弱)。评估考虑的因素包括资产质量、治理框架、监管合规、赎回性和流动性、以及发行人的历史记录。

具体评估结果的分层具有重要的分析价值。

最高层级(2级,“强”)包括:欧元硬币、美元硬币、全球美元、以及 Paxos 美元。这些稳定币的共同特征是:由受监管的信托机构发行、储备资产透明且高质量、发行人拥有良好的合规记录。美元硬币由圆环互联网集团发行,是全球第二大稳定币;全球美元在2026年2月获得首次评估;欧元硬币代表了欧元稳定币的最高评级。

中间层级(3级,“充分”)包括:双子星美元和欧元可转换币。这些稳定币的资产质量或治理框架存在某些弱点,但整体上仍能维持锚定。

最低层级(4级,“受限”和5级,“弱”)包括:第一数字美元(4级)、天空美元/戴(4级)、泰达币(5级)、真实美元(5级)、以及 Ethena 美元(5级)。

泰达币的5级评级,与其市场地位形成了极端的反差。泰达币是市场最大的稳定币,占据约59%的份额,流通规模约1870亿美元。但标普将其评为“弱”,理由是“显著的差异仍然存在于稳定币之间,这可能增加脱锚风险”。

这种反差的核心含义是:市场规模不等于信用质量。泰达币的“弱”评级反映了其储备资产透明度的长期问题——泰达发布季度鉴证报告,但“尚未进行完整的会计审计”。泰达的储备包括“美国国债、贵金属和担保贷款”——“担保贷款”这一类别的不透明性,是标普给予低评级的关键原因。

标普评估的战略意义在于:它为机构投资者提供了一个“质量分层”的框架。在稳定币市场“机构化”的进程中,机构投资者需要可比的、标准化的风险评估工具。标普的评估体系,可能成为机构配置决策的参考基准。如果机构投资者开始依据标普评级来配置稳定币——例如,只配置2级或以上的稳定币——那么泰达的市场主导地位可能面临压力,尽管这种压力在短期内可能被其网络效应所抵消。

4.脱锚风险的结构性分析:资产质量与风险管理差异

稳定币的“脱锚”风险,是评估其可靠性的核心维度。2026年的市场数据揭示了脱锚风险的结构性来源。

第一个结构性来源是资产质量。稳定币的“锚定”依赖于其储备资产的价值稳定性。美元硬币和泰达币都声称持有美国国债作为主要储备,但差异在于:美元硬币的储备由受监管的托管机构持有,泰达的储备则更为复杂。天空美元/戴的4级评级反映了其储备中“加密资产”的占比,而 Ethena 美元的5级评级则源于其合成稳定币的设计:它“通过以太坊衍生品而非法币储备或加密抵押品来维持与美元的锚定”。衍生品头寸的清算风险,在极端市场条件下可能触发脱锚。

第二个结构性来源是治理和透明度。全球美元在2026年2月获得标普的2级评级,其发行人是 Paxos——一家受纽约金融服务局监管的信托公司。Paxos 同时发行 Paxos 美元和贝宝美元。这种“受监管的信托结构”提供了更高的治理标准。相比之下,泰达的治理结构更为不透明,其注册地在英属维尔京群岛,运营在多个司法管辖区,监管监督的强度较低。

第三个结构性来源是赎回机制。格鲁吉亚的监管框架要求稳定币持有者“在三到五个工作日内”赎回。这个时间窗口本身就是一个风险因素:如果大量持有者同时要求赎回,发行人的流动性管理能力将受到考验。英国央行的系统性稳定币框架将“及时赎回”作为核心要求,其“央行存款”部分正是为了“使发行人能够及时满足赎回”。

脱锚风险的累积效应,可能在市场压力时期集中显现。2026年伊朗战争期间,虽然没有主要稳定币出现显著脱锚,但战争暴露的能源价格波动和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为稳定币的“压力测试”提供了一个场景。如果未来出现更严重的地缘政治危机或金融市场动荡,那些资产质量差、治理不透明、赎回机制不健全的稳定币,可能成为系统性风险的“薄弱环节”。

(二)英国稳定币监管的制度创新

1.英格兰银行系统性稳定币框架:30%央行存款要求

2026年6月,英格兰银行发布了系统性稳定币的政策声明和规则草案,标志着英国在稳定币监管领域迈出了“世界领先”的一步。

框架的核心是储备资产构成的新规则。英格兰银行将“计息资产(短期英国政府债务)的最大份额从60%提高至70%”,其余部分必须存放在央行存款中。这意味着,一家系统性稳定币发行人的储备中,至少30%必须是无风险的央行货币。

这一规则的设计逻辑需要仔细辨析。将储备资产限制在“短期政府债务加央行存款”的组合中,目标是双重保障:政府债务提供收益(使发行人的商业模式可持续),央行存款提供即时流动性(使发行人能够“及时满足赎回”)。30%的央行存款要求,实质上是一种流动性缓冲:即使政府债券市场出现压力,发行人仍然拥有足够的“现金”来应对赎回。

这一规则的制度含义是深远的。它承认了一个根本现实:稳定币的“稳定性”最终取决于其与央行货币的可兑换性。如果一家稳定币发行人的储备全部是政府债券,它在正常时期可以运作良好,但在市场压力时期可能面临“债券卖不出去”的困境。央行存款的存在,确保了发行人始终拥有“最后的流动性来源”。

2.短期英国国债持有许可的流动性逻辑

短期政府债券的持有许可,是英格兰银行框架中另一个精心设计的要素。将计息资产限定为“短期”英国政府债务,反映了对利率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审慎考量。

长期债券对利率变化更敏感。如果发行人持有长期债券,当利率上升时,债券的市场价值下降,可能触发储备不足的问题。短期债券的利率敏感性较低,市场价值更为稳定。更重要的是,短期政府债券市场是最深、最流动的债券市场——在需要时,发行人能够以接近面值的价格迅速出售。

这一规则与欧盟的《加密资产市场监管法》框架形成了对比。欧盟框架对稳定币储备的要求更为宽泛,允许更广泛的“低风险资产”。英格兰银行的规则更为严格,但同时也更为清晰:发行人知道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禁止的,不需要在模糊的“低风险”定义中猜测监管意图。

3. 利息支付禁止条款:稳定币的“支付工具”定位

英格兰银行框架中一个容易被忽视但至关重要的要素,是对稳定币利息支付的禁止。虽然搜索结果中没有直接披露这一条款的细节,但从框架的整体逻辑可以推断:稳定币被定位为“支付工具”而非“投资工具”。

这一定位的政策含义是多重的。首先,它防止稳定币与银行存款形成直接竞争。如果稳定币可以支付利息,用户可能将银行存款转换为稳定币以获取更高收益,从而引发“存款脱媒”和信贷收缩。其次,它将稳定币的吸引力限定在“交易便利性”而非“收益性”上,从而抑制了收益驱动的投机性需求。Ethena 美元的退潮已经证明了收益驱动模式的脆弱性。最后,它将稳定币的“创新空间”限定在支付效率而非金融收益上,与央行数字货币的“支付功能”形成互补而非替代。

4.监管目标从“审慎”向“促进创新”的明确转向

英格兰银行框架最值得注意的制度信号,是其监管目标的明确转向。副行长莎拉·布里登在声明中表示:“这是英国支付领域提供更多选择和创新的重要里程碑。创新在信任中蓬勃发展。今天,我们为一种新形式的货币奠定了信任的基础——及时赎回、强有力的保护和央行支持。这确实是一个世界领先的制度。”

“世界领先的制度”和“更多选择和创新的重要里程碑”——这些措辞的选择是刻意的。英格兰银行在传达一个清晰的信息:英国将稳定币视为“机遇”而非“威胁”。监管的目标不是“限制”稳定币的发展,而是“赋能”其发展,前提是满足“及时赎回、强有力保护和央行支持”这三个条件。

这种“促进创新”的转向,与美国在央行数字货币问题上的“禁止”姿态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禁止美联储发行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同时通过《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指导与建立法案》鼓励私营稳定币。英国的路径是:不急于发行数字英镑,但积极为私营稳定币建立监管框架。两者在“依赖私营部门提供数字货币”这一点上是趋同的,但在“监管的主动性和清晰度”上,英国走得更远。

英格兰银行的框架对全球稳定币监管具有示范效应。如果英国的制度被证明既能促进创新又能维护稳定,其他国家可能效仿。如果英国的制度导致稳定币活动流向监管更宽松的司法管辖区,英国可能被迫调整。2027年“受监管稳定币在英国运营”的目标,将是一个关键的检验节点。

(三)机构联盟的稳定币布局

1.21家金融机构联合承诺发行美元稳定币

2026年9月,21家全球金融机构宣布计划成立一家新公司,发行美元稳定币,目标是在2027年上半年推向市场。这一联盟的规模和构成,使其成为稳定币市场“机构化”转型中最具标志性的事件。

联盟的成员构成值得仔细分析。北美方面,高盛、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富国银行、第一资本、PNC金融服务、TD银行集团、加拿大皇家银行等参与。欧洲方面,德意志银行、瑞银、桑坦德、BBVA、德国商业银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劳埃德银行集团、荷兰合作银行等加入。亚洲方面,三菱日联银行是唯一的参与者。中东和非洲各有一家机构参与。

三菱日联银行作为亚洲唯一参与者的象征意义不容忽视。日本最大的银行选择加入一个以美元计价的稳定币联盟,而非等待日本央行发行数字日元或与日本本土企业合作。这反映了日本金融机构对美元网络效应的务实认知:如果稳定币将成为跨境支付的基础设施,那么参与美元稳定币的“基础设施层”可能比等待日元稳定币的“主权层”更具商业价值。

联盟的技术路线和合规策略同样值得关注。联盟声明“打算在适用情况下符合美国《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指导与建立法案》和欧盟《加密资产市场监管法》框架”。这种“双重合规”策略,反映了大型银行对监管确定性的追求。它们不愿意在一个监管模糊的领域中冒险,而是选择在已知的合规框架内运作。

2.摩根大通、汇丰、德意志银行的双重角色

机构联盟的稳定币布局中,一个关键的结构性特征是:许多参与稳定币联盟的银行,同时也是国际清算银行阿哥拉项目的参与者。德意志银行是阿哥拉的核心成员,同时也是21家银行稳定币联盟的成员。摩根大通、汇丰同样是阿哥拉项目的参与者。

这种“双重参与”并非矛盾,而是一种战略对冲。阿哥拉代表的是“央行主导的、合规化的、机构间的”代币化货币基础设施。银行稳定币联盟代表的是“私营部门主导的、面向更广泛市场的”稳定币基础设施。两者的目标场景不同:阿哥拉瞄准的是“央行储备的最终大额清算”,银行稳定币瞄准的是“跨境支付和数字资产结算”。

但这种“双重参与”也反映了大型银行对未来政策走向的不确定性。如果央行数字货币和代币化央行储备成为跨境支付的主流,银行需要拥有阿哥拉的技术能力。如果私营稳定币成为跨境支付的主流,银行需要拥有自己的稳定币产品。如果两者共存,银行需要在两个生态系统中都有存在。这种“全都要”的策略,是大型银行在监管和技术不确定性下的理性选择,但也意味着它们需要在多个方向上同时投入资源。

3.代币化存款与稳定币的功能竞争

机构联盟的稳定币布局,引发了一个更深层的功能竞争问题:代币化存款与稳定币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代币化存款是商业银行存款的“链上表示”——它的法律性质与普通银行存款相同,但以数字代币的形式存在。稳定币是发行人的负债,其法律性质取决于发行人的结构(信托、公司等)。

从功能角度看,两者都追求实时结算、可编程性、跨境效率。但从制度基础看,两者有本质区别。代币化存款是银行货币,受存款保险和银行监管的保护。稳定币是私人货币,其信用取决于发行人的储备管理和治理质量。代币化存款的“锚定”是银行的信用,稳定币的“锚定”是储备资产的价值。

英格兰银行框架中对稳定币的“支付工具”定位,实际上是在划定边界:稳定币是“支付工具”,代币化存款是“银行存款的数字化形式”。两者的功能有重叠,但制度基础不同。如果稳定币被限制在“支付”功能,而代币化存款承载“储蓄”功能,两者可以共存。如果稳定币开始“类存款化”——例如提供利息或存款保险——那么它们就进入了代币化存款的领地,竞争将变得激烈。

(四)稳定币与央行数字货币的“竞合”关系

1. 国际清算银行设计中的层级分工

国际清算银行阿哥拉项目的设计,为稳定币与央行数字货币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清晰的层级框架。

阿哥拉的“双层架构”中,底层是央行储备(代币化央行储备),由各国央行全权管控。中间层是商业银行存款(代币化商业银行存款),由商业银行发行和管理,在共享账本上运作。阿哥拉承接的是“各国央行储备的最终大额清算”,而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区块链账本“聚焦商业银行之间代币化存款对账”。

这个层级分工的战略含义是:稳定币被定位在“商业银行层之下”或“商业银行层之外”。稳定币不是央行货币,也不是受监管的银行存款,而是一种“替代性的支付工具”。阿哥拉的设计者似乎接受了一个现实:稳定币在零售和小额跨境支付中具有优势,央行数字货币在批发和大额清算中具有优势。两者服务于不同的场景,满足不同的需求。

但这种“层级分工”不是制度化的,而是功能性的。如果稳定币开始进入大额清算领域(例如,企业使用泰达币进行跨境支付),它与阿哥拉的竞争就会加剧。如果阿哥拉开始提供零售支付功能(例如,通过代币化存款),它与稳定币的竞争也会加剧。层级分工的稳定性,取决于两者是否“安分守己”地待在各自的领域。

2. 稳定币作为“监管套利”工具的终结

稳定币在2026年面临的一个根本性变化,是监管框架的全面覆盖。美国通过了《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指导与建立法案》,欧盟的《加密资产市场监管法》已经生效,英国发布了系统性稳定币规则,格鲁吉亚建立了与《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指导与建立法案》兼容的框架。

这些监管框架的共同特征是:它们消除了“监管套利”的空间。在监管模糊的时期,稳定币发行人可以选择在监管最宽松的司法管辖区注册,同时在全球范围内运营。在监管清晰的时期,稳定币发行人必须在每一个运营的司法管辖区满足当地的监管要求。泰达的格鲁吉亚拉里稳定币在格鲁吉亚发行,必须满足格鲁吉亚国家银行的储备和赎回要求。美国银行联盟发行的美元稳定币,必须满足《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指导与建立法案》的要求。

“监管套利”终结的含义是:稳定币的竞争将从“谁更不受监管”转向“谁更合规”。在监管模糊时期,泰达的优势在于它“不注册在任何主要金融中心”,从而避免了严格的监管。在监管清晰时期,泰达的优势——如果仍然存在——必须来自运营效率、网络效应和用户习惯,而非监管套利。泰达的5级标普评级,在机构投资者日益依赖标准化风险评估的环境中,可能成为一个竞争劣势。

3. 主权货币数字化与私人数字货币的长期共存

稳定币与央行数字货币的长期关系,最可能的形式是“竞争性共存”,而非“替代”。

从功能层面看,两者的分工可能趋向于:央行数字货币和代币化央行储备服务于批发清算、货币政策传导和金融稳定;稳定币服务于零售支付、小额跨境汇款和新兴市场的美元可获得性。这种分工不是“设计”的结果,而是制度约束和市场选择共同作用的产物。

从制度层面看,央行数字货币的“主权逻辑”和稳定币的“市场逻辑”将长期并存。央行数字货币承载着国家对货币主权的行使,稳定币承载着市场对支付效率的追求。两者之间的张力——主权控制 vs. 市场自由——不会消失,而是会在监管框架的边界内持续博弈。

从地缘政治层面看,稳定币的“美元化”效应可能成为主权国家的长期焦虑。当格鲁吉亚拉里稳定币、阿根廷的美元稳定币、尼日利亚的美元稳定币在各自的经济中流通时,这些国家的货币主权在事实上被侵蚀。格鲁吉亚选择与泰达合作发行“本国货币稳定币”,可以被解读为一种防御性策略:与其让美元稳定币主导格鲁吉亚的数字支付,不如发行自己的稳定币来“竞争”。但这种策略的有效性,取决于格鲁吉亚拉里稳定币能否在与美元稳定币的竞争中赢得用户。

稳定币的“机构化”转型,正在将私人数字货币从“加密生态的边缘工具”转变为“全球金融的基础设施层”。但这个转型的终点不是“主权化”——稳定币不会变成央行货币——而是一种“受监管的私人货币”与“数字化主权货币”之间的长期共存。这种共存形态的稳定性,将取决于监管框架的边界是否清晰、两种货币形态的功能是否互补、以及用户的选择是否自由。2026年的证据表明,这三个条件部分满足:监管边界正在清晰化,功能分工正在形成,但用户选择的自由度——尤其是在资本管制国家——仍然受到限制。稳定币与央行数字货币的“竞合”关系,远未到达均衡状态。

三、SWIFT的区块链改造:传统基础设施的“自我革命”

如果说央行数字货币代表主权力量对货币形态的“自上而下”重塑,稳定币代表私人部门对支付效率的“自下而上”突破,那么SWIFT的区块链改造则代表了一种更为罕见的战略姿态:传统基础设施的“自我革命”。这不是一个新兴挑战者对旧秩序的冲击,而是一个运行了半个世纪的全球金融通信骨干,在面临竞争压力时主动进行的架构重构。

2026年7月9日,SWIFT宣布其基于区块链的共享账本已准备好进入初始使用阶段。全球六大洲的17家银行——包括花旗、汇丰、瑞银、法国巴黎银行、星展银行、渣打银行、三菱日联银行、富国银行等——开始准备使用代币化存款进行24小时365天的跨境支付试点。从2025年9月在Sibos大会上首次宣布这一计划,到2026年7月进入实盘试点,SWIFT仅用了九个月。对于一家以“稳健”和“审慎”著称的53岁行业合作社而言,这个速度本身就是一种信号。

但速度的快慢,并不能回答一个更根本的问题:SWIFT的区块链改造,究竟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还是一场精心计算的“防御”?答案存在于技术架构的每一个细节之中。

(一)基于Hyperledger Besu的共享账本设计

1. 以太坊虚拟机兼容性的战略意义

SWIFT的共享账本选择了基于Hyperledger Besu构建,采用与以太坊虚拟机兼容的架构。这一技术选择的意义,远不止于“用什么代码写”的工程问题。

以太坊虚拟机兼容性意味着:SWIFT的账本天然具备与更广泛的数字资产生态系统对接的能力。在以太坊生态中运行的去中心化应用、智能合约和代币标准,在理论上都可以与SWIFT的账本进行互操作。SWIFT在声明中明确指出,这一设计“旨在与更广泛的数字资产生态系统集成,在SWIFT的基础设施栈中形成一个新的层次,将分布式账本技术的能力与SWIFT的全球覆盖、安全性和标准相结合”。

这种“兼容性”的战略含义是双重的。从防御角度看,它使SWIFT能够“吸收”而非“排斥”区块链创新——如果银行想在SWIFT网络上使用智能合约来自动化支付流程,它们不需要离开SWIFT去使用一个独立的区块链平台。从进攻角度看,它为SWIFT提供了“后发优势”:当数字资产市场足够成熟时,SWIFT可以凭借其11,500家会员网络的覆盖范围,成为连接传统金融与数字资产生态的“默认桥梁”。

但技术选择也暴露了SWIFT的边界。共享账本“只支持受监管的银行发行的代币化存款”,明确排除了公有链代币和稳定币。SWIFT的官方声明称,账本“不支持公有链代币、稳定币或加密原生资产”。这意味着,SWIFT的“兼容性”是有围墙的兼容性。它与以太坊生态的“接口”存在,但“通行权”由SWIFT及其参与的银行共同控制。这是一种许可制下的开放性——开放到足以吸收创新,封闭到足以维持控制。

2. 实时交易计划与链外清算的混合架构

SWIFT共享账本最精妙的设计,在于它不做结算。

这是一个看似反直觉的选择。一个“区块链支付网络”,却不处理最终的货币转移。SWIFT的账本“记录并验证支付承诺”,然后“将结算交回现有的代理行系统”。SWIFT首席业务官蒂埃里·奇洛西的表述更为精确:“我们的新账本功能,将已确立金融系统的信任与稳定性,延伸到数字货币的前沿领域。”

这种“链上协调、链下结算”的混合架构,可以用一个更通俗的比喻来理解:SWIFT的账本是一份共享的“承诺登记簿”,而非一座“资金金库”。当一家银行在账本上记录一笔跨境支付时,它做出的是一份可验证的承诺:我将在指定时间,通过现有清算系统,将资金转移到指定账户。所有参与银行都能看到这份承诺,都能验证它是否符合规则,都能追踪它的执行状态。但真正的资金流动,仍然发生在SWIFT的报文网络和各国央行的实时全额结算系统之中。

这种设计的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它绕开了最困难、最具政治敏感性的问题:谁控制最终结算。如果SWIFT的账本直接处理结算,那么各国央行将面临一个根本性的主权问题:它们是否愿意让一家总部位于比利时的合作社,成为其货币结算的“底层基础设施”?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通过将结算留在现有系统中,SWIFT避免了与央行的直接主权冲突。

但代价同样明显。一位分析者尖锐地指出:“SWIFT的账本什么都不结算:它记录并验证支付承诺,然后将结算交回现有代理行系统。” 这意味着,SWIFT的账本没有改变跨境支付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分析指出,“高达80%的跨境交易时间花在最后一公里上,而最后一公里是国内环节:收款支付服务商向受益人付款,等待的是本地批量清算、截止时间和合规检查,而非银行间协调”。SWIFT的账本解决的是“银行间协调”问题,而非“国内清算”问题。它让银行能够在周末和夜间承诺支付,但受益人真正收到资金的时间,仍然取决于收款国的国内支付系统。

混合架构的战略含义在于:SWIFT正在将“协调层”与“结算层”分离,并试图将“协调层”打造成一个由自己主导的、基于区块链的共享基础设施。在这个愿景中,SWIFT不再仅仅是一个“报文传递者”,而是一个“支付协调者”——一个所有银行都接入的、实时同步的、可编程的“支付状态机”。结算仍然分散在各国央行和商业银行的系统中,但支付流程的“大脑”被集中到了SWIFT的账本上。

3.与阿哥拉项目的标准互通设计

SWIFT的共享账本并非孤立存在。它与国际清算银行主导的阿哥拉项目之间,存在一种微妙而重要的互补关系。

阿哥拉项目聚焦于“央行储备的最终大额清算”——它的核心是代币化央行储备,是“货币的最终形式”。SWIFT的账本聚焦于“商业银行之间的支付协调”——它的核心是代币化商业银行存款,是“货币的日常形式”。两者的分工可以用一个比喻来理解:阿哥拉是“央行金库之间的高速公路”,SWIFT是“银行之间的城市道路网”。

这种分工的制度逻辑是清晰的。央行不愿意让商业银行的支付协调活动“污染”其清算基础设施——这是央行货币作为“最终结算资产”的纯净性要求。商业银行也不愿意让央行的清算节奏“束缚”其支付协调的灵活性——这是商业银行作为“日常支付服务提供者”的效率要求。两者服务于不同的功能,满足不同的需求,可以在同一个生态系统中共存。

SWIFT的账本设计为与阿哥拉的标准互通预留了空间。虽然搜索结果中没有明确披露两者之间的技术对接细节,但SWIFT在声明中强调其账本“建立在现有银行支付应用和SWIFT标准之上”,并且“设计为与更广泛的数字资产生态系统集成”。这意味着,如果阿哥拉的代币化央行储备系统成熟,SWIFT的账本可以通过标准化的接口与之对接,形成“商业银行层协调 + 央行层结算”的完整链条。

但“预留空间”不等于“已经互通”。SWIFT的账本和阿哥拉项目目前是两个独立的、并行的实验。它们的技术标准、治理框架和参与机构并不完全重叠。两者的互通需要额外的协调工作,而这种协调的政治经济学——谁主导标准、谁承担成本、谁获得收益——将在未来数年决定两者关系的实际形态。

(二)SWIFT转型的防御性逻辑

1. 应对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与跨境支付系统的竞争压力

SWIFT的区块链改造,必须放在竞争压力的背景下理解。如果SWIFT没有面临来自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和跨境支付系统的压力,它可能不会选择在九个月内从概念走向实盘。

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威胁是结构性的。它由中国、香港、泰国、阿联酋和沙特央行联合发起,旨在建立一个“绕开SWIFT”的跨境支付通道。当参与银行通过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进行交易时,它们不需要通过SWIFT发送报文,不需要经过代理行中转,可以直接在共享账本上完成结算。这意味着,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每一点增长,都可能是SWIFT报文流量的直接损失。

跨境支付系统的威胁同样是结构性的,但形式不同。跨境支付系统仍然依赖SWIFT的报文体系进行跨境通信,但它为人民币结算提供了一条独立的资金通道。当一笔贸易以人民币结算时,SWIFT传递的是报文,但资金的清算发生在跨境支付系统的网络中。SWIFT在这个过程中是“必要的”,但不是“主导的”。如果人民币结算的份额持续上升,SWIFT的“必要性”可能被稀释。

SWIFT的账本是对这两种威胁的直接回应。它提供了一个“SWIFT版本的”代币化支付协调层,使参与银行能够在不离开SWIFT生态系统的情况下,获得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所提供的“24小时实时协调”能力。SWIFT的赌注是:银行更愿意在现有的、可信的、合规的框架内进行创新,而非跳入一个由地缘政治对手主导的新体系。

2.维持报文标准主导权的路径依赖

SWIFT的账本设计中,有一个容易被忽视但至关重要的要素:国际标准报文格式的延续。

SWIFT在声明中反复强调,其账本“建立在现有银行支付应用和SWIFT标准之上”。这意味着,参与银行不需要学习一套新的报文格式,不需要重建其支付处理系统,不需要改变其与SWIFT网络的连接方式。账本是在SWIFT现有基础设施“之上”增加的一个“层次”,而非“替代”。

这种设计的战略意图是维持SWIFT对报文标准的主导权。SWIFT的核心资产,不是它的技术,而是它的标准。国际标准报文格式已经成为全球跨境支付的“通用语言”。任何想要接入SWIFT网络的机构,都必须“说”这种语言。如果SWIFT的账本要求一套全新的标准,那么参与银行就有了“学习新语言”的动力——而一旦它们学会了新语言,它们就可能用这种新语言去接入其他网络,而非仅仅接入SWIFT。

通过在现有标准之上构建新功能,SWIFT确保了“创新”不会成为“标准迁移”的催化剂。银行可以使用新功能,但它们使用的仍然是SWIFT的“语言”。这是一种路径依赖的主动维护:不是被动地等待路径依赖“锁定”用户,而是主动地将新功能嵌入旧路径,使旧路径的生命周期得以延续。

3.商业银行层的卡位策略

SWIFT账本的“窄范围”设计——只协调、不结算——被一位分析者精确地描述为“SWIFT能够获得的最窄范围的协议”。但“窄”恰恰是它的战略优势。

分析者给出了一个精辟的解释:“考虑一笔跨境支付实际触及的环节:牌照触及银行特许经营定位,客户准入触及客户关系,资金触及存款基础,兑换触及外汇收入。协调是唯一不触及这些环节的层面,这正是为什么每个成员都能同意构建它。”

这个洞察揭示了SWIFT转型的核心逻辑:它选择了一个“不威胁任何人”的切入点。如果SWIFT的账本直接处理结算,它将威胁各国央行对货币主权的控制(主权威胁)、威胁商业银行对存款基础的控制(商业威胁)、威胁外汇交易商对兑换收入的控制(利润威胁)。任何一个威胁都足以让部分成员退出项目。

“协调层”的选择,使SWIFT能够在不触动任何既得利益的情况下,获得一个战略性的立足点。它让银行在周末和夜间“承诺”支付,但承诺的兑现仍然依赖现有的结算系统。它让银行“看到”彼此的支付状态,但看到的信息不改变谁控制资金。它让银行“使用”区块链技术,但区块链只是“记录”工具,而非“转移”工具。

这种卡位策略的长期含义是:SWIFT正在占据“银行间支付协调”这一功能层,并将其打造为一个共享的、基于区块链的基础设施。当这个基础设施成熟时,SWIFT将拥有一个新的价值主张:它不再仅仅是“帮银行发送报文”,而是“帮银行协调支付”。在“协调”这个功能层上,SWIFT的竞争对手是Partior(星展、摩根大通和淡马锡合资的结算平台)和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但SWIFT的11,500家会员网络,是Partior和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无法在短期内复制的。

(三)传统与数字的“竞争性共存”

1.代理行体系的存续与改造

SWIFT的账本设计,隐含了一个对代理行体系未来的判断:代理行体系不会消失,但会被“改造”。

在SWIFT的架构中,最终的结算仍然“通过现有的代理行关系、实时全额结算系统或其他参与方之间约定的机制”进行。这意味着,代理行体系仍然是“资金实际流动”的通道。但账本的引入,改变了代理行体系“运作的方式”。

在传统的代理行体系中,一笔跨境支付需要经过多层代理行中转。每一层代理行都需要进行合规检查、流动性管理和账务处理。这些“中间环节”是成本的主要来源,也是延迟的主要来源。SWIFT的账本将“协调”从“代理行链条”中剥离出来,放到一个共享的、实时的账本上。参与银行可以在账本上“看到”整个支付链条的状态,可以在账本上“承诺”资金的可用性,可以在账本上“验证”合规要求是否满足。当所有这些“协调工作”完成后,资金的实际转移仍然通过代理行链条进行——但代理行链条的工作被简化了。

这种“改造”的方向是清晰的:代理行体系从“多层协调 + 多层结算”变为“单层协调(SWIFT账本)+ 多层结算(代理行链条)”。协调的集中化,降低了协调的复杂性和成本。但结算的分散化,意味着代理行链条的数量可能不会减少,但每一层的工作量会减少。代理行仍然存在,但它们从“协调者”变成了“执行者”。

2.原子结算对信用风险消除的有限范围

“原子结算”是区块链支付叙事中最具吸引力的概念之一。它意味着交易的“全有或全无”——要么全部完成,要么全部不发生,没有中间状态,没有部分执行。这消除了结算过程中的信用风险:你不需要担心交易对手在“半途”违约,因为交易只有“完成”和“未完成”两种状态。

但SWIFT的账本设计表明,原子结算的“范围”是有限的。SWIFT的账本记录“支付承诺”,但不执行最终结算。这意味着,原子结算发生在一个与资金流动分离的层面上。在账本上,支付承诺的“记录和验证”可以是原子的:要么所有参与银行都确认了承诺,要么整个协调过程失败。但在资金层面,结算仍然通过代理行链条进行,仍然存在时间差和信用风险。

分析者指出,“高达80%的跨境交易时间花在最后一公里上”。这个“最后一公里”发生在国内清算系统中,而非银行间协调层面。SWIFT的账本无法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因为“最后一公里”的瓶颈是收款国的国内支付基础设施,而非银行间的协调机制。SWIFT的账本可以让银行在周末“承诺”支付,但它无法让收款国的国内清算系统在周末“执行”支付。

原子结算的“有限范围”意味着:SWIFT的账本降低了“协调风险”(即银行之间无法就支付状态达成一致的风险),但没有消除“结算风险”(即资金在转移过程中出现问题的风险)。这是一个重要的区分。协调风险的降低是有价值的——它提高了效率、减少了纠纷、改善了流动性管理。但结算风险的持续存在意味着,SWIFT的账本没有实现区块链支付叙事的“终极承诺”。

3.二十国集团改革议程与实际进展的落差

SWIFT的区块链改造,必须放在二十国集团跨境支付改革议程的背景下评估。二十国集团在2020年启动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议程:到2027年,使跨境支付“更便宜、更快、更透明、更可及”。

SWIFT在声明中明确表示,其账本是“推进二十国集团国际交易目标”努力的一部分。SWIFT指出,“网络上75%的支付在10分钟内到达收款银行,通常只需几秒钟”。这是一个真实的成就。但“75%在10分钟内”意味着25%的支付需要更长时间。而且,“到达收款银行”不等于“到达受益人账户”——“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仍然存在。

二十国集团议程的核心目标之一是降低跨境支付成本。SWIFT的账本能否实现这一目标?分析者给出的答案是审慎的。SWIFT的账本不直接降低结算成本——结算仍然通过代理行链条进行,代理行的收费仍然存在。SWIFT的账本间接降低的是“协调成本”——银行之间来回确认支付状态、处理异常情况、管理流动性缓冲的成本。协调成本的降低是真实的,但它不等于“跨境支付总成本”的显著下降。

二十国集团议程的另一个目标是提高透明度。SWIFT的账本在这方面有明确的贡献:参与银行可以在账本上“看到”支付的全流程状态,包括资金是否已承诺、合规检查是否通过、预计到账时间。这种透明度是传统代理行体系所缺乏的。在传统体系中,汇款行“发出报文后就不管了”,支付状态的信息是碎片化的、延迟的、不完整的。SWIFT的账本提供了一个共享的、实时的“支付状态视图”。

但透明度也有边界。SWIFT的账本提供的是银行间层面的透明度,而非用户层面的透明度。最终用户(企业和个人)能否从这种透明度中受益,取决于参与银行是否将账本上的信息“翻译”给用户。如果银行选择不分享这些信息,或者只分享部分信息,那么“透明度”就停留在银行间层面,无法到达用户。

结语:自我革命的战略含义

SWIFT的区块链改造,在2026年的数字货币基础设施竞争中,占据着一个独特的位置。它既不是“颠覆者”(如稳定币),也不是“主权者”(如央行数字货币)。它是一个“自我改造的 incumbent”——一个运行了半个世纪的行业合作社,在面临竞争压力时,主动选择了架构重构。

这种“自我革命”的战略含义,可以用一句话概括:SWIFT正在用区块链技术,将自己从“报文网络”升级为“协调网络”。报文网络的价值主张是“帮你传递信息”。协调网络的价值主张是“帮你管理支付”。后者比前者更深入银行的核心流程,也更难以被替代。

但这个“升级”的边界——协调而非结算——也决定了它的局限性。SWIFT的账本可以让银行在周末“承诺”支付,但它无法让收款国的国内清算系统在周末“执行”支付。它可以让银行“看到”彼此的支付状态,但它无法让最终用户“看到”自己的资金何时到账。它可以让跨境支付的“银行间协调”变得更快、更透明、更可编程,但它无法改变“资金实际流动”的物理约束和政治约束。

SWIFT的赌注是:在区块链时代,银行仍然需要一个“共享的协调层”,而SWIFT的11,500家会员网络,是任何竞争对手都无法在短期内复制的。这个赌注的合理性,将在未来数年的试点中逐步验证。但无论结果如何,SWIFT的“自我革命”已经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传统基础设施不会被动地等待被颠覆。它们会主动改造自己,以适应新的竞争环境。 这种“改造”的速度和深度,将决定它们在数字货币时代的生存空间。

四、Token2049议程的“机构化转向”解读

如果说前三个维度——央行数字货币、稳定币、传统基础设施的区块链改造——描述的是数字货币基础设施竞争的“硬件层”,那么Token2049的议程设置则提供了一个观察“软件层”的窗口:行业的注意力正在流向哪里,资本和人才正在追逐什么,以及传统金融与加密原生力量之间的边界正在如何被重新划定。

2026年10月7日至8日,Token2049新加坡站在滨海湾金沙举行,吸引了来自160个国家的约25000名参会者,超过300位演讲者分布在六个舞台上。但真正值得解读的,不是这些数字,而是数字背后的构成变化:谁在台上,谁在台下,以及他们在谈论什么。

(一)演讲者构成的信号价值

1. 纳斯达克、贝莱德、富兰克林邓普顿、摩根士丹利的参与

2026年Token2049最显著的变化,是传统金融巨头的“主舞台化”。纳斯达克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阿德娜·弗里德曼、贝莱德数字资产总监尼基尔·夏尔马、富兰克林邓普顿首席执行官珍妮·约翰逊、摩根士丹利数字资产战略主管艾米·奥登堡——这些名字出现在官方演讲者名单上,与Hyperliquid、Solana、Polygon、Base等加密原生项目的创始人们并列。

这种“并列”本身就是一种宣言。在Token2049的早期年份,传统金融机构的参与往往是“边缘性的”:它们派中层代表参加圆桌讨论,或者设立展台但不上主舞台。2026年的变化是结构性的:传统金融机构的高管被邀请到主舞台,与加密原生领袖同台对话,而不仅仅是“观察”或“学习”。

阿德娜·弗里德曼的演讲内容,揭示了这种“主舞台化”背后的战略逻辑。她提出,如果国债、股票、货币市场基金和资金流本身都被代币化,“抵押品将变得极具流动性”,可能释放全球金融体系中“数十万亿美元”被困资本。这个论点的核心是资本效率:在传统金融体系中,抵押品在不同机构之间的转移需要数天时间,而代币化可以使这一过程接近实时。弗里德曼没有具体说明“数十万亿”是如何计算的,但她指出了一个更根本的趋势:机构对代币化的兴趣在过去一年显著增长,“部分得益于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指导与建立法案》的通过”。

纳斯达克自身已经在实践这一逻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2026年3月批准了一项纳斯达克试点,允许罗素1000指数成分股和主要指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以区块链代币形式结算。代币化股票在同一订单簿、同一价格、同一代码下交易,唯一的区别是结算发生在区块链上,而非存托信托公司的传统簿记系统中。纳斯达克还计划在2026年12月6日推出23小时、每周五天的股票交易时段——这是向“全天候交易”迈出的第一步,但弗里德曼本人也承认,“并非所有资产的流动性都足以支持全天候环境”。

2.传统金融领袖的主舞台地位

珍妮·约翰逊的演讲提供了一个与弗里德曼互补的视角。作为富兰克林邓普顿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逊是传统资产管理公司中最积极拥抱代币化的高管之一。她在Token2049上对现有代币化基金市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批评:许多竞争对手的代币化基金只是传统金融产品的“数字副本”或“数字双胞胎”,并未真正体现区块链在效率和结算方面的潜力。

约翰逊提出了“原生”与“复制”的区分。她指出,富兰克林邓普顿的BENJI基金采用“原生链上记录模式”,基金所有权记录直接基于公共区块链,区块链本身就是“真相的来源”,而非传统账本的映射。这种设计带来了两个实际优势:BENJI支持按秒计息,实现实时收益计算;成本显著降低——BENJI的每笔交易成本约为1.13美元,而传统方式下每笔交易成本约为150美元。

约翰逊的批评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它表明,传统金融机构在代币化领域的竞争正在从“是否参与”转向“如何参与” 。“数字副本”模式的代币化基金,只是将传统资产“包装”成代币,但保留了传统的中介结构和结算周期。“原生”模式的代币化基金,则是将区块链作为基础性的记录层,从而释放效率收益。如果约翰逊的判断正确,那么代币化基金的竞争将是一场“原生”淘汰“复制”的竞争。这对于那些仅仅“为了代币化而代币化”的传统金融机构而言,是一个警告信号。

3.加密原生与机构金融的议程融合

演讲者构成的另一个信号,是议程的融合。在Token2049的官方日程上,“DeFi的机构突破”这一场次将Aave Labs的斯坦尼·库莱乔夫、Ethena Labs的盖伊·扬和Infinex/Synthetix创始人凯恩·沃里克放在同一舞台上,由a16z crypto的罗比·彼得森主持。这种“同台”本身就是一个信号:加密原生项目不再将自己定位为“传统金融的替代者”,而是“传统金融的链上化合作伙伴” 。

这种融合的深层逻辑,在于利益的重叠。加密原生项目需要传统金融机构的资本、客户和合规能力。传统金融机构需要加密原生项目的技术、速度和创新能力。两者的“融合”不是意识形态的趋同,而是功能性的互补。

但融合也带来了张力。incrypted的会议观察者用了一个尖锐的比喻来描述这种张力:“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人在吃早餐时与一家听起来像管理半个地球的基金的代表在一起。每个人都在谈论结算、资本效率、机构流动性和监管框架。而我们站在这里,拿着我们的‘垃圾币’袋子,等待牛市,还在写关于一个零售参与者空间越来越小的行业的新闻。”

这个观察揭示了一个被忽视的代价:Token2049的“机构化转向”意味着零售参与者在议程设置中的边缘化。当主舞台的讨论集中在“抵押品流动性”、“机构托管”和“监管框架”时,那些曾经定义加密文化的“草根实验”、“社区治理”和“反叛精神”正在被推到边缘。这不是一个道德判断,而是一个结构性的观察:当一个行业从“边缘挑战者”变为“主流参与者”时,它的议程必然从“颠覆”转向“建设”,从“反叛”转向“合规” 。

(二)核心议题的政策含义

1. “DeFi的机构突破”:Aave、Ethena、Synthetix的参与逻辑

“DeFi的机构突破”是2026年Token2049最受关注的主舞台场次之一。Aave、Ethena和Synthetix的创始人同台,代表了去中心化金融的三种不同路径。

Aave的斯坦尼·库莱乔夫代表的是借贷协议的机构化路径。Aave是最大的去中心化借贷平台之一,其核心功能是允许用户以加密资产为抵押进行借贷。机构化的挑战在于:机构需要更严格的抵押品管理、更清晰的清算规则和更可预测的利率环境。Aave在2026年的战略是从“零售借贷”向“机构借贷”延伸,同时保持其去中心化的治理结构。

Ethena的盖伊·扬代表的是收益型稳定币的机构化路径。Ethena的USDe通过“德尔塔中性”策略——同时持有现货和做空永续合约——来维持与美元的锚定并产生收益。但扬在Token2049上强调,收益不是商品,因为不同产品基于操作者管理方式的不同而承担不同风险。Ethena面临的一个关键风险是“交易对手风险集中”——其策略主要依赖于币安等中心化交易所。Ethena的应对措施包括获得SOC 2 Type II审计认证和建立10亿美元信贷额度,以“建立机构投资者的信任”。

Synthetix的凯恩·沃里克代表的是衍生品流动性协议的机构化路径。Synthetix为去中心化衍生品交易提供“流动性骨干”,允许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获得对广泛资产的链上敞口”。机构化的挑战在于:衍生品是金融体系中监管最严格的领域之一,去中心化衍生品协议如何在满足监管要求的同时保持“无需许可”的特性,是一个根本性的张力。

三者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在“去中心化”和“机构化”之间寻找平衡点。这个平衡点的位置,将决定DeFi能否真正实现“机构突破”。如果DeFi协议为了迎合机构而牺牲去中心化,它们可能失去“无需许可”的核心价值主张。如果它们坚持完全的去中心化,它们可能无法满足机构的合规要求。2026年的“机构突破”叙事,本质上是在探索这个平衡点的可行边界。

2. Hyperliquid的主舞台专场:衍生品基础设施的专业化

Hyperliquid创始人杰夫·严在Token2049的主舞台专场,是2026年议程中最具争议性的安排之一。Hyperliquid以永续合约闻名,这类产品被消费者权益倡导者称为“加密货币领域最危险的产品”,因为“通常采用高杠杆且无期限上限的结构”。

Hyperliquid的战略意义,不在于其产品本身,而在于它代表的一种特定的市场结构演变。永续合约“没有到期日,并通过一种机制将其价格锚定于所跟踪资产的现货价格”。在2026年伊朗战争爆发之初,交易员利用永续合约在非交易时段押注动荡的能源市场,使这类产品“开始受到主流关注”。这意味着,永续合约正在从“加密原生的小众工具”变为跨资产类别的风险定价机制。

Hyperliquid的主舞台专场,反映了Token2049议程的一个更深层变化:衍生品基础设施正在成为议程的核心。除了Hyperliquid的专场,日程还包括“链上期权、衍生品与美国市场”等场次。这种议程设置的含义是:加密货币市场的基础设施建设,正在从“现货交易”向“衍生品交易”延伸。现货交易是“买入并持有”的逻辑,衍生品交易是“风险管理和价格发现”的逻辑。后者的机构化门槛更高,但市场深度和资本效率的潜力也更大。

但Hyperliquid的参与也暴露了一个监管张力。新加坡金融管理局明确表示,“据我们所知,Hyperliquid并未受到任何主要司法管辖区的监管”,并警告投资者它“并不监管Hyperliquid的永续合约”。Hyperliquid Labs向英国《金融时报》确认,其总部设在新加坡,但新加坡金融管理局认为,鉴于其“去中心化性质”,该平台“并非设在新加坡”。这种“监管真空”状态,既是Hyperliquid的竞争优势(不受特定司法管辖区监管约束),也是其长期风险(监管打击的不确定性)。

3.“新三难困境:机密、合规、可组合”的监管技术前沿

Token2049日程中一个看似技术性但具有深刻政策含义的场次,是“新三难困境:机密、合规、可组合”。这个“三难困境”的表述,精确地概括了机构级DeFi面临的核心矛盾。

机密指的是机构对交易隐私的要求。机构投资者“习惯于某种标准的隐私”,EY全球区块链负责人保罗·布罗迪在Token2049上表示,“随着区块链数据变得越来越可追溯和可组合”,机构对隐私的需求已经从“匿名”升级为“基线要求”。EY的Nightfall协议的目标是在保持可审计性的同时维护机密性,以反映机构“期望和要求的隐私”。

合规指的是监管要求。机构参与DeFi的前提是满足反洗钱、制裁筛查、客户身份验证等合规要求。但区块链的“无需许可”特性与合规的“许可制”逻辑之间存在根本张力。

可组合性指的是DeFi的核心价值主张:不同协议之间的互操作性。可组合性使DeFi能够“像乐高积木一样”组合不同的金融原语,创造出传统金融难以复制的复杂产品。但可组合性也意味着合规风险的传播:如果一个协议不符合监管要求,所有与之组合的协议都可能受到影响。

这三个目标之间的张力是结构性的。最大化的机密性可能牺牲可组合性(隐私保护阻碍互操作)。最大化的合规性可能牺牲机密性(监管审查要求数据透明)。最大化的可组合性可能牺牲合规性(开放互操作使合规控制困难)。Token2049将这一“三难困境”放在主舞台上,反映了行业对制度性解决方案的迫切需求:不是“技术修复”,而是治理架构的设计。

4. Token2049 Institutional闭门会议的议程推测

Token2049日程中一个值得关注的安排,是10月8日的“Token2049 Institutional”活动,被组织者描述为“面向全球金融和数字资产高级领导人的私人、邀请制活动”。

闭门会议的性质决定了其具体议程不会公开。但从Token2049的整体议程和行业趋势,可以合理推测其核心议题。

第一个议题是“托管与执行的机构标准” 。incrypted的观察者指出,“随着金融机构评估链上产品,托管、执行和操作控制仍然是基础设施问题的组成部分。这些考虑与协议本身不同,是机构密钥托管和执行如何融入链上金融的核心”。机构投资者需要可审计的、可保险的、可合规的托管解决方案,而当前的加密原生托管方案(如多重签名钱包、硬件安全模块)是否满足这些要求,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第二个议题是“跨链资产的合规管理” 。机构投资者持有的代币化资产可能分布在多个区块链上。如何在不同链之间统一管理合规要求、如何确保跨链交易的审计追踪、如何处理不同司法管辖区的法律冲突——这些是机构级基础设施必须回答的问题。

第三个议题是“监管协调的可行路径” 。美国、欧盟、英国、新加坡、香港的监管框架正在分化,机构投资者需要在多个司法管辖区之间“翻译”合规要求。闭门会议可能探讨监管互认或等效性认定的可行路径。

(三)量子计算威胁的议程化

1. Quantum + Privacy Day的定位:后量子安全从边缘到中心

2026年Token2049的一个显著议程变化,是量子计算安全从“边缘话题”进入“主议程” 。10月8日,Quantus和NEAR基金会联合举办了“量子+隐私日”边会,专注于区块链安全和后量子密码方案。

这场边会的演讲者阵容具有信号价值:NEAR联合创始人伊利亚·波洛苏欣、Bitwise首席执行官亨特·霍斯利、Grayscale的克里斯塔·林奇、Dragonfly管理合伙人哈西布·库雷希、以及天使投资人巴拉吉·斯里尼瓦桑。这些演讲者横跨基础设施、资产管理、风险投资和思想领导四个领域,表明量子安全已经不再是“密码学家的技术问题”,而是机构资本配置的战略问题。

边会的议程设置揭示了量子威胁的多维性。演讲者将探讨“比特币的隐私模型”、“前量子链是否仍然可行”、以及“量子风险对数字价值存储意味着什么”。这些议题的核心是:如果量子计算在可预见的未来变得足够强大,现有的区块链加密体系将面临根本性的威胁。比特币和以太坊使用的椭圆曲线数字签名算法,在量子计算机面前可能变得脆弱。一旦量子计算机能够破解这些签名,任何持有加密资产的人都面临资产被盗的风险。

Quantus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史密斯在开幕主题演讲中阐述了“量子威胁以及加密行业需要做什么来应对它”。波洛苏欣的表述更为直接:“量子计算对所有当前区块链安全所依赖的密码学构成了威胁。量子+隐私日是一个机会,让顶级研究人员、建设者和投资者讨论基础设施提供商、钱包和建设者如何为后量子现实做准备。”

2. NEAR主网ML-DSA部署的先行者意义

量子+隐私日中最具实质性意义的进展,是NEAR已经在主网上部署了ML-DSA——一种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标准化的后量子签名方案。

ML-DSA(模块格数字签名算法)是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在2024年标准化的后量子密码算法之一,旨在抵抗量子计算机的攻击。NEAR在主网上部署ML-DSA,使其成为最早在真实环境中运行后量子签名方案的区块链之一。史密斯将NEAR和Quantus描述为“后量子交易的领导者,因此也是伟大量子迁移中的领导者”。

NEAR的先行者意义在于制度层面,而非技术层面。在传统金融体系中,后量子密码的迁移是一个多年期的、协调性的工程:银行需要升级其硬件安全模块、支付系统需要重新认证、监管机构需要更新其标准。在区块链生态中,迁移的去中心化特性使协调更为困难:没有单一的“权威”可以强制所有节点升级,用户需要自愿迁移到新的签名方案。

NEAR的部署证明了在去中心化网络中实施后量子迁移是可行的。但“可行”不等于“普遍”。NEAR的部署是一个示范,而非标准。其他区块链是否会跟随NEAR的脚步,取决于它们对量子威胁时间表的判断,以及迁移成本与潜在风险的权衡。

3. 量子迁移对机构资产托管基础设施的紧迫性

量子迁移的紧迫性,对机构资产托管而言尤为突出。

机构投资者持有的加密资产规模在2026年已经达到数千亿美元级别。如果量子计算在2030年代达到“密码学相关”的强度,这些资产将面临系统性风险。但机构托管基础设施的迁移周期通常以年为单位:新的硬件安全模块需要认证,新的签名方案需要集成到托管平台,新的密钥管理流程需要审计。如果量子威胁的时间表比预期更紧迫,机构托管基础设施可能面临迁移窗口不足的风险。

量子+隐私日的议程中,有一个场次专门讨论“在每一层第一层升级之前用户可以做什么来保护他们的资产”。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就反映了行业对迁移时机不确定性的焦虑。如果用户需要“在升级之前”保护资产,这意味着当前的资产可能已经面临风险,而“升级”的时间表尚未确定。

对机构投资者而言,量子迁移的挑战不仅是技术性的,更是治理性的。机构需要决定:何时开始迁移?迁移到哪些链?如何处理迁移期间的资产安全?如何确保托管服务商的后量子准备程度?这些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它们将决定机构加密资产配置的长期可行性。如果机构投资者认为加密资产在量子时代面临不可接受的风险,它们可能减少配置或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这种“量子折价”可能成为机构加密资产市场的一个结构性因素。

结语:机构化转向的战略含义

Token2049的“机构化转向”,在2026年达到了一个临界点。传统金融领袖占据主舞台,量子安全进入核心议程,DeFi的“机构突破”成为主舞台议题——这些变化共同指向一个判断:加密货币行业正在从“边缘挑战者”变为“主流金融体系的链上延伸” 。

这种转变的战略含义是双重的。从积极层面看,机构资本的进入为加密基础设施提供了合法性、流动性和规模。纳斯达克的代币化结算试点、富兰克林邓普顿的原生链上基金、贝莱德的数字资产战略——这些是真实的机构承诺,而非营销姿态。它们为加密基础设施的长期发展提供了制度性支撑。

从消极层面看,机构化转向意味着议程设置权的转移。当主舞台的讨论集中在“抵押品流动性”和“监管框架”时,那些曾经定义加密文化的“草根实验”和“社区治理”正在被边缘化。incrypted的观察者用“拿着垃圾币袋子等待牛市”来描述零售参与者的处境,这种自嘲式的描述,精确地捕捉了一个行业在“成熟”过程中必然经历的权力转移。

Token2049的“机构化转向”不是终点,而是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过渡阶段的终点,取决于机构资本、加密原生力量和监管机构之间的三方博弈。如果机构资本能够在不完全“驯化”加密原生创新的前提下实现“机构突破”,那么Token2049的“机构化转向”将是一个建设性的转折点。如果机构化转向导致加密原生创新的萎缩和零售参与的边缘化,那么它可能是一个创造性的毁灭——毁灭了加密货币的“反叛精神”,但创造了“机构级基础设施”。2027年的Token2049纽约站,将是一个关键的检验节点:当这个会议进入华尔街的腹地时,它究竟是“加密的机构化”,还是“机构的加密化”?答案将决定全球数字货币基础设施竞争的文化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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