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争霸战前瞻——2026年Token2049报告
导读:2026年是全球金融权力转移的关键年份。美元体系遭遇结构性侵蚀,数字货币基础设施竞争白热化,亚太金融中心群体性崛起,三者叠加构成“百年未有之变局”的金融维度。Token2049从行业会议演变为全球金融权力博弈的缩影,本报告以此为切入点,剖析争霸战的底层逻辑与未来走向。报告全文20万字,由云阿云智库全球资本市场研究院数字货币课题组原创出品。
报告名称:《全球金融争霸战前瞻——2026年Token2049报告》
报告撰写:云阿云智库数字货币课题组
课题组长:李桂松院长
课题组成员名单:
李桂松: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
李国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李国琥: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李嘉仪:北京云阿云平台金融院长
报告完成日期: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
业务联系电话:13360021949(李博士)
附录一
全球前10金融中心SWOT分析
第4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报告为全球金融中心的竞争格局提供了一个精确的截面。全球前十大金融中心依次为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上海、东京、首尔、深圳、迪拜、苏黎世。这些顶级金融中心之间的评分差距压缩至历史低位:纽约761分,伦敦757分,香港756分,新加坡755分,上海754分,前五名之间仅差7分。这种“胶着状态”意味着排名的微小变动可能预示着更深层的实力消长。
以下SWOT分析基于GFCI 40的评估数据、各金融中心的制度特征和2026年的最新动态,从优势、劣势、机遇、威胁四个维度,逐一对全球前十大金融中心进行解剖。
一、纽约:霸权惯性与制度焦虑
优势
纽约的金融基础设施在全球范围内无与伦比。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两大交易集团的总市值高达69万亿美元,是上海、孟买等城市交易所总市值的六至七倍。纽交所深耕传统蓝筹领域,汇聚了可口可乐、摩根大通、沃尔玛等全球最具实力的企业群体;纳斯达克引领科技创新浪潮,科技股占比超过40%,集聚了苹果、微软、谷歌、亚马逊等全球顶级科技巨头。两大交易所背后是洲际交易所集团,运营着全球13家受监管交易所和6家清算公司,构建了全球领先的交易与风险管理网络。
纽约的金融市场深度和流动性无可匹敌。美元资产市场的规模使纽约成为全球资本的“默认目的地”:贝莱德的代币化基金、纳斯达克的代币化结算试点、摩根士丹利的数字资产战略,都在纽约展开。在机构化浪潮中,纽约享有“机构背书”的溢价。
劣势
纽约面临的最深刻挑战是制度信任的侵蚀。2026年1月,美国司法部向美联储发出大陪审团传票,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证实司法部正考虑就其国会证词提起刑事指控。这一事件触发了欧洲央行、英国央行、加拿大央行等多家央行行长的联合声援,强调央行独立性是“价格、金融和经济稳定的基石”。美联储独立性的政治化正在从根基上动摇美元作为“可信公共品”的属性。
移民政策的限制构成了另一重劣势。H-1B签证的中签率约为35%,对金融科技人才的可达性构成了结构性障碍。美国监管的碎片化——证券交易委员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美联储、各州监管机构之间的管辖权重叠——使金融科技企业面临高昂的合规成本和不确定性。
机遇
代币化是纽约最大的战略机遇。纳斯达克已获批试点罗素1000指数成分股和主要指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的代币化结算,代币化股票在同一订单簿、同一价格、同一代码下交易。纳斯达克计划在2026年12月推出23小时、每周五天的股票交易时段,向“全天候交易”迈出第一步。如果纽约能够将美元的网络效应从“储备货币”转型为“基础设施标准”,其主导地位可能以新的形式延续。
威胁
最大的威胁来自“功能分化”的深化。美元在储备货币维度上的份额缓慢下降,在交易媒介维度上保持稳定。但如果“功能分化”走向“功能断裂”——如果储备管理者系统性地“撤离”美元资产,而不仅仅是在边际上调整——纽约的金融中心地位将面临实质性的冲击。美国财政可持续性的质疑(38万亿美元联邦债务)和制裁的“武器化”,正在加速这一进程。
二、伦敦:均衡韧性与脱欧阴影
优势
伦敦的核心竞争力在于“均衡”。伦敦金融城公司发布的报告显示,伦敦在创新生态系统、金融活动、监管和法律环境、人才和资质、有韧性的商业基础设施五个维度中,并非任何一个领域的绝对领先者,但在所有维度上都保持了高水平的表现,综合得分位居榜首。
具体指标印证了这种均衡优势。伦敦2024年的国际债券发行量达到1.4万亿美元,跨境银行业务达到5.9万亿美元,日均外汇交易4.7万亿美元,日均衍生品交易4.3万亿美元,保险和再保险保费1590亿美元。伦敦金融业2024年贡献了英国12%的附加值,税收贡献达1100亿英镑,金融及相关专业服务业的雇员达到240万人。
劣势
脱欧的阴影并未消散。尽管伦敦金融城公司的数据显示“比以往更多的人在金融城工作”,但伦敦在首次公开募股市场上面临“压倒性的失败”——与纽约的差距持续扩大。伦敦的互联网速度是七个全球金融中心中最慢的,这可能阻碍其在人工智能和科技领域的发展。伦敦在金融科技排名中从第五滑落至第六,被上海超越。
机遇
伦敦在离岸金融和跨境交易领域的传统优势仍然难以撼动。伦敦在全球固定收益、国际银行融资、衍生品和外汇交易领域的“广度和深度”在全球范围内“找不到对等物”。如果伦敦能够将这种传统优势延伸到数字资产和代币化领域——例如通过英格兰银行系统性稳定币框架和代币化存款的创新——它可能在新的金融基础设施竞争中保持相关性。
威胁
伦敦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中介角色”的削弱。作为美元体系在欧洲的离岸中心,伦敦在欧元区深化一体化和数字欧元推进的背景下,面临被系统性地排除在欧洲金融基础设施重构之外的风险。欧盟持续推进的“资本市场联盟”和“战略自主”议程,可能使伦敦在欧洲金融治理中日益边缘化。
三、香港:制度红利与转型压力
优势
香港在GFCI 40中以756分稳居全球第三,与伦敦仅差1分,继续居亚太区首位。香港的独特优势在于“一国两制”下的制度红利:背靠内地联通世界,成为内地与全球金融市场互联互通的核心枢纽。香港金融业增加值占本地生产总值比重达24.9%,为全球顶级金融中心之最。
香港在金融科技领域蝉联全球第一,力压纽约和深圳。香港在投资管理领域位列全球第一,保险行业也位居前列,营商环境、基础设施等指标回升至历史最高水平。香港的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持续巩固,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托管的离岸人民币债券总额超1万亿元人民币,较2021年翻近四倍。香港管理资产总值达35万亿港元,私人银行管理资产规模超10.4万亿港元。
劣势
香港面临的核心挑战是“金融与实体协同不足”。香港主板市场市值80%来自内地企业或与内地有关的企业,但存量仍以传统行业主导,科技企业占比有限。汇丰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指出,香港银行业高度集中,前三大银行贷款占比达60%,且资产负债贷款和产业高度集中于房地产、商贸等领域,制造业贷款不到5%,科技资讯贷款不足20%。香港本地制造业占GDP比重仅1%,电讯资讯和科技产业占比约3%。
机遇
粤港澳大湾区的深度融合是香港最大的战略机遇。深港两地在2025年11月发布了《携手打造港深全球金融科技中心的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底落地20个以上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金融应用场景。香港创业板重启的讨论正在推进,目标是为深圳的独角兽企业提供更便利的上市融资条件。香港在绿色金融和可持续金融领域的布局也为中长期增长提供了新引擎。
威胁
新加坡的紧追不舍构成了最直接的竞争威胁。在GFCI 40中,香港仅领先新加坡1分。新加坡在家族办公室领域布局深厚,截至2024年底已有超过2000家单一家族办公室,资产管理规模达2.1万亿美元,年均增长率10.3%。新加坡的“信任溢价”——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时作为中立枢纽的吸引力——可能在中长期侵蚀香港的竞争优势。
四、新加坡:信任溢价与规模局限
优势
新加坡的核心竞争力在于“信任溢价”。在全球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新加坡的中立性、政治稳定性和AAA主权评级构成了独特的吸引力。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的“监管-促进者”一体化模式,使其在监管清晰度和创新支持之间找到了平衡。
新加坡的财富管理生态系统具有高度的专业密度。截至2024年底,新加坡拥有超过2000家单一家族办公室,以及约100家独立财富管理公司。基金管理行业过去五年年均增长率达7.5%,资产管理规模接近7万亿新元,占新加坡金融服务业产出的15%,贡献了13%的就业岗位。波士顿咨询预计新加坡到2030年财富管理规模可增至3.3万亿美元。
劣势
新加坡的结构性局限在于市场规模有限。新加坡人口不到600万,国内金融科技需求不足以支撑大规模的企业增长。新加坡的金融科技企业高度依赖区域扩张,使其竞争力受制于东南亚的地缘政治和区域经济环境。新加坡的首次公开募股市场体量远小于香港——2025年同期仅有5宗新上市,集资约8.68亿美元,而香港的首次公开募股集资额约为新加坡的31倍。
新加坡的成本结构——房地产、办公租金和生活成本——对中小型金融科技企业构成了进入壁垒。
机遇
新加坡在数字资产监管领域的先行者优势是最重要的战略机遇。新加坡的支付服务法和数字代币监管框架为金融科技企业提供了清晰的合规路径。如果新加坡能够成为亚洲机构级数字资产和去中心化金融的“合规枢纽”,它可能在中长期获得独特的竞争优势。
威胁
最大的威胁来自香港的“制度纵深”。香港的离岸人民币业务体量、与内地市场的互联互通、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政策协同,是新加坡无法复制的。在地缘政治紧张加剧的背景下,香港的“中国连接性”可能从“风险”转变为“优势”——如果全球资本仍然需要配置中国资产,香港就是不可替代的通道。
五、上海:规模优势与国际化短板
优势
上海的核心优势在于规模和体系。上海金融市场年交易额超过3600万亿元,形成了覆盖股票、债券、货币、外汇、期货、黄金等全品类的金融市场体系。上海依托长三角制造业与科技产业高地,形成了“金融+实体”深度联动的独特生态。2024年上海GDP达5.39万亿元,跻身全球城市前五,制造业占比显著高于纽约和伦敦。
上海在GFCI 40中重返全球前五,在营商环境、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金融业发展水平和声誉五个方面全部位列全球前15行列。上海在金融科技排名中位列全球第五,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沪联金科、国家金融科技认证上海中心等平台相继落地。
劣势
国际化水平偏低是上海的首要短板。上海股票市场外资持股占比仅4%,远低于伦敦的50%和纽约的30%。纽约证交所和纳斯达克的外国上市公司数量分别为550家和860家左右,上海仍有较大差距。外汇交易规模方面,伦敦日均成交4.7万亿美元,上海的全球资金集聚与配置能力亟待提升。
上海金融机构“全而不强”。上海现有1800余家金融机构,外资金融机构占比30%,体系完备性突出,但缺乏全球头部机构引领。国内金融机构在国际资源配置、规则制定话语权等方面仍有明显提升空间。
机遇
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账户开放是上海最大的战略机遇。如果中国能够稳步推进资本账户开放,上海作为人民币在岸金融中心的地位将获得实质性的提升。数字人民币的推广和跨境支付系统的扩展,也为上海提供了“基础设施输出”的独特路径。
威胁
最大的威胁来自“制度约束的刚性”。人民币在资本账户下仍受管制,境外投资者参与中国金融市场的渠道仍以“管道式开放”为特征。如果这一制度约束在中长期内不放松,上海与纽约、伦敦、香港、新加坡之间的“本质差距”将难以弥合。
六、东京:反弹势头与结构性惰性
优势
东京在GFCI 40中从第十位跃升至第六位,上升幅度大于其他顶级金融中心。东京的优势在于庞大的市场规模、政治稳定性和发达的基础设施。FinCity.Tokyo的访谈指出,东京“清洁、安全、公共交通发达”,近年来“不仅来自亚洲,还有来自欧洲和中东的更多年轻人持工作签证移居东京”。日本公司治理改革、英语化金融服务和针对资产管理行业的税收优惠,正在提升东京的国际吸引力。
劣势
东京的结构性惰性仍然显著。东京的监管框架“并非特别严格”,但“是否有足够的信息以英语发布是存疑的”。海外企业进入东京市场的关键挑战是“找到一个真正了解市场的商业伙伴,以及一个可靠的国家经理”——网络建设和人才招聘是核心难题。
东京在金融科技领域的排名仍然远低于其综合排名。东京在GFCI 38中的金融科技排名为第7位,与新加坡、香港、上海等亚洲竞争对手存在差距。
机遇
如果日本选择在美中金融竞争中保持“积极中立”,东京可能成为亚太金融网络中独特的“桥梁节点”。日本在数字资产监管领域的审慎开放,以及在央行数字货币研究中的参与,为东京在中长期参与数字货币基础设施竞争提供了基础。
威胁
最大的威胁来自“人口结构”。日本的老龄化人口和有限的高技能移民流入,制约了东京金融科技生态的活力。如果东京无法吸引足够的国际金融科技人才,其“跃升”可能只是周期性的反弹,而非结构性的崛起。
七、首尔:科技活力与制度瓶颈
优势
首尔在GFCI 40中位列全球第七,在金融科技排名中位列全球第十。首尔的核心优势在于世界级的信息通信基础设施、深度的人才池和K文化的全球影响力。首尔从2022年的全球城市实力指数第七位上升至2025年的第六位,与第五位新加坡的差距逐年缩小。
劣势
首尔的核心瓶颈在于“将资产转化为投资的电路”。首尔经济日报的评论精确地概括了这一问题:“资产是有的;将资产转化为投资的电路却没有。” 首尔在全球资本吸引力和监管环境方面受到批评。与国际顶级金融中心相比,首尔在“实际吸引全球资本的能力”和“监管环境”方面仍有明显差距。
机遇
首尔市政府的新蓝图“G3首尔计划”旨在将首尔提升为“世界前三城市的竞争力与居民生活质量相结合的城市”。该计划的核心是“借鉴世界主要城市的便捷、安全环境,以首尔自己的方式建设一个全球人才愿意留下的城市”。如果首尔能够将文化软实力转化为金融吸引力,它可能成为东北亚金融网络中独特的“创新节点”。
威胁
最大的威胁来自“区域竞争”。东京的反弹、上海的崛起和香港的制度优势,使首尔在东北亚金融中心的竞争中面临“夹缝”处境。如果首尔无法在监管环境和全球资本吸引力上取得突破,它可能长期停留在“区域性金融中心”的位置。
八、深圳:企业生态与制度短板
优势
深圳的核心优势在于“企业驱动”的金融科技生态。深圳拥有腾讯、平安、招商银行等金融科技龙头企业,以及密集的金融科技初创企业网络。2025年前三季度深圳金融业实现增加值3987.6亿元,同比增长14.5%,占GDP比重约14.3%。A股上市公司424家,总市值11.58万亿元,居国内第二。
深圳在金融科技排名中位列全球第三。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陈宪认为,深圳在综合金融竞争力上稍逊于上海,但“科技金融指标已形成突出优势”。
劣势
深圳的制度基础相对薄弱。深圳的金融科技企业高度依赖市场机会,而非制度化的创新支持。深圳缺乏像北京那样的监管机构集中度,缺乏像上海那样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深圳的金融科技生态与香港的协同效应尚未充分释放。
机遇
2026年深圳成为继上海、北京之后的中国“APEC第三城”,标志着深圳正从“产业驱动型城市”向“综合功能型国际都会”跃迁。深港全球金融科技中心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底落地20个以上深港跨境数据验证平台金融应用场景。如果深圳能够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关键“试验场”,它的金融中心能级可能获得实质性的提升。
威胁
最大的威胁来自“制度天花板”。深圳的金融科技竞争力高度依赖“市场机会”,而非“制度供给”。如果监管环境变化或市场机会转移,深圳的金融科技企业可能面临结构性的适应压力。
九、迪拜:制度创新与“下一代金融中心”标杆
优势
迪拜是GFCI 40中最引人注目的“下一代金融中心”。迪拜国际金融中心的报告指出,迪拜在GFCI中的评分从2005年的570分(与当时平均分567分持平)上升至最新的748分,领先平均分51分。迪拜的崛起得益于“适应性、全面改革和创新方法”:采用普通法框架、引入量身定制的金融市场法规、结合法律监管清晰度、税收效率、现代基础设施和生活方式吸引力。
迪拜在金融科技行业子指数中排名全球第一。迪拜被列为全球仅有的八个在金融行业所有领域都具有“广泛而深入”能力的“全球领导者”城市之一,与伦敦、纽约和巴黎并列。迪拜国际金融中心拥有超过8000家活跃注册公司,包括超过1000家受监管实体。
劣势
迪拜的市场规模和人才储备仍然有限。迪拜的金融生态系统深度不及纽约、伦敦或香港,其“下一代金融中心”的定位更多依赖于“制度创新”而非“规模优势”。迪拜的金融科技企业主要集中在加密和数字资产领域,传统金融的深度相对不足。
机遇
迪拜在虚拟资产监管领域的先行者优势是最重要的战略机遇。迪拜的虚拟资产监管局已经建立了全球最早的专门构建的衍生品框架之一,吸引了币安、OKX、Crypto.com等主要全球平台。如果迪拜能够成为“中东、非洲和南亚”区域的机构级数字资产中心,它可能在全球金融网络中占据独特的“连接节点”位置。
威胁
最大的威胁来自“地缘政治风险”。中东地区的地缘政治紧张——尤其是伊朗战争和霍尔木兹海峡的阻塞——可能使迪拜的“区域枢纽”定位面临安全风险的考验。如果区域冲突升级,迪拜的金融中心吸引力可能受到实质性的冲击。
十、苏黎世:传统韧性与结构性挑战
优势
苏黎世的核心优势在于“传统韧性”。苏黎世是“可信性”和“稳定性”的代名词。苏黎世金融业雇用了超过10万名全职员工,贡献了苏黎世地区16%的增加值,占苏黎世市企业税收的近50%。苏黎世金融业在城市层面的增加值占比达26%,与伦敦持平,超过香港的25%和卢森堡的20%。
苏黎世在GFCI 40中取代旧金山进入全球前十,反映了欧洲传统金融中心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背景下的“避险溢价”效应。瑞士的中立性和稳定的法律框架,在全球富人和机构寻求“中立、稳定、可预期”的司法管辖区时,重新获得了溢价。
劣势
苏黎世面临结构性收缩的挑战。自2015年以来,苏黎世地区的银行数量下降了约17%,瑞士信贷被瑞银整合永久性地改变了大型银行的格局。苏黎世在金融科技领域的排名远低于其综合排名,其金融科技生态的规模和活力与纽约、伦敦、深圳等城市存在显著差距。
机遇
苏黎世在私人银行和财富管理领域的传统优势,在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可能获得新的增长动力。如果全球富人和机构继续寻求“中立、稳定、可预期”的司法管辖区来存放资产,苏黎世的“避险溢价”可能在中长期内持续。
威胁
最大的威胁来自“结构性收缩”。苏黎世金融业的传统优势——私人银行和财富管理——正在面临来自新加坡、迪拜和香港的激烈竞争。如果苏黎世无法在数字金融和金融科技领域取得突破,它可能从“全球金融中心”逐步退化为“区域性的财富管理中心”。
结语:竞争格局的结构性含义
全球前十大金融中心的SWOT分析揭示了一个核心判断:金融中心的竞争正在从“规模竞争”转向“制度竞争”。纽约的规模优势无可匹敌,但其制度信任正在被政治化侵蚀;伦敦的均衡韧性突出,但脱欧的阴影限制了其增长空间;香港的制度红利深厚,但转型压力日益紧迫;新加坡的信任溢价显著,但规模局限制约了其天花板;上海的规模优势突出,但国际化短板仍然显著;东京的反弹势头良好,但结构性惰性难以克服;首尔的科技活力充沛,但制度瓶颈尚未突破;深圳的企业生态活跃,但制度基础相对薄弱;迪拜的制度创新领先,但规模深度有限;苏黎世的传统韧性强劲,但结构性收缩难以逆转。
GFCI 40的受访者调查将“投资数字基础设施”、“吸引金融科技和数字资产企业”、“加强反洗钱和金融犯罪框架”、“深化资本市场”列为金融中心未来五年应优先关注的政策领域。这四项优先事项的共同指向是:制度供给的质量正在成为金融中心竞争力的核心变量。排名前列的金融中心,无一不是在制度供给上具有独特优势的城市——纽约的制度深度、伦敦的均衡韧性、香港的“一国两制”、新加坡的监管清晰度、迪拜的制度创新、苏黎世的中立稳定。金融中心竞争的“下一阶段”,将越来越取决于制度供给的持续性、适应性和可信度,而非规模扩张的速度。
附录二
2025—2026年全球外汇储备币种构成关键数据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官方外汇储备货币构成(COFER)数据库,是全球外汇储备币种分析最权威的数据来源。2025年第三季度起,IMF对COFER方法论进行了重大修订:取消“未分配”部分,改为由IMF工作人员对未报告部分进行插补,从而提供覆盖全球100%外汇储备的币种构成数据。这一方法论变化使数据的时间序列可比性受到影响,但提升了数据的完整性和分析价值。
一、全球外汇储备总量变化
2025年全球外汇储备总量呈温和增长态势。截至2025年底,全球外汇储备余额为13.14万亿美元,较上年底增加8067亿美元,增幅6.54%,创2021年以来新高。季度数据显示,2025年第二季度末为12.94万亿美元,第三季度末升至13.03万亿美元,第四季度末进一步升至13.14万亿美元。2026年第一季度末略有回落至13.10万亿美元。
二、主要储备货币份额变化
表二:2025—2026年全球外汇储备主要货币份额(单位:%)
货币 | 2024年底 | 2025Q2 | 2025Q3 | 2025Q4 | 2026Q1 | 2026Q2 |
美元 | 58.52 | 57.08 | 56.92 | 56.77 | 57.13 | — |
欧元 | 18.92 | 20.24 | 20.33 | 20.25 | 20.03 | 20.6 |
日元 | 5.62 | — | — | 5.84 | 5.44 | — |
英镑 | 4.60 | — | — | 4.41 | 4.40 | — |
人民币 | 2.06 | 1.99 | 1.93 | 1.95 | 1.99 | — |
其他货币 | — | 20.69 | 20.82 | — | — | — |
数据来源:IMF COFER数据库,各季度数据简报。
美元:2025年底份额降至56.77%,较2024年底的58.52%下降1.75个百分点,为连续第二年下降。2026年第一季度回升至57.13%,IMF指出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温和升值是主要驱动因素,汇率驱动的估值效应约占份额上升的一半。这一回升是周期性的,而非趋势性的逆转。
欧元:2025年底份额为20.25%,较2024年底的18.92%上升1.33个百分点,为五年来首次上升。2026年第二季度进一步升至20.6%,较第一季度上升0.56个百分点,创2014年第三季度(20.7%)以来的最高水平。IMF特别指出,欧元“在报告货币中增幅最大——无论是绝对量还是份额——主要来自主动购买”,这意味着欧元份额的上升并非估值效应驱动,而是各国央行的主动配置行为。
日元:2025年底份额为5.78%,连续第三年上升。但2026年第一季度大幅下降0.4个百分点至5.44%,为各主要货币中降幅最大者。IMF指出,汇率估值效应对日元的影响相对有限,其他因素(可能包括日本央行的政策调整和市场预期变化)发挥了更大作用。
人民币:2025年底份额为1.95%,连续第四年下降,但降幅趋缓。2025年人民币储备余额为2565亿美元,结束年度“三连跌”,增加20亿美元,增长0.8%。2026年第一季度小幅回升至1.99%。管涛的分析指出,2025年人民币储备份额的“企稳”在一定程度上是估值效应的结果:同年2年期和10年期中国国债收益率分别上行22和17个基点,中债价格下跌引发的负估值效应使以美元计价的人民币储备余额机械性地下降。
英镑:2025年底份额为4.41%,连续第三年下降。2026年第一季度微降至4.40%。
其他货币(除美元、欧元、人民币之外的货币合计):2025年第三季度份额升至20.82%,延续了此前的上升趋势,反映了储备多元化的持续推进。中国银行上海高级研修院院长陈卫东指出,2026年第一季度传统货币(美元、欧元、英镑、日元)在外汇储备中合计占比为87%,非传统货币占比持续提升至超过10%。
三、黄金在官方储备中的突破性变化
2025年全球官方储备结构发生了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变化:黄金超越美国国债,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欧洲央行2026年6月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5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升至27%,超越美国国债的22%,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其他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占比为20%,欧元储备资产占比为15%。上一次境外官方黄金储备规模高于美债,需追溯到1996年。
这一变化的驱动因素以估值效应为主。国际金价在2024年和2025年分别上涨约30%和60%,被动推高了黄金在官方储备中的占比。欧洲央行明确指出,若按2023年末固定金价并剔除估值扰动因素后重新估算,美债仍以26%的占比位列第一,黄金仅为16%。因此,“黄金超越美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价格现象,而非配置现象。
但估值效应之下,央行购金的行为信号同样值得关注。世界黄金协会的数据显示,尽管金价处于历史高位,2025年全球央行购金仍维持在约850吨的较高水平,高于历史均值。自2022年俄乌冲突全面爆发以来,中国购金超350吨,波兰购金320吨,土耳其购金220吨,印度购金130吨。欧洲央行报告指出,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升之际,各国央行购买黄金增强其资产负债表韧性,不仅是为实现资产多元化,也是为了对冲地缘政治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并非所有央行的黄金持有量都在上升。土耳其央行在2025年为捍卫本币、缓解能源进口成本飙升及应对经济冲击,出售或出借了约130吨黄金,成为近年来规模最大的储备减记之一。
四、数据解读的方法论要点
估值效应与主动配置的区分是理解上述数据的关键。IMF在2026年第一季度数据简报中明确指出,美元份额的回升“约有一半由汇率驱动的估值效应解释”。管涛对人民币储备的分析也揭示了类似的方法论问题:2025年全球人民币储备余额折本币减少637亿元人民币,略大于境外机构持有境内人民币国债托管量的减少额(529亿元),但这“不意味着境外减持境内人民币国债都是境外央行抛售人民币储备所致”,其中包含了债券价格下跌引发的负估值效应。
主动配置行为的识别对欧元而言尤为关键。IMF指出欧元份额的上升“主要来自主动购买”,这意味着欧元份额的变化不能简单归因于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升值。当一种货币的份额上升伴随着“主动购买”的证据时,其信号意义远大于单纯的估值效应驱动的变化。
传统与非传统货币的结构性变化是长期趋势的核心。陈卫东的分析指出,2026年第一季度传统货币合计占比87%,非传统货币占比“持续提升,占比超过10%”。这一趋势的背后是“美元信用受损、支付体系多极化和区域合作深化”三重力量的共同作用,未来或形成“美元、欧元、人民币多元共存的格局”。
从储备货币功能与交易媒介功能的“功能分化”视角来看,Peregrine Wealth的分析提供了重要的补充数据:全球跨境债务中美元占比约一半(约23万亿美元),国际债务证券中美元占比约55%,贸易融资中占比81%,银行间SWIFT支付中占比略超50%,外汇交易中占比89%。这些数据表明,美元在储备份额上的缓慢下降,与其在交易媒介和融资货币维度上的主导地位形成了鲜明对比。功能分化——储备功能缓慢弱化,交易和融资功能保持稳固——是理解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演变的关键框架。
附录三
Token2049新加坡2026核心议程与演讲者名单
2026年10月7日至8日,Token2049新加坡在滨海湾金沙举行。本届大会门票在开幕前全部售罄,预计吸引来自160个国家的25000名参会者,来自7000余家企业,设置6个平行舞台,汇聚250位演讲者和500家参展商。Token2049联合创始人亚历克斯·菲斯库姆表示:“我们的迪拜站移至2027年,因此今年全部精力集中在锡新加坡。”
本届大会的核心关键词是“机构”。贝莱德、摩根大通、摩根士丹利、纳斯达克、纽约证券交易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富兰克林邓普顿等全球金融机构的高管参与其中。大会首次设立“Token2049 Institutional”闭门活动,汇聚250位来自全球金融和数字资产领域的高级管理人员。会议议程明确显示出机构去中心化金融、链上市场基础设施和代币化成为中心主题。
一、主舞台核心议程
第一天(10月7日)
09:00–09:10 欢迎致辞(OKX主舞台)
09:10–09:30 巴拉吉·斯里尼瓦桑主题演讲:“开源网络国家”
巴拉吉·斯里尼瓦桑是天使投资人、Network School创始人,也是加密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思想领袖之一。他的主题演讲为大会定下基调:技术如何重塑国家与金融的边界。
10:20–11:00 “DeFi的机构突破”(OKX主舞台)
这是本届大会最具标志性的议程安排。参与者包括:
斯坦尼·库莱乔夫,Aave Labs创始人
盖伊·扬,Ethena Labs创始人
凯恩·沃里克,Infinex/Synthetix创始人
主持人:罗比·彼得森,a16z crypto投资合伙人
这场讨论被安排在纳斯达克董事长演讲之后的黄金时段,紧随其后是超液的主舞台专场。议程安排本身传递了明确信号:去中心化金融协议不再将自己定位为“传统金融的替代者”,而是“传统金融的链上化合作伙伴”。库莱乔夫在同期活动中提出了一个关键判断:“DeFi的持久优势在于其成本结构比传统金融更低。”
11:00–11:35“超液:从第一性原理重建金融”(OKX主舞台)
杰夫·严,超液 Labs首席执行官,在这场专场中阐述了他对华尔街传统投资结构的直接批评。他指出,企业在上市前的增长收益“集中在少数享有特权的人手中”,普通投资者“通常要等到公司跨过关键增长阶段后才有机会参与”。超液的永续合约——尤其是通过HIP 3框架部署的非加密资产永续合约——被定位为解决这一结构性不平等的机制。
12:00“愿景的力量”主题演讲
安德烈·格拉切夫,DWF Labs管理合伙人、Falcon Finance创始合伙人。DWF Labs是本届大会的白金赞助商。
其他主舞台议程(第一天):
(1)“华尔街2049:万物交易,无人入眠”
(2)“新三难困境:机密、合规、可组合”
(3)“链上期权、衍生品与美国市场”
“新三难困境”场次精确概括了机构级DeFi面临的核心矛盾:机密性、合规性和可组合性三者不可兼得。这一议程设置在主舞台上,反映了行业对制度性解决方案的迫切需求。
第一天其他重要演讲者:
谢恩·科普兰,Polymarket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参与Polymarket炉边谈话。他在谈话中透露,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母公司洲际交易所是预测市场最大的股东之一,并且正在与监管机构对话,探索链上股权的可能性
阿瑟·海耶斯,Maelstrom首席投资官,发表题为“FLOP比比特币更大”的主题演讲,提出人工智能代理的数量很快就会达到数百万甚至数十亿,但却没有自己的原生货币
汤姆·李,Fundstrat首席投资官、Bitmine董事长,发表加密货币市场周期主题演讲
埃里克·特朗普和扎克·威特科夫,World Liberty Financial联合创始人,在OKX主舞台发表“美国打造的金融未来”演讲。埃里克·特朗普表示,家族酒店企业正在考虑以稳定币支付工资,并指出传统的支票支付方式需要24到36小时才能到账
泰勒·温克莱沃斯和卡梅伦·温克莱沃斯,Gemini联合创始人,参与Zcash为主题的主舞台环节。泰勒将隐私定义为一项人权,卡梅伦区分了比特币的去中心化和公共性与Zcash的去中心化和私密性
第二天(10月8日)
纳斯达克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阿德娜·弗里德曼在主会场表示,市场正朝着24小时交易的方向发展,“这将迫使风险管理、抵押品和资本流动实时进行”。她在活动期间接受CNBC采访时表示,将抵押资产和资金代币化可以释放目前被冻结在金融系统中的数百亿美元资金。
富兰克林邓普顿首席执行官珍妮·约翰逊与币安联席首席执行官理查德·腾和Canton Network首席执行官尤瓦尔·鲁兹共同参加代币化市场小组讨论。约翰逊批评竞争对手的代币化基金仅仅是传统产品的“数字孪生”,而不是使用区块链作为所有权的主要记录。她表示,立法将增加确定性,但业界不应等待《CLARITY法案》,因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已经在现有授权下提供明确性。
Coinbase宣布已完成对衍生品交易所德里比特的整合,成立了Coinbase Global Exchange。符合条件的美国机构将能够通过Coinbase Prime访问德里比特的产品。
卡尔达诺创始人查尔斯·霍斯金森推介了Midnight,这是该网络专注于隐私的合作伙伴链。
波场创始人孙宇晨预测,加密货币和人工智能代理可能在五年内成为一个重要的应用层。
监管小组讨论由SUI集团的布莱恩·昆滕兹、超液 Policy Center的杰克·切尔文斯基和Kraken的阿尔琼·塞西组成,重点讨论了跨境实施问题,而不是加密货币是否应该受到监管。
二、Token2049 Institutional闭门活动
10月8日,Token2049首次举办“Token2049 Institutional”,被组织者描述为“面向全球金融和数字资产高级领导人的私人、邀请制活动”。该活动汇聚250位高级管理人员,演讲者包括来自高盛、贝莱德、摩根士丹利、索拉纳基金会和富兰克林邓普顿的代表。活动闭门进行,具体议程未公开。
闭门会议的核心议题可以从大会的整体议程和行业趋势推断:
第一,托管与执行的机构标准。Token2049的议程明确指出:“随着金融机构评估链上产品,托管、执行和操作控制仍然是基础设施问题的组成部分。这些考虑与协议本身不同,是机构密钥托管和执行如何融入链上金融的核心。”
第二,跨链资产的合规管理。机构投资者持有的代币化资产可能分布在多个区块链上,如何在不同链之间统一管理合规要求、确保跨链交易的审计追踪、处理不同司法管辖区的法律冲突,是机构级基础设施必须回答的问题。
第三,监管协调的可行路径。美国、欧盟、英国、新加坡、香港的监管框架正在分化,机构投资者需要在多个司法管辖区之间“翻译”合规要求。
三、量子+隐私日边会
10月8日,Quantus与NEAR基金会联合举办“量子+隐私日”,作为Token2049新加坡的附属活动,地点在Republic Plaza Tower Club,时间从下午1:00至晚上8:00。
这场边会的演讲者阵容横跨基础设施、资产管理、风险投资和思想领导四个领域:
伊利亚·波洛苏欣,NEAR联合创始人
亨特·霍斯利,Bitwise首席执行官
克里斯塔·林奇,Grayscale
哈西布·库雷希,Dragonfly管理合伙人
巴拉吉·斯里尼瓦桑,天使投资人、Network School创始人
克里斯·史密斯,Quantus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佐科·威尔科克斯,Zcash
亚历克斯·普鲁登,Project Eleven首席执行官
克里斯·史密斯以主题演讲开场,探讨量子威胁以及加密行业需要做什么来应对。后续演讲者辩论了比特币的隐私模型、前量子链是否仍然可行、以及量子风险对数字价值存储的意义。议程聚焦于实施与迁移:如何将后量子密码学投入生产环境,探讨算法、密钥交换和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标准,并介绍用户在每次第一层升级前如何保护其资产。
波洛苏欣的表述精确概括了这场边会的战略含义:“量子计算对现有区块链安全所依赖的加密技术构成威胁。‘量子+隐私日’是一个听取顶尖研究人员、开发者和投资者分享见解的机会,探讨基础设施提供商、钱包和开发者如何为后量子时代做准备。”
四、其他重要议程与演讲者
预测市场与人工智能代理:Polymarket的谢恩·科普兰参与了炉边谈话。人工智能代理与加密货币的融合是本届大会的重要主题,议程包括关于“人工智能代理在区块链网络上进行交易、代理交易以及人工智能驱动的金融应用隐私保护”等方面的讨论。Robinhood加密业务高管约翰·克尔布拉特参与了以Robinhood Chain为中心的场次,Kalshi加密业务负责人约翰·王讨论了将永续合约引入美国市场。
隐私与合规:Zcash主题环节、Cardano的Midnight推介、“新三难困境:机密、合规、可组合”场次,共同构成了隐私与合规议题的议程群。
衍生品与市场结构:“链上期权、衍生品与美国市场”、“超液:从第一性原理重建金融”、“华尔街2049:万物交易,无人入眠”等场次,聚焦于衍生品基础设施的专业化。
创业与黑客松:Token2049 Origins黑客松第二届回归,36小时冲刺,奖金池15万美元。NEXUS创业大赛决赛奖金池25万美元,评委包括Dragonfly、Multicoin和Maelstrom的代表。两项计划的注册和申请数量均远超去年,达到数千份。
方程式赛车跨界:四届一级方程式世界冠军马克斯·维斯塔潘、2025年世界冠军兰多·诺里斯(连续第二届参加)和简森·巴顿出席大会,恰逢新加坡大奖赛周。
五、议程的战略含义
Token2049新加坡2026的议程设置,精确地映射了全球数字货币基础设施竞争的核心议题。“DeFi的机构突破”与“超液主舞台专场”在第一天上午的相邻时段举行,构成了一个议程上的“对照实验”:前者问的是“DeFi协议如何接纳机构”,后者问的是“DeFi协议如何挑战传统金融”。前者是融合的逻辑,后者是替代的逻辑。两者之间的张力,反映了2026年DeFi生态的战略分裂。
“量子+隐私日”的议程化,标志着后量子安全从边缘话题进入核心议程。NEAR的伊利亚·波洛苏欣和Quantus的克里斯·史密斯的参与,以及Bitwise、Grayscale、Dragonfly等机构投资者的出席,表明量子安全已经不再是“密码学家的技术问题”,而是机构资本配置的战略问题。
Token2049 Institutional闭门活动的首次举办,以及贝莱德、高盛、摩根士丹利等机构高管的参与,标志着Token2049从“加密原生会议”向“机构金融会议”的转型。大会联合创始人亚历克斯·菲斯库姆在会前表示:“我们将在未来几周内推出新的轨道和形式,以扩展项目的机构方面。”
Token2049的组织者在第一天宣布了美国首秀:2027年将在纽约举办。主办方确认的2027年日程为:4月21日至22日迪拜,6月16日至17日纽约,10月6日至7日新加坡。纽约的选址意味深长:当全球金融秩序的重构进入深水区,Token2049进入华尔街腹地,将检验美国是否能够将“默认选项”的地位转化为“首选选项”的竞争力。
附录四
主要央行数字货币项目进展对照表
全球央行数字货币的研发与部署,在2026年进入了一个关键阶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2026年初透露,全球110个国家正处于研究央行数字货币的某个阶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174个成员国中央银行法的审查显示,约40个国家被允许合法发行数字货币,但近80%的央行在法律上尚未获得明确授权。这意味着,“技术可行”与“法律可行”之间的差距,仍然是央行数字货币全球部署的核心制约。
以下对照分析聚焦五个最具代表性的项目:数字欧元、数字人民币、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阿哥拉项目、数字英镑。五者在设计哲学、治理结构、部署节奏和地缘政治定位上呈现出显著的差异,共同构成了央行数字货币竞争的完整图景。
一、数字欧元:主权货币的“公共品”路径
(一)制度基础与法律框架
数字欧元的法律基础依赖于欧盟层面的专门立法。欧洲央行当前条约仅授权其发行“实物纸币和硬币”,发行数字欧元需要新的立法授权。2026年,欧洲议会与欧盟委员会及各成员国就“剩余分歧问题”展开谈判。欧洲央行的最终发行决定,将在立法通过后由管理委员会作出。
这一“立法先行”的制度安排,反映了欧元区对货币主权问题的审慎态度。数字欧元不是欧洲央行的“技术项目”,而是需要27个成员国政治共识的“制度工程”。
(二)时间表与试点架构
欧洲央行于2025年10月完成准备阶段,正式进入下一阶段。在“2026年内通过立法”的假设下,试点将于2027年下半年启动,持续约12个月。欧洲央行预计“整个欧元体系应在2029年期间为数字欧元的首次发行做好准备”。
试点的具体设计在2026年进一步明确。欧洲央行于2026年3月5日至5月14日期间公开招募支付服务提供商参与试点。试点将在受控环境中测试核心功能:个人对个人支付(线上和线下)、个人对企业支付(实体销售点和电子商务),参与方包括欧元体系央行工作人员和选定的商户。试点参与者将提供支付服务、支持消费者和商户的接入,并帮助验证核心功能。
(三)成本估算
欧洲央行披露了数字欧元的成本结构:首次发行前的总开发成本估计约为13亿欧元,涵盖外部开发和内部开发组件。此后的年度运营成本预计约为3.2亿欧元/年,从2029年起计算。欧洲央行将承担这些成本,如同其承担纸币的生产和发行成本一样,“作为公共品”。这些成本预计将通过铸币税补偿,即使数字欧元持有量与流通中的纸币相比规模较小。
(四)设计特征
数字欧元被定位为“现金的电子等价物”,补充而非替代纸币和硬币。其核心设计特征包括:欧元区内普遍接受;基本使用免费;支持离线支付(无需互联网或移动网络连接);隐私保护(欧元体系无法基于支付识别用户);无障碍设计;价值恒定。
欧洲央行明确强调,数字欧元“将确保人们在数字时代享受现金的好处”,同时“增强欧洲支付格局的韧性,降低商户成本,并为私营公司创造创新、扩展和竞争的平台”。
二、数字人民币:从零售试验到跨境基础设施
(一)制度基础与演进路径
数字人民币是全球规模最大的运行中央行数字货币实验。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显示,数字人民币已处理超过34亿笔交易,价值约16.7万亿元人民币(约2.4万亿美元),较2023年增长超过800%。
2026年1月,数字人民币实施“新一代计量框架”,将客户持有的数字现金升级为“具备价值储藏功能的数字存款货币(2.0版)”。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将此描述为“中国在全球数字化浪潮中的创新方案”,并指出数字人民币具备“通用混合型货币能力、可编程智能支付能力及高效监管能力”。
(二)跨境基础设施:CBETS平台
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的核心载体是“数币达”跨境结算综合服务平台(CBETS),由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运营。CBETS由原先的数字人民币跨境数字支付平台、区块链服务平台和数字资产平台整合升级而来,2026年完成品牌化。
CBETS的接入模式具有分层适应性。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介绍,平台“既支持点对点双边直连,比如与香港‘转数快’、老挝LAPNet的合作;也支持‘中心—辐射’式多边互通”。对技术开发能力强的机构提供直连,暂不具备独立接入条件的机构则可通过代理接入。
(三)机构接入与场景拓展
2026年6月16日,数字人民币国际运营中心与首批26家境内外金融机构签署CBETS直接参与者服务协议,包括工银亚洲、渣打中国、工行新加坡分行等。截至9月末,又有39家境内外金融机构提交申请接入。
场景拓展同步推进。面向企业端,CBETS于9月中旬推出“数币达·励付”,聚焦跨境贸易结算和投融资,依托智能合约技术将传统贸易结算中的信用转换为可编程的自动执行条件:货款在货物到港、单据核验完成后自动划转。面向个人端,数字人民币App境外版支持来自2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手机号注册开通钱包。
(四)欧洲首笔业务与网络扩展
2026年10月,中国建设银行通过CBETS完成一笔中国与瑞士企业间贸易项下的跨境汇款,这是CBETS在欧洲大陆的首笔业务,标志着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服务网络正式抵达欧洲市场。CBETS已与香港快速支付系统和老挝国家支付网络实现互联互通,并试点支持新加坡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
三、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平行结算轨道的商业化
(一)项目定位与治理结构
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由中国、香港、泰国、阿联酋和沙特五家央行联合发起,是当前最具商业化进展的跨境央行数字货币项目。与阿哥拉项目的“西方央行俱乐部”定位形成对比,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由中国主导,国际清算银行于2024年底退出该项目。
国际清算银行的退出具有政治性。大西洋理事会研究员Alisha Chhangani指出,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不太可能直接挑战美元主导地位,但可能会在特定走廊、行业和用例中逐步侵蚀它”,因为北京正在“建设平行的结算轨道,而非寻求直接替代”。
(二)交易规模与商业化进展
大西洋理事会的数据显示,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已处理超过4000笔跨境交易,累计交易价值超过555亿美元,较2022年项目初期增长约2500倍,其中数字人民币估计占交易量的约95%。
商业化放量在2026年三季度集中显现。中国人民银行数字货币研究所所长穆长春在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透露,自2024年6月进入真实交易持续运行阶段以来,已吸引49家商业银行参与,其中包括21家境外外资银行,截至2025年底累计交易额折合人民币近5000亿元。
股份制银行的批量接入标志着通道的成熟。兴业银行在广州落地货币桥澳门支付业务,平安银行杭州跑通首笔代理模式货币桥跨境汇款。天府立言金融研究院院长曾刚评价:“兴业、平安相继落地企业级和代理模式业务,标志着股份制银行开始批量接入,而非仅限国有大行和试点机构。这意味着‘货币桥’这条通道已从概念验证阶段真正走向商业化放量。”
(三)效率提升的量化证据
据某大型国有银行内部人士透露,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平台处理一笔跨境支付业务最快可于7秒内完成,整体可节约50%以上成本。具体案例包括:邮储银行广西分行为某大型纸业集团完成2亿元货物贸易跨境汇款,资金8秒到账;建设银行内蒙古分行为蒙牛乳业办理4.15亿元跨境收款,企业跨境结算综合成本降至原来的三分之一。邮储银行还为江苏某资产投资管理公司办理了一笔12.95亿元跨境外债还款业务,在跨境债务清偿场景中验证了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四)澳门加入与区域扩展
2026年6月2日,澳门金融管理局与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项目成员完成系统对接,11家本地银行作为首批参与机构正式开通“上桥”交易。澳门金融管理局行政管理委员会主席黄善文表示,澳门正务实推进“数字澳门元”建设,“助推人民币国际化并夯实中葡金融服务平台枢纽功能”。
四、阿哥拉项目:西方央行的“围墙花园”
(一)项目架构与参与方
阿哥拉项目由国际清算银行与国际金融协会联合召集,参与央行包括英格兰银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法国银行(代表欧元体系)、日本银行、韩国银行、墨西哥银行、瑞士国家银行,加拿大银行于2026年加入。项目还涉及超过40家私营部门金融机构。
阿哥拉的核心架构是“双层分离”:底层是代币化的央行储备,由各国央行全权管控;中间层是代币化的商业银行存款,由商业银行在共享账本上发行和管理。这种设计在保留央行货币主权的前提下,实现了跨境支付的效率跃升。
(二)真实价值测试成果
2026年7月,阿哥拉完成了真实价值测试。28家私营机构与央行完成了约80万瑞士法郎的交易,涵盖17种交易场景,包括企业和银行间单币种和双币种支付、支付对支付交易、以及集团内银行转账。测试交易的价值范围从9000到12.5万瑞士法郎或等值当地货币。
测试的关键发现具有重要的制度含义。报告指出:“原子结算——使跨境批发交易链能够以‘全有或全无’的方式完成——在跨货币和跨司法管辖区中可以实现,且具有安全性”。尽管原型未与现有的实时全额结算系统和核心银行系统集成,但从支付发起到结算的平均时间约为80秒。测试交易通过ISO 20022标准(pacs.008、pacs.009、camt.053)与外部系统交互,证明了与多样化外部系统互操作的可行性。
(三)法律与治理发现
阿哥拉的法律分析得出了一个关键结论:“结算最终性在所有七个参与司法管辖区中是可以实现的”,但“需要进一步的工作来定义技术、运营和合同要求,以最好地适应每个司法管辖区的法律框架”。报告还确认,“代币化不会改变央行储备和商业银行存款的法律性质或相关义务”。
项目的模块化设计被描述为可以“解锁新功能,包括条件和常时支付”,并“在反洗钱、反恐融资、制裁合规和欺诈检测等领域实现未来增强”。
(四)与欧洲战略的衔接
阿哥拉的洞察将支持欧洲体系的两项关键倡议:Pontes将市场分布式账本技术平台连接到TARGET服务,计划于2026年9月上线;Appia将勾勒欧洲代币化金融生态系统的长期愿景。欧洲央行将这两项倡议描述为“培育创新、加强跨境金融一体化和巩固欧洲金融主权的统一战略”。
五、数字英镑:审慎的“设计阶段”路径
(一)制度框架与阶段定位
数字英镑项目由英格兰银行与英国财政部联合推进,目前处于“设计阶段”。与数字欧元或数字人民币的“发行导向”不同,数字英镑的当前工作聚焦于“评估是否应该构建数字英镑”的政策和技术设计工作。
英格兰银行明确表示,设计阶段的工作将于2026年结束,届时将完成蓝图设计并发布评估报告,同时“阐明英格兰银行和财政部对下一步行动的决定”。
(二)实验室测试与用例探索
数字英镑实验室的第一阶段聚焦于英格兰银行定义的使用场景。参与的私营机构开发了多种概念验证:Fluxpay探索了基于别名和二维码的销售点数字英镑交易,开发了具有分级客户身份验证功能的数字钱包平台;LINK与Consult Hyperion合作,聚焦销售点现金返还,使用LINK消息网络展示销售点支付和现金提取;NOBO Finance与Applied Blockchain合作,探索条件性企业对企业支付,利用Silent Data技术和实验室的锁定功能展示跨境贸易融资如何为中小企业简化流程;Yotra Limited探索了全渠道支付、分级钱包和游客钱包,其解决方案是专为交通运营商、居民和游客设计的交通支付平台。
实验室第一阶段于2026年1月举办了展示活动,所有用例演示视频已发布。第二阶段申请开放至2026年3月31日,工作持续到2026年7月。
第二阶段:稳定币与央行货币的互操作性测试
2026年8月,数字英镑实验室进入第二阶段,测试公开发行的稳定币与央行货币能否在贸易融资的单一支付流程中协同运行。Polygon Labs加入该阶段测试,合作方还包括NOBO Finance和Dun & Bradstreet。
测试将模拟跨境结算场景:出口商以稳定币付款,进口商以数字英镑结算,两端资金通过统一流程完成结算。稳定币结算部分由Polygon的Open Money Stack提供支持,数字英镑端在央行模拟环境中结算。团队还将测试面向中小企业的可携带信用身份方案,由NOBO Finance主导、Dun & Bradstreet提供信用数据、Polygon提供链上基础设施支持。
Polygon Labs明确表示,“参与该项目不代表英国央行对其产品的背书,测试结果也不代表数字英镑的最终设计方向”。这一免责声明反映了英格兰银行对“实验”与“承诺”之间界限的严格区分。
六、对照分析:五条路径的制度逻辑
表四:主要央行数字货币项目关键指标对照
维度 | 数字欧元 | 数字人民币 | 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 | 阿哥拉 | 数字英镑 |
主导机构 | 欧洲央行/欧元体系 | 中国人民银行 | 五国央行联盟 | 国际清算银行+七国央行 | 英格兰银行+财政部 |
当前阶段 | 准备下一阶段,2027试点 | CBETS商业化扩展 | 商业化放量 | 真实价值测试完成 | 设计阶段,2026结束 |
预计发行/部署 | 2029年(条件性) | 已运行,跨境扩展中 | 持续扩展 | 待定 | 待评估决定 |
核心定位 | 现金的电子等价物 | 通用混合型货币2.0 | 平行结算轨道 | 合规化批发支付 | 现金的数字补充 |
治理特征 | 立法先行,27国共识 | 央行主导,分层接入 | 五国联盟,中国主导 | 西方央行俱乐部 | 央行+财政部联合 |
技术架构 | 中心化+离线能力 | 双层运营+CBETS | 共享账本+原子结算 | 双层分离+统一账本 | 实验室模拟环境 |
地缘政治定位 | 欧洲货币主权 | 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 | 绕开美元清算 | 西方央行协调 | 审慎观望 |
(一)制度逻辑的深层差异
数字欧元和数字英镑代表了“主权货币的公共品路径”:数字欧元被明确界定为“公共品”,基本使用免费,欧洲央行承担开发和运营成本。数字英镑仍处于“评估是否应该构建”的阶段,英格兰银行对“实验”与“承诺”的区分极为严格。
数字人民币和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代表了“基础设施输出路径”:数字人民币的跨境扩展不依赖“取代美元”的叙事,而是通过CBETS和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在特定走廊中建立“平行结算轨道”。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陆磊的表述精确概括了这一逻辑:数字人民币具备“通用混合型货币能力、可编程智能支付能力及高效监管能力”。
阿哥拉代表了“西方央行协调路径”:七家央行(加上加拿大银行)的参与使其成为“精英俱乐部”模式。阿哥拉的“双层分离”架构在保留央行货币主权的同时追求跨境支付效率,其“合规嵌入”的设计将反洗钱和制裁筛查前置到交易执行之前。
(二)时间表的战略含义
五条路径的时间表差异反映了各自的政治经济学约束。数字欧元的“2029年(条件性)”取决于欧盟立法进程;数字人民币的“已运行”使其在商业化部署上领先;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持续扩展”受制于政治意愿而非技术能力;阿哥拉的“待定”反映了七国央行协调的复杂性;数字英镑的“待评估”体现了英国对央行数字货币的审慎态度。
格奥尔基耶娃的评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背景:“CBDC是最可靠的数字货币形式,因为它们得到了国家的支持并且通常符合监管要求”。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中东和中亚地区19家央行的调查也指出,“CBDC对于实现预期的政策目标可能并非必不可少”,“改进其他数字支付系统可能是CBDC更实用的替代方案”。这一判断提醒我们,央行数字货币的“全球竞赛”叙事可能高估了技术路径的单一性,低估了制度路径的多样性。
附录五
关键术语与概念索引
本附录收录报告正文中涉及的核心术语与概念,按主题分类编排,每个条目提供定义、报告中的相关论述以及分析性注释。索引旨在为读者提供快速查阅工具,同时呈现概念之间的关联脉络。
一、货币体系与储备
(一)美元霸权
美元在全球货币体系中占据的主导地位,其基础包括: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和金融市场、深度和流动性无可匹敌的美国国债市场、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网络中美元支付的绝对多数份额、以及全球贸易中超过一半以美元计价结算的惯性。本报告的核心判断是:美元霸权正在经历“缓慢的信用侵蚀”而非“突然的崩溃”。纽约联储的研究精确区分了“美元份额下降”与“去美元化”:前者是数据事实,后者是叙事解读。数据表明,主动减持美元的国家是有限的、集中的,大多数国家的配置行为保持稳定。但“配置稳定”不等于“信任稳定”——当一个国家选择“不增持”美元资产,或者选择“增持黄金作为保险”时,它已经在以行为表达对美元体系的某种保留。
(二)储备货币功能与交易媒介功能的分离
本报告提出的核心分析框架之一。美元在“储备货币”维度上的份额缓慢下降——央行在边际上更愿意持有黄金或非美元资产;但美元在“交易媒介”维度上的份额保持稳定甚至上升——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网络中美元支付占比超过百分之五十,全球贸易中超过一半以美元结算。这两个趋势的同时存在,构成了理解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最重要的“功能分化”现象。功能分化的政策含义是:美元体系的韧性远比“去美元化”叙事所暗示的更强,但其“可信公共品”属性正在被制裁的“武器化”和财政可持续性的质疑所侵蚀。
(三)估值效应与主动配置决策
理解储备货币份额变化的关键方法论区分。估值效应是被动的:它反映的是市场价格变动对存量资产组合的影响。一个央行可能完全没有改变其美元资产的“数量”,但由于欧元升值或黄金价格上涨,其组合中的美元份额就下降了。主动配置决策是主动的:它反映的是央行在边际上增持或减持美元资产的行为。这是真正的“偏好变化”的证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2026年第一季度数据简报中明确指出,美元份额的回升“约有一半”由汇率驱动的估值效应解释。管涛对人民币储备的分析也揭示了类似的方法论问题:2025年人民币储备份额的“企稳”在一定程度上是估值效应的结果,而非主动配置的结果。
(四)德拉伊耶份额与治理改革指导原则
2026年4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一致通过的份额与治理改革框架。核心内容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保持为“一个强大的、以份额为基础的、资源充足的机构,处于全球金融安全网的中心”;份额和治理改革应该“务实、渐进、透明、包容、广泛接受,并反映全体成员的利益”;份额调整应该“更好地反映成员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这应该减少代表性差距,同时保护最贫穷成员的份额”。但这些原则的表述是刻意模糊的,“更好地反映”和“减少代表性差距”的具体标准并未给出。原则的功能是“促进共识”,而非“做出决定”。
(五)美国否决权的结构性锁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停滞的根本原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大决策需要百分之八十五的投票权批准。美国持有约百分之十六的投票权,这意味着美国可以单方面否决任何重大决策。份额重新调整——如果它减少美国的投票权——需要美国的批准。但美国没有动机批准减少自己权力的改革。这是一个“锁死”的制度均衡:受益者拥有否决权,而改革需要受益者的同意。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的公开指责精确地概括了这一结构性困境:“美国利用否决权,阻止了中国、俄罗斯和其他金砖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合法增加的投票权份额。”
二、支付系统与清算基础设施
(一)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国际金融通信组织,成立于1973年,总部位于比利时。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本身不处理资金转移,只传递支付指令报文。其会员网络覆盖二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连接超过一万一千家金融机构。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核心资产不是技术,而是标准:其国际标准报文格式已成为全球跨境支付的“通用语言”。任何想要接入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网络的机构,都必须“说”这种语言。本报告详细分析了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基于超级账本贝苏的区块链共享账本设计,其“协调而非结算”的架构选择——记录并验证支付承诺,然后将结算交回现有代理行系统——绕开了与央行的直接主权冲突。
(二)跨境支付系统
人民币跨境支付清算的主干道,由中国主导建设。截至2026年8月底,跨境支付系统参与者达一千八百五十三家,来自一百九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近五千三百家法人银行机构通过跨境支付系统办理跨境支付业务。2026年3月,跨境支付系统日均交易额达到九千二百零五亿元人民币,创过去十二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跨境支付系统的结构性局限是:它仍然依赖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报文体系,大多数国际对手方仍然通过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报文格式发送指令。这意味着,跨境支付系统的“替代”是部分的:它替代了清算,但没有替代通信。
(三)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
由中国、香港、泰国、阿联酋和沙特五家央行联合发起的跨境央行数字货币项目。国际清算银行创新中心最初参与协调,于2024年10月31日退出。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卡斯滕斯将退出称为“毕业”,但福布斯的分析揭示了退出的政治性:在国际清算银行宣布退出的三个月前,普京公开提出了一个基于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架构的“金砖桥”,作为绕开美元制裁的路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已处理超过四千笔跨境交易,累计交易价值超过五百五十五亿美元,其中数字人民币估计占交易量的约百分之九十五。其战略定位是“一个高质量的、从双边到五边的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走廊,服务于能源、大宗商品和一小部分一带一路贸易流,而非一个正在兴起的全球标准”。
(四)阿哥拉项目
由国际清算银行与国际金融协会联合召集的跨境支付项目,参与央行包括纽约联储、英格兰银行、法国银行(代表欧元体系)、日本银行、韩国银行、墨西哥银行、瑞士国家银行,加拿大银行于2026年加入。阿哥拉的核心架构是“双层分离”:底层是代币化的央行储备,由各国央行全权管控;中间层是代币化的商业银行存款,由商业银行在共享账本上发行和管理。阿哥拉在2026年7月完成了真实价值测试,二十八家私营机构与央行完成了约八十万瑞士法郎的交易,平均结算时间约八十秒。阿哥拉与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根本区别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阿哥拉将现有体系代币化,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将其脱媒。
(五)金砖支付
金砖框架下最具操作性的支付基础设施项目。2026年9月,在普京访问印度期间,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金砖支付股份公司与金砖支付印度签署了合作协议,目标是在印度建立“开放、有韧性、技术独立的跨境支付基础设施”。金砖支付的技术架构是去中心化的跨境消息系统,由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开发,据称吞吐量达到每秒两万条消息。但金砖支付的成员国立场差异显著:俄罗斯是最强烈的支持者,中国完全支持,伊朗视为最高优先事项,巴西卢拉政府支持,南非表示“不会取代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印度持谨慎态度。这种内部张力意味着,金砖支付的进展将是缓慢的、渐进的。
(六)代理行体系
传统跨境支付的核心架构,资金通过多层代理行中转完成跨境转移。一笔跨境支付可能经过三到五层中转,每一层代理行都需要覆盖自己的运营成本、合规成本和流动性管理成本。代理行体系的“多层中转”是跨境支付成本的主要来源,也是延迟的主要来源。本报告的核心判断是:代理行体系不会消失,但会被“改造”。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账本将“协调”从“代理行链条”中剥离出来,代理行从“协调者”变成了“执行者”。
三、数字货币与代币化
(一)央行数字货币
由中央银行发行的数字形式的法定货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在2026年初透露,全球一百一十个国家正处于研究央行数字货币的某个阶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一百七十四个成员国中央银行法的审查显示,约四十个国家被允许合法发行数字货币,但近百分之八十的央行在法律上尚未获得明确授权。本报告详细分析了五个主要项目:数字欧元(主权货币的“公共品”路径)、数字人民币(从零售试验到跨境基础设施)、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平行结算轨道的商业化)、阿哥拉(西方央行的“围墙花园”)、数字英镑(审慎的“设计阶段”路径)。
(二)稳定币
由私人机构发行的、以法定货币或一篮子资产为储备的数字货币。稳定币市场的“机构化”转型是2026年的核心趋势:传统金融机构从观望者变为参与者,监管框架从模糊走向清晰,市场结构从“野蛮生长”走向“分层演化”。泰达币虽然仍是市场最大的稳定币,但其标普评级为五级(弱),理由是“储备资产透明度的长期问题”。机构联盟稳定币的入局标志着稳定币市场从“加密原生企业主导”向“传统金融与加密企业竞争”的转变。本报告的核心判断是:稳定币不会变成央行货币,而是一种“受监管的私人货币”与“数字化主权货币”之间的长期共存。
(三)代币化存款
商业银行存款的链上表示,其法律性质与普通银行存款相同,但以数字代币的形式存在。代币化存款是商业银行对稳定币的“防御性创新”。英格兰银行明确表示,它“更希望银行用代币化存款进行创新,而非稳定币”。英国金融协会的“大不列颠代币化存款”项目在2026年9月完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实验:劳埃德银行、国民威斯敏斯特银行和巴克莱银行使用代币化存款完成了两笔抵押贷款交易,汇丰银行等三家银行运行了一笔模拟在线市场购买的人对人支付。代币化存款与稳定币的功能边界正在模糊化:两者都在追求“更快、更便宜、更可编程”的支付体验,但代币化存款保留了银行货币的信用优势。
(四)可编程性
智能合约自动执行交易条件的能力。可编程性是数字货币和代币化资产的核心特征之一,也是央行数字货币、稳定币和代币化存款之间竞争的关键维度。数字欧元初始阶段不支持可编程性和智能合约,以避免与私人稳定币和去中心化金融的直接竞争。阿哥拉的模块化设计被描述为可以“解锁新功能,包括条件和常时支付”。可编程性的战略含义是:它将合规、结算和金融服务“嵌入”到货币本身,使货币不仅是“价值存储”和“交易媒介”,还是“规则执行”的载体。
(五)代币化
将传统资产(国债、股票、货币市场基金)转化为区块链上的数字代币的过程。代币化是2026年机构资本链上迁徙的核心驱动力。贝莱德的BUIDL基金是最大的代币化美国国债产品,富兰克林邓普顿的BENJI基金采用“原生链上记录模式”,纳斯达克获批试点罗素1000指数成分股的代币化结算。代币化的战略含义是:它使传统资产能够在区块链上“原生运行”,从而释放效率收益——更快的结算、更低的成本、更高的透明度。
(六)去中心化金融
基于区块链和智能合约的金融服务,不依赖传统金融中介。去中心化金融在2026年进入“机构突破”阶段。Aave、Ethena、Synthetix的创始人在Token2049主舞台上讨论“去中心化金融的机构突破”,超液创始人杰夫·严在主舞台专场中阐述了“从第一性原理重建金融”的愿景。去中心化金融的机构突破的核心张力是:治理层的“去中心化”与访问层和合规层的“中心化”之间的平衡。本报告的分析框架将去中心化金融的机构化路径概括为“分层”:治理层仍然去中心化,访问层和合规层将越来越中心化。
(七)智能合约
在区块链网络上运行的自执行程序,自动执行其代码中定义的条款和条件。智能合约的法律可执行性是去中心化金融与传统金融融合的核心制度约束。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徐冬根主张对“代码即法律”命题进行“二分法解构”:区分“符合法律理想秩序状态的代码”与“不符合法律理想秩序状态的代码”。对于前者,公权力应将部分法律无力有效管控的领域让渡给代码主体进行治理;对于后者,法律应该进行适当干预。智能合约的“自动执行”能力,不能替代法律的“正当性”基础。
四、地缘政治与金融基础设施
(一)金融制裁的武器化
将金融基础设施(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美元清算网络、外汇储备)作为地缘政治工具使用的行为。2022年七国集团冻结约三千亿美元俄罗斯外汇储备的决定,向所有储备管理者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持有美元计价资产不再是“零风险”的。香港大学亚洲全球研究所的报告明确指出,这一决定“成为促使其他央行加速购买黄金作为防御措施的催化剂”。本报告的核心判断是:制裁的“武器化”正在创造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美国越频繁地使用金融制裁,其他国家越有动力建设替代性基础设施;替代性基础设施越完善,美国制裁的有效性越低。
(二)支付系统的阵营化
全球支付系统从“单一体系”向“平行体系”演化的趋势。本报告的核心判断是:阵营化不会导致“世界分裂为两个完全隔离的支付体系”,更可能的结果是“大多数国家同时接入多个体系”。这种“双重接入”或“多重接入”策略,是中立国和中小国家的“最优策略”。阵营化的最终形态,可能是“两个平行的支付体系,通过有限的桥梁连接”。这种“有限连接”的格局,使两个体系的参与者能够进行必要的贸易和投资,但无法享受全球化时代的无缝支付体验。
(三)数据主权
尽管存在依赖,仍然能够自我决定和管理数字价值和供应链的能力。云阿云智库数字货币课题组的研究精确地定义了数字主权:它“不是自给自足”,而是“尽管存在依赖,仍然能够自我决定和管理数字价值和供应链的能力”。这一定义的关键是“能力”而非“独立”。数字主权的核心是密钥管理:谁持有密钥,谁就控制访问。传统的“数据本地化”策略——将数据存储在本司法管辖区内——不足以保护数字主权。真正的数字主权需要“密钥本地化”:机构持有自己的加密密钥,云服务商只提供计算能力而不能够访问数据。
(四)跨境数据流动的监管壁垒
限制数据在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流动的法律和监管要求。金融科技的核心功能——跨境支付、跨境借贷、跨境投资——天然需要跨境数据流动。但数据本地化的要求限制了跨境数据流动。致同咨询合伙人赵晶指出,金融领域数据跨境流通的堵点包括“全球法规呈现碎片化与冲突性”。学术研究揭示了这种监管摩擦的结构性根源:欧盟和中国数据主权制度的分歧,使金融科技和人工智能的跨境部署面临障碍。技术-法律混合方案——特别是联邦学习、模型本地化和合成数据生成——是“唯一可行”的合规架构。
(五)长臂管辖
一国将其法律适用于境外行为或实体的做法,典型代表是美国的《云法案》和《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长臂管辖对金融基础设施的地缘政治风险是:数据中心的物理位置并不能保证数据的法律主权。如果一家欧洲金融机构将其数据存储在美国云服务商的欧洲数据中心,美国政府仍然可能通过法律程序获取这些数据。对于处理敏感金融数据的机构而言,这种风险是不可接受的。
五、量子安全与密码学
(一)后量子密码学
旨在抵抗量子计算机攻击的密码算法。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在2024年8月正式发布了首批后量子密码学标准:FIPS 203(模块格密钥封装机制)、FIPS 204(模块格数字签名标准)和FIPS 205(无状态哈希数字签名标准)。FIPS 204——即ML-DSA——源自CRYSTALS-Dilithium提交方案,是后量子数字签名的主要标准。NIST预计在2030年弃用椭圆曲线数字签名算法,在2035年禁用。
(二)先收集、后解密
一种攻击模式:攻击者今天收集加密数据,明天量子计算机足够强大时解密。Google在2026年2月的警告中确认了这种攻击模式“已经在进行”。金融数据的保密期通常是数年甚至数十年:抵押贷款记录、投资组合信息、客户身份数据、交易历史。如果攻击者在2026年收集了加密的金融数据,而量子计算机在2035年变得足够强大,那么攻击者在2035年就能访问2026年的金融数据。“先收集、后解密”的战略含义是:量子威胁的“倒计时”不是从量子计算机“诞生”开始的,而是从“数据被收集”开始的。
(三)ML-DSA
模块格数字签名算法,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标准化的后量子签名方案。NEAR Protocol在2026年10月宣布,其账户“现已支持ML-DSA签名方案”,且“无需进行资产迁移”。NEAR的部署具有多重示范意义:它证明了“无需迁移资产”的后量子迁移在技术上是可行的;它展示了“密码敏捷性”的架构原则——签名方案不是“硬编码”到协议中的永久选择,而是可升级的组件;它提供了“链签名”的跨链保护——用户可以使用NEAR账户来保护其他链上的资产。
(四)密码敏捷性
协议设计的一种架构原则:假设签名方案会改变,将签名方案设计为可升级的组件,而非“硬编码”到协议中的永久选择。NEAR的声明强调“密码敏捷性是区块链行业的基本要求,签名方案升级应该成为常规操作”。密码敏捷性的战略含义是:它使区块链能够“适应”密码学不确定性,而非“押注”于某一种方案的永久安全。
(五)量子迁移
将现有密码系统从经典密码算法迁移到后量子密码算法的过程。欧洲刑警组织引用的研究估计,将所有未花费交易输出转换为量子安全格式,至少需要七十六天的网络停机时间(如果使用全部区块容量),或者约三百天(如果只使用百分之二十五的区块容量)。量子迁移的核心挑战不是“技术可行性”,而是“时间窗口”:如果量子计算机在2030年到来,而后量子迁移需要五到七年,那么迁移的“最后期限”是2023年至2025年——已经过去。
六、金融中心与竞争力
(一)全球金融中心指数
由英国智库Z/Yen集团与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联合发布的金融中心竞争力评估报告。第40期于2026年9月发布,覆盖117个金融中心,评估涵盖营商环境、人力资本、基础设施、金融业发展水平、声誉五大维度。第40期的核心发现是:顶级金融中心之间的竞争进一步加剧(前五名评分差距仅7分);亚太金融中心整体表现强劲(前十占据六席);中国内地金融中心排名全面上升(上海重返前五)。
(二)监管沙盒
允许金融机构和科技公司在可控环境中测试新产品的监管机制。中国的金融科技“监管沙盒”试点已覆盖北京、上海、重庆、深圳、雄安新区、杭州、苏州、广州、成都九个试点地区。监管沙盒的制度红利体现在三个层面:“风险可控的创新空间”(允许在真实用户环境中测试新产品,但限制在可控的规模和范围内)、“监管学习”(监管者通过观察创新项目积累对新技术、新业务模式的理解)、“生态构建”(持牌金融机构、科技公司和监管机构的三方互动创造了信任和协作的基础)。
(三)金融科技产业集群
金融科技企业在特定地理区域的集聚现象。中国内地六城入围全球金融科技排名前20的“集群效应”,需要放在空间经济学的框架中理解。学术研究揭示了金融科技对传统金融地理的重塑机制:金融科技的崛起“实质性增强了金融机构收集和处理大量客户数据的能力”,在“缓解金融信息不对称的同时,也扩展了金融服务的运营范围”,从而“削弱了传统金融地理假说的解释力”。中国内地六城的“集群效应”的空间逻辑是“差异化定位+网络化协同”。
(四)监管碎片化
多个监管机构对同一领域分头负责,导致管辖权重叠和规则冲突的现象。美国在加密和数字资产领域的监管框架由多个机构分头负责:证券交易委员会、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美联储、各州监管机构之间的管辖权重叠和规则冲突,使金融科技企业面临高昂的合规成本和不确定性。监管碎片化是美国金融中心在金融科技排名中回落的系统性因素之一。
七、机构去中心化金融与托管
(一)机构去中心化金融
传统金融机构参与去中心化金融协议和基础设施的趋势。2026年的Token2049议程中,“去中心化金融的机构突破”讨论与超液的主舞台专场并列,构成了一个议程上的“对照实验”。前者问的是“去中心化金融协议如何接纳机构”,后者问的是“去中心化金融协议如何挑战传统金融”。前者是“融合”的逻辑,后者是“替代”的逻辑。本报告的核心判断是:这两种逻辑在2027年至2028年期间可能“合流”,形成一种“受监管的去中心化金融”。
(二)代币化货币市场基金
将传统货币市场基金转化为区块链上可交易和结算的数字代币的产品。贝莱德的BUIDL基金是最大的代币化美国国债产品,2026年8月资产管理规模回升至约二十八亿美元。富兰克林邓普顿的BENJI基金采用“原生链上记录模式”,支持“按秒计息”,每笔交易成本约为一点一三美元,而传统方式下每笔交易成本约为一百五十美元。代币化货币市场基金的核心吸引力是“资本效率”:代币化货币市场基金可以直接作为抵押品提交,不需要赎回步骤,不需要等待数天让现金结算。
(三)多方计算钱包
一种密钥管理技术,私钥从未以完整形式存在,被分割为多个“分片”,由不同的参与方持有,签名需要足够数量的分片协同计算。多方计算钱包的核心优势是操作速度:交易签名可以“算法化执行,无需物理硬件访问”,比硬件冷存储的授权速度快得多。但多方计算钱包也有结构性弱点:技术成熟度相对较新,社会工程攻击面扩大。机构级密钥管理的“分层托管模型”是:冷存储作为主要保管层,热多方计算钱包用于需要在数小时内访问的运营目的,交易所子账户和主要经纪商关系被视为“交易对手风险而非托管持有”。
(四)合格托管人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规则中定义的、被允许托管客户资产的实体类型。2026年10月1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托管规则修正案,将“合格托管人”的定义扩展到加密资产,允许“州特许信托公司”作为客户和受监管基金加密资产的托管人。这一变化的战略含义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承认加密资产托管是一个不同于传统资产托管的领域,需要不同的规则。
八、大宗商品与结算货币
(一)石油美元
1974年美国与沙特达成的战略安排:沙特同意将其石油出口独家以美元计价,并将石油收入盈余投资于美国金融资产。作为交换,华盛顿向沙特提供军事保护和长期安全保证。2024年6月9日,这一协议到期且不再续签。协议到期并不意味着沙特“放弃美元”,而是意味着沙特恢复了选择结算货币的自主权。2026年3月,中东地区对华原油出口中,以人民币结算的比例达到百分之四十一,创下历史新高。
(二)一篮子大宗商品结算机制
2025年2月,沙特、阿联酋、巴西、中国及南非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同意建立基于一篮子大宗商品的跨境结算试验机制。首笔试验交易于2025年10月11日完成,涉及沙特阿美向中国石化出口的200万桶原油。这个机制的核心思路不是“用某种货币取代美元”,而是“用一篮子货币和一篮子商品来定价和结算”。参与国同意建立一个共享的“价值参照系”:一篮子大宗商品的加权价格成为结算的“锚”,参与国的本币按照某种比例与这个“锚”挂钩。
(三)上海原油期货
以人民币计价的原油期货合约,是“人民币计价大宗商品”的最成熟的实践。2026年4月发布的《2026年上海原油期货和期权市场发展报告》显示,上海原油期货是“亚太地区流动性最好的原油期货品种”。更关键的是价格发现功能的实际运作:报告明确指出,上海原油期货“价格与境外市场紧密联动、精准反映亚太区域供需”。一德期货总经理助理佘建跃的案例提供了微观证据:山东某炼厂在面向加油站的成品油销售中,创新采用上海原油期货点价模式。
(四)竞争性共存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讲席教授鞠建东提出的分析框架,描述未来的贸易和货币体系格局。核心逻辑是:“只有经济规模、技术实力相近的大国,才能形成有效竞争,进而避免两种极端情况:一是单一霸权主导世界,二是绝对平等的碎片化多边。”在“竞争性共存”中,美元仍然是“最大的单一货币”,但它不再是“唯一的选择”。人民币、欧元、黄金和数字货币基础设施,共同构成了“多重选择”的生态。这种“多重选择”的存在,约束了美元的“垄断租金”,但不取代美元的“网络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