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松:全球金融争霸战前瞻——2026年Token2049报告(三)
  日期 2026-10-25      作者 李桂松      编辑 云阿云●全球资本市场研究院  

全球金融争霸战前瞻——2026年Token2049报告

导读:2026年是全球金融权力转移的关键年份。美元体系遭遇结构性侵蚀,数字货币基础设施竞争白热化,亚太金融中心群体性崛起,三者叠加构成“百年未有之变局”的金融维度。Token2049从行业会议演变为全球金融权力博弈的缩影,本报告以此为切入点,剖析争霸战的底层逻辑与未来走向。报告全文20万字,由云阿云智库全球资本市场研究院数字货币课题组原创出品。

报告名称:《全球金融争霸战前瞻——2026年Token2049报告》

报告撰写:云阿云智库数字货币课题组

课题组长:李桂松院长

课题组成员名单:

李桂松: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

李国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李国琥: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李嘉仪:北京云阿云平台金融院长

报告完成日期: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

业务联系电话:13360021949(李博士)

第三章

机构资本的链上迁徙与DeFi范式转型

一、传统金融的“链上化”战略

2026年,传统金融机构对区块链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种转变不是“兴趣”,不是“探索”,不是“试点”——它是资本配置。贝莱德、富兰克林邓普顿、纳斯达克、摩根士丹利——这些名字出现在Token2049的主舞台上,不是作为“观察者”,而是作为“建设者”。它们的战略选择,正在重新定义“链上金融”的边界和规则。

(一)贝莱德、富兰克林邓普顿的代币化基金实践

1. 链上货币市场基金的规模增长与投资者结构

贝莱德的BUIDL基金,全称美元机构数字流动性基金,是理解传统金融“链上化”的最佳切入点。2026年8月,BUIDL的资产管理规模回升至约28亿美元,重新超越Circle的USYC,成为全球最大的代币化美国国债产品。BUIDL占整个151亿美元代币化国债市场约18.5%的份额,这意味着该市场的其余部分——包括富兰克林邓普顿、Ondo 金融等竞争者——瓜分了剩余的81.5%。

BUIDL的规模变化本身就是一部微缩的市场史。它在2024年3月推出时是贝莱德的首个代币化基金,由Securitize创建和管理,覆盖以太坊、Solana、Aptos和BNB Chain等八个区块链网络。每个代币目标净值为1美元,通过再平衡机制每日产生收益,本质上将货币市场基金变成了可全天候交易和结算的加密资产工具。其底层资产——现金、短期美国国库券和回购协议——极为保守,这使其获得了穆迪的最高评级“AAA-mf”。

但BUIDL的领先地位“绝非压倒性的”。2026年3月,Circle的USYC曾短暂超越BUIDL成为最大产品。BUIDL在8月底重新夺回榜首,但28亿美元仅占市场18.5%的份额意味着这个市场没有“垄断者”。富兰克林邓普顿、Ondo金融等竞争者“正在从同一个机构需求池中蚕食份额”。

富兰克林邓普顿的代币化基金实践提供了另一个维度的参照。其链上美国政府货币市场基金以BENJI代币形式在Stellar网络上运行,截至2026年4月资产管理规模达到19.8亿美元,成为该网络上第二大真实世界资产。富兰克林邓普顿的代币化货币基金(包括BENJI)总资产管理规模估计达到25亿美元。

投资者结构的分析揭示了代币化货币市场基金的核心吸引力。云阿云智库数字货币课题组分析指出,代币化国债不是加密货币押注;它们是被区块链基础设施包裹的传统、有收益的政府债务,这就是为什么那些对贝莱德感到放心但对比特币价格波动保持警惕的机构一直是快速采用者。这个判断的核心含义是:代币化货币市场基金的投资者不是“加密货币投资者”,而是“传统固定收益投资者”。他们购买的是美国国债的收益,而非加密货币的波动。区块链对他们而言是结算效率的工具,而非投机性资产类别。

2. 代币化对传统资产管理商业模式的重构

代币化对资产管理商业模式的冲击,在富兰克林邓普顿首席执行官珍妮·约翰逊的Token2049演讲中得到了最清晰的阐述。

约翰逊对现有代币化基金市场提出了一个尖锐的批评:许多竞争对手的代币化基金只是传统金融产品的“数字副本”或“数字双胞胎”。这些产品将传统资产“包装”成代币,但保留了传统的中介结构和结算周期。约翰逊提出了“原生”与“复制”的区分。

富兰克林邓普顿的BENJI基金采用“原生链上记录模式”,基金所有权记录直接基于公共区块链,区块链本身就是“真相的来源”,而非传统账本的映射。这种设计带来了两个实际优势。

第一个优势是按秒计息。传统的货币市场基金按日计息,投资者在一天结束时才能知道收益。BENJI支持按秒计息,实现实时收益计算。这不仅是技术上的改进,更是用户体验的质变:投资者可以随时看到自己的收益在增长,而非在一天结束时收到一个“结算数字”。

第二个优势是成本的结构性下降。约翰逊在Token2049上披露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对比:BENJI的每笔交易成本约为1.13美元,而传统方式下每笔交易成本约为150美元。这个数字的精确性可能受到质疑,但它揭示的结构性差异是真实的。传统基金交易的150美元成本,来源于多层中介、人工处理和传统清算系统。链上交易的成本,主要是区块链网络费用和智能合约执行成本,这些成本在规模效应下持续下降。

约翰逊的批评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它表明,传统金融机构在代币化领域的竞争正在从“是否参与”转向“如何参与”。“数字副本”模式的代币化基金,只是将传统资产“包装”成代币,但保留了传统的中介结构和结算周期。“原生”模式的代币化基金,则是将区块链作为基础性的记录层,从而释放效率收益。如果约翰逊的判断正确,那么代币化基金的竞争将是一场“原生”淘汰“复制”的竞争。

3. 尼基尔·夏尔马与珍妮·约翰逊在Token2049的议程信号

贝莱德数字资产总监尼基尔·夏尔马在Token2049的议程设置,为理解贝莱德的战略意图提供了一个窗口。

夏尔马的演讲焦点是代币化货币市场基金作为即时抵押品。这个概念的核心是:代币化货币市场基金可以直接作为抵押品提交,不需要赎回步骤,不需要等待数天让现金结算。传统的抵押品管理流程是:投资者持有货币市场基金,需要抵押时先赎回基金获得现金,再将现金作为抵押品提交。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数天。代币化货币市场基金改变了这一流程:基金份额本身就是抵押品,可以直接在链上提交和验证。

夏尔马还参与了贝莱德在2026年8月推出的两个新代币化基金的议程。BSTBL和BRSRV两款产品,均瞄准美国《稳定币国家创新指导与建立法案》下的储备资产资格。BRSRV专门为稳定币储备和数字原生机构设计。这两个产品建立在BUIDL的基础之上,BUIDL目前管理约25亿美元资产。贝莱德还为其欧洲UCITS货币市场基金推出了代币化份额类别,这些基金管理着3110亿美元的资产。

贝莱德的战略逻辑是清晰的:从“单一产品”向“产品矩阵”延伸。BUIDL是旗舰产品,证明了代币化货币市场基金的可行性。BSTBL和BRSRV是针对性产品,瞄准的是稳定币储备这一快速增长的需求。欧洲UCITS基金的代币化份额,则是将代币化能力嵌入现有产品线,而非创建全新的产品。这种“矩阵化”策略的含义是:代币化不再是“实验”,而是“产品线”。

约翰逊和夏尔马在Token2049的议程设置,共同发出了一个信号:传统资产管理公司的代币化战略,正在从“概念验证”进入“产品化”阶段。概念验证阶段的问题是“代币化是否可行”。产品化阶段的问题是“哪些产品应该代币化,以什么优先级”。这个转变意味着,代币化不再是一个需要“论证”的命题,而是一个需要“执行”的战略。

(二)纳斯达克与摩根士丹利的数字资产战略

1. 阿德娜·弗里德曼的“市场基础设施”视角

纳斯达克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阿德娜·弗里德曼在Token2049的演讲,将代币化置于市场基础设施演进的更长历史脉络中。

弗里德曼提出,如果国债、股票、货币市场基金和资金流本身都被代币化,“抵押品将变得极具流动性”,可能释放全球金融体系中“数十万亿美元”被困资本。这个论点的核心是资本效率:在传统金融体系中,抵押品在不同机构之间的转移需要数天时间,而代币化可以使这一过程接近实时。

纳斯达克自身已经在实践这一逻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2026年3月批准了一项纳斯达克试点,允许罗素1000指数成分股和主要指数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以区块链代币形式结算。代币化股票在同一订单簿、同一价格、同一代码下交易,唯一的区别是结算发生在区块链上,而非存托信托公司的传统簿记系统中。代币化股票和传统股票共享相同的CUSIP编号和交易代码,享有相同的股东权利和特权。

纳斯达克还计划在2026年12月6日推出23小时、每周五天的股票交易时段——这是向“全天候交易”迈出的第一步。弗里德曼承认,“并非所有资产的流动性都足以支持全天候环境”。纳斯达克-100期货已经全天候交易,将同样的模式扩展到个股是“逻辑上的下一步”。

弗里德曼的“市场基础设施”视角的战略含义是:代币化不是“加密资产”的专属领域,而是“证券市场”的自然演进。纳斯达克不将代币化视为一个需要“应对”的外部威胁,而是将其视为一个需要“吸收”的技术升级。通过将代币化嵌入现有的订单簿、代码体系和监管框架,纳斯达克正在将区块链技术“驯化”为证券市场基础设施的一个新层次。

2. 艾米·奥登堡领导的摩根士丹利数字资产战略

摩根士丹利数字资产战略主管艾米·奥登堡在Token2049的参与,以及她在摩根士丹利内部圆桌讨论中的发言,揭示了另一种传统金融机构的链上化路径。

奥登堡将摩根士丹利的数字资产战略描述为一个需求驱动的渐进过程。摩根士丹利于2026年4月推出了比特币交易型产品,“超过4亿美元”的规模“证明了摩根士丹利品牌能够带来的东西”。奥登堡强调,这些产品“仍处于早期阶段”——交易型产品“总体上只推出了两年半”,“如果你看看过去40、50年金融领域的任何创新,两年是非常早期的”。

奥登堡将摩根士丹利的客户分为三种投资者类型:数字黄金爱好者(满足于比特币)、风险投资风格投资者(探索其他加密货币的增长机会)、以及投资组合多元化者(小型养老基金或机构,寻求分散投资)。比特币“适合所有类型”,这是大多数采用发生的地方。但奥登堡指出,“风险投资资金被所有人工智能风险投资机会压制了”,“如果这种情况转变,加密货币中有很多机会”。

奥登堡还提到了摩根士丹利关注的几个前沿领域:稳定币和支付、永续合约市场、预测市场、以及人工智能与加密货币的交叉领域。在人工智能与加密货币的交叉领域,奥登堡认为加密货币可以“帮助人工智能初创企业筹集资金、控制代理、或提供分布式计算”。她提到了“一些代理最近失控”的新闻,并提出“也许你可以使用加密货币治理来控制代理”。

摩根士丹利的战略与贝莱德和纳斯达克形成了对比。贝莱德的战略是产品驱动(代币化基金),纳斯达克的战略是基础设施驱动(代币化结算),摩根士丹利的战略是客户需求驱动(交易型产品和财富管理平台的渐进扩展)。三种路径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在“传统金融的框架内”引入链上能力,而非“在加密生态的框架内”引入传统金融。

3. 交易所与托管机构的链上基础设施投资

纳斯达克的代币化股票试点和摩根士丹利的交易型产品布局,反映了交易所和托管机构在链上基础设施投资上的不同切入点。

纳斯达克的切入点是结算层。代币化股票试点的核心创新不在“交易”,而在“结算”。交易仍然发生在纳斯达克的传统订单簿上,价格发现机制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交易完成后的所有权转移方式:从存托信托公司的传统簿记系统,变为区块链上的代币转移。这种“交易传统、结算链上”的混合模式,是纳斯达克对“代币化”的独特解读:不是将股票“变成”加密货币,而是将股票的“结算基础设施”升级为区块链。

摩根士丹利的切入点是分销层。摩根士丹利的交易型产品(比特币、以太坊、Solana)不是“代币化”产品——它们是传统的交易所交易产品,只是基础资产是加密货币。摩根士丹利的创新不在产品结构,而在客户体验。奥登堡提到,摩根士丹利提供了“实物交易”能力,允许客户将现货加密货币“移入”交易型产品。这种能力“提供了选项”,即使是“一小部分客户”,其资产规模“有时相当可观”。摩根士丹利还与Zerohash合作,允许E*Trade客户从2026年开始交易数字资产。

两种切入点的战略含义不同。纳斯达克在改变基础设施:它在重新定义“股票所有权”的技术表示。摩根士丹利在扩展客户渠道:它在重新定义“客户如何获得数字资产敞口”。前者的影响是系统性的——如果代币化结算成为标准,整个证券市场的运作方式将改变。后者的影响是竞争性的——如果摩根士丹利能够为客户提供无缝的数字资产体验,它将比没有这种能力的竞争对手获得优势。

(三)代币化存款:商业银行的“防御性创新”

1. 英国金融协会的“大不列颠代币化存款”计划

2026年9月,英国最大的几家银行完成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实验。劳埃德银行、国民威斯敏斯特银行和巴克莱银行使用代币化存款完成了两笔抵押贷款交易,汇丰银行等三家银行运行了一笔模拟在线市场购买的人对人支付。

这是全球首次银行间使用代币化存款进行资金转移。这些交易是英国金融协会“大不列颠代币化存款”项目的一部分。参与银行在2025年启动的试点中承诺参与这一计划。

代币化存款的技术架构与稳定币有本质区别。代币化存款具有与银行账户中的存款相同的法律地位,而稳定币通常由私营公司发行,将资金从银行系统中取出。英格兰银行明确表示,它更希望银行用代币化存款进行创新,而非稳定币。

项目的具体进展展示了代币化存款的实用场景。在模拟在线购买中,可编程存款将资金“搁置”在买方账户中,只有在货物收到后才释放给卖方——这种设计“降低了欺诈风险”。在两笔抵押贷款交易中,“锁定资金在房产交易完成后自动释放”。

英国金融协会支付与创新董事总经理贾娜·麦金托什透露了下一步计划:项目“现在计划成立一家公司,制定规则手册和治理框架,以支持从试点转向全面生产”,参与的银行计划在2027年第一季度发行三只数字债券,这些债券可以使用代币化存款进行交易和结算。麦金托什还提到,“在过去12个月里,其他司法管辖区一直在与我们认真交谈,试图了解他们如何能够追赶上来”。

2. 跨机构互操作性标准的协调挑战

代币化存款面临的核心挑战,在“大不列颠代币化存款”项目的设计中已经暴露。

挑战的来源是“碎片化”。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十多年来一直在寻找将区块链引入自己信息技术系统的方法,通过创建代表存款、股票、债券和货币等资产的加密代币。然而,每家银行开发自己的区块链系统,阻止了机构之间的交易”。英国金融协会项目的突破性在于,它解决了这个碎片化问题:通过建立一个共享的框架,使不同银行的代币化存款系统能够相互通信和交易。

但“解决”是局部的。英国金融协会的框架是英国国内的。它不涉及跨境互操作性。一家英国银行的代币化存款能否与一家美国银行的代币化存款进行交易?能否与一家新加坡银行的代币化存款进行交易?这些问题在英国金融协会的项目中没有答案。

国际清算银行的分析指出了代币化存款面临的更深层挑战。如果代币化存款“只在个别银行层面采用——在孤立网络上——竞争失衡可能扩大”。大型机构将从规模、数据和网络效应中受益。较小的机构可能难以承担高昂的前期实施成本,然后“面临对利率更敏感的存款和更激烈的融资竞争,对小企业和地方贷款产生连锁反应”。

英格兰银行副行长莎拉·布里登的表述更为直接:“今天,我们为一种新形式的货币奠定了信任的基础。”但“信任的基础”不等于“信任的完成”。代币化存款的大规模采用,取决于一个协调博弈能否成功:足够多的银行需要同时采用代币化存款,才能形成网络效应。如果只有少数银行采用,代币化存款的价值就有限;如果大多数银行采用,代币化存款就可能成为“默认选项”。英国金融协会的“成立公司、制定规则手册”计划,正是为了解决这个协调问题。

3. 代币化存款与稳定币的功能边界模糊化

代币化存款和稳定币之间的功能边界,正在变得模糊。

从法律性质来看,两者有根本区别。代币化存款是银行货币,具有与银行存款相同的法律地位,受存款保险和银行监管的保护。稳定币是私人货币,其信用取决于发行人的储备管理和治理质量。

从功能来看,两者正在趋同。英国金融协会项目中的代币化存款支持可编程支付(资金在货物收到后自动释放)和实时结算。稳定币同样支持可编程性和实时结算。两者都在追求“更快、更便宜、更可编程”的支付体验。

从监管来看,两者的边界正在被刻意划定。英格兰银行“更希望银行用代币化存款进行创新,而非稳定币”。这个偏好的背后是结构性考量:代币化存款“保持存款吸收和信贷提供之间的紧密联系,确保资金留在银行系统内,降低脱媒风险并支持韧性”。稳定币则将资金从银行系统中取出,可能“提高边际融资成本、收紧信贷”。

达拉斯联邦储备银行的分析提供了另一个维度的考量。代币化存款“有可能以不利的方式改变存款的两个特征:降低存款的平均寿命,同时使其对利率更加敏感”。银行的“期限转换”功能——用短期负债(存款)为长期资产(贷款)融资——依赖于存款的稳定性和低利率敏感性。如果代币化使存款更容易“移动”,银行可能需要“更多地依赖定期债务发行”,“由批发债务融资的贷款活动的经济性将类似于非银机构”。

这种“边界划定”的战略含义是:代币化存款和稳定币的竞争,本质上是“银行货币”和“私人货币”在数字领域的延伸竞争。英格兰银行的偏好反映了对“银行中介”功能的保护:银行系统是社会信贷配置的核心,任何可能削弱银行中介功能的创新都需要审慎对待。代币化存款是“银行系统的数字化”,稳定币是“银行系统的替代”。两者的边界如何划定,将决定数字金融生态中“银行”的角色。

二、DeFi的“机构突破”:从边缘到主流

如果说传统金融的“链上化”是从“中心”向“边缘”的扩张,那么DeFi的“机构突破”则是从“边缘”向“中心”的进军。2026年Token2049的主舞台上,Aave、Ethena、合成币的创始人同台讨论“DeFi的机构突破”——这个场景本身就是一个信号:DeFi不再将自己定位为“传统金融的替代者”,而是“传统金融的链上化合作伙伴”。

但“合作”是有条件的。DeFi协议的“去中心化”治理结构与机构的“合规化”要求之间存在根本张力。这个张力的解决方式,将决定“机构突破”是真正的融合,还是部分的收编。

(一)Aave、Ethena、合成币的机构化路径

1. 借贷协议的机构化:从“零售借贷”到“机构借贷”

Aave的斯坦尼·库莱乔夫代表的是借贷协议的机构化路径。Aave是最大的去中心化借贷平台之一,其核心功能是允许用户以加密资产为抵押进行借贷。机构化的挑战在于:机构需要更严格的抵押品管理、更清晰的清算规则和更可预测的利率环境。

Aave在2026年的战略是从“零售借贷”向“机构借贷”延伸,同时保持其去中心化的治理结构。这个战略的核心张力是:机构需要“确定性”,而去中心化治理提供的是“适应性”。机构的合规部门需要知道清算规则是什么,利率如何确定,抵押品如何估值。去中心化治理意味着这些规则可以通过代币持有者的投票改变。这种“可改变性”对零售用户可能是优势(协议可以适应市场变化),对机构可能是风险(规则可能在不通知的情况下改变)。

2. 收益型稳定币的机构化:Ethena的“收益不是商品”

Ethena的盖伊·扬代表的是收益型稳定币的机构化路径。Ethena的USDe通过“德尔塔中性”策略——同时持有现货和做空永续合约——来维持与美元的锚定并产生收益。

扬在Token2049上强调了一个关键判断:收益不是商品,因为不同产品基于操作者管理方式的不同而承担不同风险。这个判断的含义是:稳定币的“收益率”不能简单地比较。一个提供10%收益率的稳定币,其风险可能远高于一个提供5%收益率的稳定币。收益率差异反映的是风险管理策略的差异,而非“效率差异”。

Ethena面临的一个关键风险是交易对手风险集中——其策略主要依赖于币安等中心化交易所。Ethena的应对措施包括获得SOC 2 Type II审计认证和建立10亿美元信贷额度,“以建立机构投资者的信任”。但“信任”的建立需要时间和透明度。机构投资者需要看到历史记录——在压力时期的表现、在脱锚事件中的恢复能力、在监管变化中的合规性。这些记录需要时间来积累。

3. 衍生品流动性协议的机构化:合成币的“流动性骨干”

合成币的凯恩·沃里克代表的是衍生品流动性协议的机构化路径。合成币为去中心化衍生品交易提供“流动性骨干”,允许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获得对广泛资产的链上敞口”。

机构化的挑战在于:衍生品是金融体系中监管最严格的领域之一。去中心化衍生品协议如何在满足监管要求的同时保持“无需许可”的特性,是一个根本性的张力。如果合成币为了迎合机构而引入“许可制访问”,它可能失去“无需许可”的核心价值主张。如果它坚持完全的去中心化,它可能无法满足机构的合规要求。

三者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在“去中心化”和“机构化”之间寻找平衡点。这个平衡点的位置,将决定DeFi能否真正实现“机构突破”。

三、托管基础设施的竞争格局

机构资本的链上迁徙,对托管基础设施提出了全新的要求。传统金融机构习惯于受监管的、可保险的、可审计的托管安排。加密原生的托管方案——多重签名钱包、硬件安全模块、私钥管理系统——在安全性上可能足够,但在制度兼容性上存在差距。

(一)传统托管机构的链上延伸

纽约梅隆银行和道富银行等传统托管机构,在2026年加速了其数字资产托管服务的扩展。这些机构的优势在于制度信任:它们受到严格的审慎监管,拥有成熟的合规框架,被机构投资者视为“安全的选择”。它们的挑战在于技术能力:传统托管机构的信息技术系统是为传统资产设计的,支持代币化资产的托管需要根本性的技术升级。

(二)原生加密托管的技术演进

Fireblocks、Copper、Anchorage等原生加密托管机构,在2026年继续扩展其机构服务。它们的优势在于技术领先:它们从第一天起就是为数字资产设计的,对区块链技术、密钥管理和链上操作有深入的理解。它们的挑战在于制度信任:机构投资者——尤其是受监管的养老基金和保险公司——对“原生加密”机构的信任程度,仍然低于对传统托管银行的信任。

(三)托管标准化的监管驱动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托管规则在2026年继续演进,试图将传统资产的托管标准延伸到数字资产。这个“延伸”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构成“合格的托管人”?传统托管规则要求托管人具备隔离、保险、审计等特征。数字资产的托管——尤其是涉及私钥管理——需要额外的技术标准:密钥的生成、存储、备份和恢复,必须满足与传统托管同等级别的安全性和可审计性。

托管基础设施的竞争格局,正在从“技术驱动”向“监管驱动”转变。在早期,托管机构的竞争力取决于技术能力(谁更安全、谁更高效)。在机构化阶段,托管机构的竞争力越来越取决于合规能力(谁被监管机构认可、谁被机构投资者的合规部门接受)。这个转变的含义是:原生加密托管机构可能面临“合规天花板”——无论技术多么先进,如果监管机构不认可,机构投资者就不会使用。传统托管银行可能享有“合规优势”——即使技术相对落后,监管机构的认可以及机构投资者的习惯性信任,可能使它们成为机构数字资产托管的“默认选项”。

结语:链上迁徙的“中间状态”

2026年的机构资本链上迁徙,处于一个“中间状态”。它不是“完成”,也不是“开始”。它是“进行中”——正在进行,且远未完成。

这个中间状态的特征是:传统金融机构已经在链上“存在”,但它们的链上活动仍然是局部的、实验性的、渐进的。贝莱德的BUIDL是28亿美元,相对于贝莱德管理的数万亿美元资产,这个数字是“微小”的。纳斯达克的代币化股票试点是“罗素1000指数成分股”,相对于纳斯达克上市的全部股票,这个范围是“有限”的。英国银行的代币化存款交易是“两笔抵押贷款和一笔模拟购买”,相对于英国银行系统每天处理的数百万笔交易,这个规模是“象征性的”。

但这个“中间状态”的方向是清晰的。传统金融机构不再问“区块链是否重要”,而是问“我们如何整合区块链”。DeFi协议不再问“机构是否会来”,而是问“机构来了我们如何服务”。托管机构不再问“数字资产是否合法”,而是问“我们如何获得监管批准”。

这个方向的终点——如果存在终点——可能是“融合”:传统金融的基础设施、合规框架和客户基础,与区块链的技术能力、可编程性和结算效率,融合为一种新的金融基础设施。在这个新基础设施中,“传统”和“加密”的区分将失去意义。所有的资产都是“代币化的”,所有的结算都是“链上的”,所有的机构都是“数字化的”。

但“融合”的路径和速度,取决于传统金融机构、DeFi协议和监管机构之间的三方博弈。如果融合过快,DeFi的“去中心化”核心价值可能被牺牲。如果融合过慢,传统金融机构可能被更敏捷的竞争者超越。2026年的“中间状态”,是这场博弈的一个快照,而非结局。

二、DeFi的“机构突破”:从边缘到主流

如果说传统金融的“链上化”是从“中心”向“边缘”的扩张,那么DeFi的“机构突破”则是从“边缘”向“中心”的进军。2026年10月7日上午10点20分,TOKEN2049新加坡滨海湾金沙的OKX主舞台上,Aave Labs的斯坦尼·库莱乔夫、Ethena Labs的盖伊·扬和Infinex/合成币创始人凯恩·沃里克同台而坐,a16z crypto的罗比·彼得森担任主持。这场题为“DeFi的机构突破”的讨论,被安排在大会第一天上午的黄金时段,紧随纳斯达克董事长阿德娜·弗里德曼的开场演讲之后,紧接着是超液创始人杰夫·严的主舞台专场。

这个议程安排本身就是一份宣言。在Token2049的早期年份,DeFi项目创始人通常被安排在分会场或“开发者日”的舞台上。2026年的主舞台安排意味着:去中心化金融不再将自己定位为“传统金融的替代者”,而是“传统金融的链上化合作伙伴” 。但“合作”是有条件的。DeFi协议的去中心化治理结构与机构的合规化要求之间存在根本张力。这个张力的解决方式,将决定“机构突破”是真正的融合,还是部分的收编。

(一)Aave、Ethena、合成币的机构化路径

1. 斯坦尼·库莱乔夫、盖伊·扬、凯恩·沃里克在Token2049的议程

“DeFi的机构突破”这场讨论的参与者构成,精确地映射了DeFi生态中三个最具机构化潜力的细分领域:借贷、收益型稳定币和衍生品流动性。

Aave的斯坦尼·库莱乔夫代表的是借贷协议的机构化路径。 Aave是最大的去中心化借贷平台之一,其核心功能是允许用户以加密资产为抵押进行借贷。库莱乔夫在Token2049期间及前后的公开表态,勾勒出了Aave机构化战略的核心逻辑。他在Avalanche峰会上接受采访时提出了一个关键判断:“代币化和DeFi不再是技术挑战。我认为这是市场进入的挑战。” 这个判断的含义是:DeFi基础设施的技术能力已经足够支撑机构级应用,真正的障碍在于如何让机构“进入”这个系统——如何解决合规、托管和操作控制的问题。

库莱乔夫还提出了一个更具争议性的战略框架:DeFi可能需要走“优步路径” 。在《Clarity法案》未能在参议院通过后,库莱乔夫表示,DeFi可能需要通过大规模采用来“迫使监管者采取行动”,就像优步通过足够大的用户基础来迫使城市修改出租车法规一样。他在Token2049的主舞台小组讨论中进一步指出,DeFi的持久优势在于其成本结构比传统金融更低。这个论点将DeFi的机构化叙事从“技术先进性”转向了“经济竞争力”:机构应该使用DeFi,不是因为“区块链很酷”,而是因为“它更便宜”。

Ethena的盖伊·扬代表的是收益型稳定币的机构化路径。 Ethena的USDe通过“德尔塔中性”策略——同时持有质押加密资产和做空永续合约——来维持与美元的锚定并产生收益。扬在Token2049的舞台上提出了一个对机构投资者至关重要的判断:收益不是商品,因为不同产品基于操作者管理方式的不同而承担不同风险。这个判断的政策含义是:稳定币的“收益率”不能简单地比较。一个提供10%收益率的稳定币,其风险可能远高于一个提供5%收益率的稳定币。收益率差异反映的是风险管理策略的差异,而非“效率差异”。

扬的论证有其自身的商业逻辑。Ethena面临的一个关键风险是交易对手风险集中——其策略主要依赖于币安等中心化交易所。历史上,Ethena约48%至50%的交易所交易对手敞口集中在币安。Ethena的应对措施包括获得SOC 2 Type II审计认证和建立10亿美元信贷额度,“以建立机构投资者的信任”。但“信任”的建立需要时间和透明度。机构投资者需要看到历史记录——在压力时期的表现、在脱锚事件中的恢复能力、在监管变化中的合规性。USDe的供应量曾在2025年末的压力事件后从接近150亿美元的高点大幅收缩,这一经历本身就是一份机构投资者会仔细审视的“风险档案”。

合成币的凯恩·沃里克代表的是衍生品流动性协议的机构化路径。 合成币为去中心化衍生品交易提供“流动性骨干”,允许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获得对广泛资产的链上敞口”。机构化的挑战在于:衍生品是金融体系中监管最严格的领域之一。去中心化衍生品协议如何在满足监管要求的同时保持“无需许可”的特性,是一个根本性的张力。如果合成币为了迎合机构而引入“许可制访问”,它可能失去“无需许可”的核心价值主张。如果它坚持完全的去中心化,它可能无法满足机构的合规要求。

三者在Token2049的同台,揭示了一个共同的战略处境:它们都在“去中心化”和“机构化”之间寻找平衡点。这个平衡点的位置,将决定DeFi能否真正实现“机构突破”。库莱乔夫的“成本优势”论、扬的“收益非商品”论和沃里克的衍生品流动性定位,构成了三种不同的“机构化叙事”——但它们都指向同一个根本问题:机构投资者需要什么样的确定性,才能将资本配置到去中心化协议中?

2. 机构级DeFi产品的合规架构设计

机构级DeFi产品的合规架构设计,在2026年出现了一个关键的技术突破:合规逻辑从“外部包装”走向“内生嵌入” 。

Cardano基金会在Token2049期间宣布了一项具有标志性意义的进展:CIP-0113可编程代币标准在主网正式上线。这个标准允许稳定币、代币化基金、债券等受监管资产的发行方,将合规功能——包括客户身份验证、反洗钱审查、制裁筛查、冻结、扣押及转账限制——直接嵌入代币本身。Cardano账本会在每次代币转移、铸造或销毁时强制执行这些合规规则。

CIP-0113的技术架构与传统的“合规包装”模式有本质区别。传统的合规模式是在代币之外“包裹”一层合规层:代币本身是“无许可”的,但接入代币的“网关”是“许可制”的。这种模式的问题在于:合规逻辑与代币本身是分离的,代币在“网关之外”流通时不受合规约束。CIP-0113的模式将合规逻辑嵌入代币的“DNA” :无论代币在何处流通、由谁持有、通过什么应用转移,合规规则都会被强制执行。

Cardano基金会首席执行官弗雷德里克·格雷加德的表述精确地概括了这一转变的含义:“监管者已经清楚地概述了代币化金融资产需要什么。规则必须适用于资产本身,并在每次转移时强制执行。Cardano上的可编程代币仍然是账本上的原生资产,合规性由网络本身而非包装器或封闭系统来执行。”

CIP-0113的模块化设计具有重要的制度含义。发行方可以从模块化合规规则集(称为“模块”)中进行选择,或开发自己的自定义模块。这些规则可以根据不断变化的法规进行更新,而无需修改核心标准本身。这意味着,合规框架不是“一次性决定”,而是“持续适应”的。当反洗钱标准提高时,发行方可以更新合规模块;当新的制裁名单发布时,发行方可以更新筛查规则。这种“可编程合规”的能力,是机构级DeFi产品区别于传统合规架构的核心优势。

CIP-0113还包含一个“冻结与扣押”模块,允许在特定条件下强制移动或扣押代币。这个功能对机构投资者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从合规角度看,冻结和扣押能力是满足监管要求(如法院命令、制裁执行)的必要条件。从去中心化角度看,冻结和扣押能力意味着“代码即法律”的承诺被削弱:代币可以被“强制移动”,即使持有者没有授权。CIP-0113的技术文档指出,“抵押品在借贷协议、流动性池或托管中可能包含其他参与者的权利”,因此“是否可以从此类合约中强制提取资产应由特定模块决定”。这个“应由特定模块决定”的措辞,实际上是将政治判断外包给了技术设计:什么情况下可以冻结、谁有权冻结、如何保护第三方的权益——这些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合规模块的具体参数。

CIP-0113的另一个重要维度是外部认证。Cardano基金会与瑞士资本市场和技术协会宣布,CIP-0113已被认定为与CMTAT智能合约标准等效,使这些代币有资格根据CMTA指南认证基于账本的股权证券。CMTA是一家位于日内瓦的非营利行业机构,致力于制定金融市场中分布式账本技术的使用标准。这种“标准等效性”的认定,是机构级DeFi产品获得法律确定性的关键一步。如果代币化股权在CIP-0113框架下发行,并且被CMTA认证为符合其标准,那么这些股权在瑞士法律下的法律地位就变得清晰了。

CIP-0113的发布,标志着机构级DeFi产品的合规架构设计正在从“事后合规”走向“内生合规”。传统的合规模式是在交易完成后进行审查和报告。CIP-0113的模式是在交易执行前嵌入合规规则,使不合规的交易根本无法完成。这种转变的效率收益是显著的:它消除了“事后追责”的滞后性和不确定性,将合规成本内部化到交易流程中。但它也带来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当合规规则被“嵌入”代币时,谁来定义这些规则? 发行方?监管者?还是社区治理?CIP-0113的模块化设计将这个问题“外包”给了市场:发行方选择模块,监管者设定底线,市场决定哪些模块被接受。

3. “DeFi的机构突破”讨论的实质性内容预判

“DeFi的机构突破”这场讨论被安排在主舞台的黄金时段,但其实质性内容需要从议程安排和参与者的公开表态中推断。搜索结果中并未披露讨论的具体内容,但从Token2049的整体议程和参与者的一贯立场,可以合理推测讨论的核心议题。

第一个议题是“托管与执行的机构标准” 。Token2049的议程明确指出,“随着金融机构评估链上产品,托管、执行和操作控制仍然是基础设施问题的组成部分。这些考虑与协议本身不同,是机构密钥托管和执行如何融入链上金融的核心”。库莱乔夫、扬和沃里克作为协议创始人,可能不会直接讨论托管技术细节,但他们必然会被问及:他们的协议如何与机构的托管基础设施兼容? Aave的借贷头寸如何由机构托管人管理?Ethena的USDe如何由机构托管人持有?合成币的衍生品敞口如何由机构托管人监控?这些问题的答案,决定了DeFi协议能否真正“接纳”机构资本。

第二个议题是“合规的可组合性” 。这场讨论与Token2049议程中另一个场次“新三难困境:机密、合规、可组合”形成了呼应。这个“三难困境”的核心是:机密性、合规性和可组合性三者不可兼得。最大化的机密性可能牺牲可组合性(隐私保护阻碍互操作)。最大化的合规性可能牺牲机密性(监管审查要求数据透明)。最大化的可组合性可能牺牲合规性(开放互操作使合规控制困难)。DeFi协议如何在“机构突破”中解决这个三难困境?CIP-0113的“内生合规”模式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答案:合规规则嵌入代币,使合规性与可组合性可以共存。但“机密性”的问题仍然存在:如果合规规则需要检查交易对手的身份,那么交易的机密性如何保护?

第三个议题是“机构参与的限制性因素” 。库莱乔夫在Avalanche峰会上提出的“市场进入的挑战”论,可能在这场讨论中得到延伸。机构投资者面临的实际障碍包括: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覆盖的链上适用(巴塞尔协议对加密资产的风险权重如何影响机构的DeFi参与)、审计与财务报告的链上数据整合(机构如何将链上交易纳入其财务报表)、以及治理代币的证券属性认定(Aave、合成币等协议的治理代币是否构成证券)。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在DeFi协议的控制范围内,而在监管机构的政策选择中。

(二)超液的范式意义

如果说“DeFi的机构突破”讨论代表了DeFi协议对机构资本的“接纳姿态”,那么超液的主舞台专场则代表了一种更为激进的战略:直接挑战传统金融的市场结构。

超液创始人杰夫·严在Token2049的主舞台专场题为“超液:从第一性原理重建金融”,安排在“DeFi的机构突破”讨论之后,从上午11点持续到11点35分。这个议程安排本身就是一个信号:超液不再被定位为“一个去中心化交易所”,而是“一种新的金融市场范式”。

1. 杰夫·严主舞台专场的信号价值

杰夫·严在Token2049的演讲,以对华尔街传统投资结构的直接批评开场。根据Cointelegraph的报道,严在演讲中表示,华尔街的财富创造模式“难以持续”:企业在上市前的增长收益“集中在少数享有特权的人手中” ,而“普通投资者通常要等到公司跨过关键增长阶段后,才有机会参与”。

严的论证逻辑是:在传统的首次公开募股模式中,资产的“大幅成长期”由少数特权群体交易,之后才向更广泛的公众开放。当一家公司最终上市时,“大部分回报已经被少数人获取”。严将这种模式描述为“不可持续”,因为“财富创造机会的获取是不平等的”。

严将超液定位为解决这一结构性不平等的机制。他表示,超液“正试图借助区块链和永续合约拓宽金融市场的参与渠道”,其核心目标是“让更多人获得进入金融市场的机会”,而“收入只是随之产生的结果”。严在演讲中明确表示:“我们实际上并不是在优化收入。收入是为用户提供价值的副产物。”

这个“使命优先于收入”的定位,需要结合超液的实际表现来评估。根据DefiLlama数据,超液在过去30天产生了7200万美元的手续费,在收入最高的协议中排名第三。这个数字说明,超液的“收入”并非“副产物”——它是一个实质性的商业存在。但严的论证策略是:超液的“收入”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优先解决了“获取”问题。永续合约的结构——没有到期日,减少交易决策变量,避免流动性分散——使超液能够集中流动性,从而为用户提供更好的交易体验。收入的增长是“更好的交易体验”吸引更多用户的结果,而非目标。

严的演讲还触及了一个更深层的政治经济学问题:谁有权参与金融市场的“增长红利”? 传统的首次公开募股模式将“增长红利”的分配限定在早期投资者(风险资本、私募股权、内部人士)和上市后的公开市场投资者之间。早期的“增长红利”被前者获取,后者只能获取“成熟期”的回报。严的批评是:这种分配模式系统性地剥夺了普通投资者参与“增长期”的机会。超液的永续合约——尤其是通过HIP 3框架部署的非加密资产永续合约(标普500、黄金、原油、私营公司)——为普通投资者提供了在“增长期”参与的工具。

这个论点的战略含义是深远的。如果超液的HIP 3市场能够提供对“未上市公司”或“非公开交易资产”的永续敞口,那么它就部分地绕开了传统资本市场的“准入壁垒” 。一个普通投资者可以通过超液的永续合约获得对某家私营公司的“价格敞口”,而不需要等到该公司上市。这种“绕过首次公开募股”的能力,直接挑战了传统投资银行和证券交易所的核心业务模式。纳斯达克董事长弗里德曼在同一场大会上谈论“代币化结算”和“24小时交易”,而超液的创始人则在谈论“绕过首次公开募股”。两者的议程表面上互补,实质上竞争。

2.超液体数据进入彭博终端的基础设施意义

超液在2026年10月获得的最具标志性的“机构认可”,不是来自任何一场演讲,而是来自彭博终端的一个命令:WSL HYPE <GO>。

彭博终端的全球市场创新主管迈克尔·麦克多诺在2026年9月29日宣布,彭博终端用户现在可以24小时监控选定的超液永续合约价格,覆盖加密货币、股票、大宗商品、外汇和指数。用户可以将超液的永续合约价格与比特币、英伟达、标普500、布伦特原油和欧元兑美元等传统市场参考价格进行同屏对比。

这个集成的基础设施意义需要仔细辨析。彭博终端的当前集成仅限于市场数据,不提供直接交易执行。用户可以看到超液的价格,但不能通过彭博终端在超液上下单。交易、托管、抵押品管理和钱包交互仍然与市场数据功能分离。

但“仅限数据”的集成,本身就具有重要的机构信号价值。彭博终端是专业交易员和机构投资者日常监控市场的主要界面。将超液的永续合约价格嵌入这个界面,意味着超液的市场数据进入了机构投资者的“默认视野” 。在彭博终端出现之前,机构交易员需要离开他们的主要工作界面,打开一个加密原生的数据平台,才能查看超液的价格。现在,他们可以在同一个屏幕上看到超液的永续合约价格和标普500期货价格。这种“同屏可见性”降低了对超液市场的认知摩擦,可能逐步改变机构交易员对“链上衍生品市场”的注意力分配。

超液的市场深度为这种“机构可见性”提供了实质支撑。2026年9月23日,超液的未平仓合约突破180亿美元,较四天前的163.6亿美元纪录进一步上升。8月底时,未平仓合约约为130亿美元,意味着在数周内增加了约50亿美元的未平仓头寸。比特币、以太币和HYPE代币合计约占9月23日总量的93.3亿美元。HIP 3市场——由独立部署者创建的非加密资产永续合约——构成了活动的另一部分,涵盖标普500、黄金、原油和私营公司。

彭博终端的集成,是超液 “机构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节点,但不是终点。超液的“机构访问”正在通过独立的渠道发展。DoubleZero在2026年9月推出了五个超液数据馈送,针对交易公司、做市商和量化部门。Payward(Kraken的母公司)在2026年9月宣布计划通过HIP 3基础设施向合格的美国客户提供受监管的超液永续合约。根据提议的方案,受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监管的Bitnomial将部署、管理、清算和结算合约,而NinjaTrader Clearing将承载合格客户的账户。这个计划的服务仍需监管批准,但它代表了一种“合规化超液访问”的路径:超液的底层基础设施不变,但前端访问通过受监管的经纪商和清算机构进行。

彭博终端的数据集成和Payward的受监管访问计划,共同构成了超液“机构化路线图”的两个层次:数据层(彭博终端)让机构“看到”超液;执行层(Payward计划)让机构“使用”超液。数据层的集成已经完成,执行层的计划仍在等待监管批准。两个层次的时间差,是超液机构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变量:如果数据层的可见性激发了机构需求,但执行层的监管批准延迟,机构可能会寻求非监管的访问路径(如直接使用超液的去中心化前端),从而绕开合规框架。

3. 去中心化衍生品交易对传统市场的替代与补充

超液的永续合约产品对传统市场的关系,可以用一个精确的表述来概括:在“时间维度”上补充,在“准入维度”上替代。

“时间维度”的补充体现在:永续合约没有到期日,允许交易者在底层市场关闭时仍然维持价格敞口。传统的期货合约有到期日,交易者需要在到期日之前“滚动”头寸(平仓旧合约,开仓新合约)。永续合约消除了“滚动”的需要,使交易者能够连续地维持敞口。这种特性在传统市场关闭时尤为有价值。例如,标普500期货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交易时间之外无法交易,但超液上的标普500永续合约可以24小时交易。TradeXYZ的文档说明,其预言机——用于资金费率和标记价格计算的参考馈送——在外部市场价格可用时使用外部价格,在外部输入消失时切换到基于自身订单簿的计算。这意味着,当传统市场关闭时,超液的永续合约价格成为唯一的、实时的价格发现机制。

“准入维度”的替代体现在:超液的永续合约为无法访问传统衍生品市场的投资者提供了获取价格敞口的途径。传统的衍生品交易需要通过受监管的经纪商、满足保证金要求、通过合规审查。超液的永续合约不需要这些“准入壁垒” 。任何拥有加密钱包的人都可以在超液上交易永续合约。这种“无需许可”的特性,使超液能够服务于传统衍生品市场“够不到”的用户群体:没有经纪账户的个人、位于传统市场覆盖范围之外的地区的交易者、以及希望绕过合规审查的机构。

但这种“替代”是有代价的。永续合约的杠杆和资金费率机制引入了传统现货市场不存在的风险。资金费率是永续合约价格锚定现货价格的机制:当永续合约价格高于现货价格时,多头向空头支付资金费率;当低于时,空头向多头支付。这个机制在正常市场条件下有效,但在极端市场条件下可能失效:如果资金费率极端化,交易者可能被迫平仓,引发连锁清算。超液的清算机制——由HLP金库(超液流动性提供者金库)执行——在压力时期可能面临流动性不足的问题。2026年9月的未平仓合约激增至180亿美元,意味着清算风险的规模也在扩大。

“DeFi的机构突破”讨论和超液的主舞台专场,在同一天上午的相邻时段举行,构成了一个议程上的“对照实验” 。“DeFi的机构突破”讨论问的是:DeFi协议如何“接纳”机构?超液体的主舞台问的是:DeFi协议如何“挑战”传统金融? 前者是“融合”的逻辑,后者是“替代”的逻辑。两者之间的张力,精确地反映了2026年DeFi生态的战略分裂:一部分协议(Aave、Ethena、合成币)选择通过合规化和机构化来“进入”主流金融体系;另一部分协议(超液)选择通过绕过传统金融的准入壁垒来“颠覆”主流金融体系。这两种战略并非互斥——Aave也在探索“绕过传统金融”的路径(库莱乔夫的“优步路径”论),超液也在通过彭博终端和受监管的访问渠道“进入”主流。但它们的优先顺序不同:Aave优先“进入”,超液优先“颠覆”。这个优先顺序的差异,将决定它们在“机构突破”进程中的不同命运。

(三)机构级DeFi的技术与治理要求

机构级DeFi的“突破”,最终取决于技术基础设施能否满足机构的操作和治理要求。2026年Token2049的周边活动中,一个被反复提及的主题是:智能合约审计只是“第一步” ,密钥管理、权限控制和供应商治理正在成为更关键的组成部分。

1. 密钥管理的机构标准:多方计算、多签、硬件安全模块的融合

机构投资者对密钥管理的需求,与零售用户有本质区别。零售用户需要一个“安全”的钱包来保护自己的资产。机构投资者需要一个“可审计、可治理、可恢复”的密钥管理系统来保护客户的资产,并满足监管要求。

ChainUp在Token2049周边活动中展示的“机构方舟”方案,揭示了机构级密钥管理的多层架构。这个架构包含四个层次,每一层都解决一个特定的机构需求。

第一层是密码学层:多方计算与门限签名方案。 多方计算和门限签名方案确保“私钥在全生命周期内永不生成、永不存储、且永不重构”。密钥分片分布式存储在隔离环境中,“彻底化解了因单一设备受损或管理员违规而导致的风险”。这个设计的技术逻辑是:传统的单密钥模型(一个人或一台设备持有完整私钥)在机构环境中是不可接受的,因为单点故障可能导致灾难性的资产损失。多方计算将私钥“分片”为多个部分,每个部分由不同的参与方持有。签名需要足够数量的分片(门限)才能完成。攻击者需要同时攻破多个参与方才能获得完整签名能力。这个“分布式信任”模型,与机构金融中“职责分离”的治理原则高度兼容。

第二层是基础设施层:硬件隔离。 敏感的签名流程在可信执行环境和硬件安全模块内运行。硬件安全模块是物理隔离的计算环境,即使操作系统被攻破,硬件安全模块内的密钥材料仍然不可访问。这个设计的机构含义是:它提供了硬件级别的安全保障,使机构能够向审计师和监管者证明,密钥材料在物理层面受到保护。传统的软件安全措施(如加密存储、访问控制)依赖于操作系统的完整性;硬件安全模块的安全保障独立于操作系统。

第三层是治理层:可编程策略引擎。 策略引擎允许机构构建自定义审批流,包括“M-of-N多重签名逻辑、IP白名单及交易额度限制”。机构可以设定“三董事”签署规则,或自动化的交易速率限制。这个设计的机构含义是:它将治理规则“编码”到操作流程中,使治理从“政策文件”变为“可执行的控制”。机构投资者不再需要依赖“人为判断”来确保合规;治理规则自动执行。

第四层是合规层:外部审计与验证。 ChainUp的“零事故”记录由SOC 2 Type II和ISO/IEC 27001、27017、27018认证背书,并集成了实时KYT监测,自动检测高风险资产。这个设计的机构含义是:它提供了可验证的合规证据。机构投资者可以向监管者证明,其数字资产操作符合国际标准。SOC 2 Type II认证特别重要,因为它验证的是“内部控制实际上有效”,而非“纸上写了什么”。

ChainUp方案中的一个设计要素,对机构级DeFi的“突破”具有特别的战略含义:资产主权与分片掌控。方案强调“非托管模式”确保“资产100%所有权”,机构“始终拥有资金的最终裁决权”。这个设计的机构含义是:它消除了“第三方托管风险” 。在传统的机构加密托管中,机构将资产托管给第三方(如Coinbase Custody或Anchorage)。第三方托管引入了交易对手风险:如果托管人破产、被黑客攻击或被监管行动影响,机构的资产可能面临风险。ChainUp的“非托管”模式通过分布式密钥管理消除了这个风险:机构持有密钥分片,没有任何单一第三方能够移动资产。

但“非托管”模式也有代价。机构需要自行承担密钥管理的操作责任。如果机构丢失了足够数量的密钥分片,资产可能永久无法访问。ChainUp的方案通过“离线私钥恢复工具”来缓解这个风险,允许机构“独立于ChainUp重构密钥”。但“独立重构”的能力,取决于机构是否妥善保存了密钥分片。在机构环境中,这需要一个严格的、可审计的密钥分片管理流程。

2. 链上执行的操作风险控制

机构级DeFi的操作风险控制,在2026年Token2049的多个周边活动中被反复讨论。Cregis联合FOMO Pay、Stable和Width举办的“机构链上金融峰会”上,安全圆桌的参与者一致认为:“智能合约审计已成为基线要求,但它主要反映的是代码在特定时间点的状态,无法覆盖企业在实际运营中面临的所有风险。密钥管理、人员权限、签名机制、供应商管理和事件响应,正在成为机构安全框架的关键组成部分。”

操作风险的第一个来源是“智能合约的‘时间点’局限”。 CertiK的首席商务官杰森·蒋指出,“审计只是安全工作的第一步;企业还需要持续监控、异常检测和资金追踪能力”。这个判断的技术含义是:智能合约审计验证的是“代码在审计时的状态” ,而非“代码在部署后的状态”。如果合约在部署后被升级(通过代理合约或治理投票),审计的结论可能不再有效。如果合约的外部依赖(如预言机、跨链桥)发生变化,合约的安全性可能受到影响。机构投资者需要的不是“一次性审计” ,而是“持续的安全监控”。

操作风险的第二个来源是“密钥和权限管理”。 1exchange的非执行董事迈克尔·陈强调,“内部密钥和访问管理的重要性,包括谁可以签署交易、需要多少签名、以及冷热钱包如何配置”。这些问题的答案,构成了机构的“操作治理框架” 。在传统金融中,这些控制由监管要求和行业标准(如SOC 2、ISO 27001)来定义。在DeFi中,这些控制没有“标准模板” ,机构需要自行设计。设计不当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如果签名权限过于集中,单个内部人员可能盗取资产;如果签名权限过于分散,合法的交易可能无法及时执行。

操作风险的第三个来源是“供应商治理”。 HackenProof的首席执行官德米特罗·马特维夫强调,“即使企业使用多个外部服务提供商,最终的商业和资产风险仍然是它们自己的责任;因此,必须明确界定供应商责任、风险边界和最坏情况下的损失缓解策略”。这个判断的机构含义是:机构投资者在使用DeFi协议时,不能将安全责任外包给协议。如果Aave的智能合约被攻击,机构投资者不能简单地指责Aave。机构需要自行评估Aave的安全模型,自行决定是否接受其风险,自行准备应对最坏情况的预案。这种“责任自负”的原则,与DeFi的“无需许可”特性是一致的:如果你选择使用一个无需许可的协议,你就接受了该协议的所有风险。

操作风险的第四个来源是“可追溯性和可恢复性”。 安全圆桌的共识是:“机构级链上安全需要同时解决‘可追溯性’和‘可恢复性’ 。传统金融中早已建立的争议解决、责任认定和资金追回机制,是链上金融基础设施需要加强的能力。” 这个判断触及了DeFi的根本性缺陷。在传统金融中,如果一笔交易是欺诈性的,受害者可以向银行或监管机构投诉,交易可能被撤销。在DeFi中,如果一笔交易是欺诈性的,交易不可撤销。智能合约的“代码即法律”原则,意味着没有“上诉”机制。

“可追溯性和可恢复性”的需求,对DeFi协议的治理架构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如果DeFi协议要支持“资金追回”,它需要某种形式的“治理干预”能力:治理代币持有者投票决定冻结或逆转一笔交易。但这种“治理干预”与DeFi的去中心化承诺存在根本张力。如果治理可以“逆转”交易,那么谁来控制治理? 如果治理被恶意接管,攻击者可以通过治理投票窃取所有资产。如果治理不干预,欺诈受害者无法追回资金。

CIP-0113的“冻结与扣押”模块,是“可恢复性”需求的一个技术回应。但它将“冻结和扣押”的决策权外包给了发行方,而非社区治理。发行方决定何时冻结,发行方决定如何扣押。这个设计在合规角度是合理的(监管者要求发行方有冻结能力),但在去中心化角度是有问题的(发行方成为“中心化”的控制点)。DeFi协议的“机构突破”,可能需要接受“部分的中心化” :为了满足机构的合规和操作要求,DeFi协议需要在某些环节引入“可信的中央权威” 。这个“可信的中央权威”可能是发行方(CIP-0113模式),可能是治理委员会(Aave的治理模式),可能是受监管的托管人(ChainUp模式)。哪种模式会被机构接受,取决于监管机构的偏好和机构的操作习惯。

3. 隐私与合规的“可组合性”解决方案

Token2049议程中一个看似技术性但具有深刻政策含义的场次,是“新三难困境:机密、合规、可组合”。这个“三难困境”的表述,精确地概括了机构级DeFi面临的核心矛盾。

机密性指的是机构对交易隐私的要求。机构投资者“习惯于某种标准的隐私”——在传统金融中,交易的细节只有交易双方和必要的监管者能看到。在公有区块链上,所有交易都是公开的:交易的金额、对手方、时间戳对所有节点可见。这种“全透明”模式对机构而言是不可接受的。正如Visa全球增长产品和战略合作主管鲁拜尔·比尔瓦德克所言:“许多银行认为缺乏隐私是‘交易破坏者’。”

合规性指的是监管要求。机构参与DeFi的前提是满足反洗钱、制裁筛查、客户身份验证等合规要求。合规要求与隐私保护存在张力:反洗钱要求了解你的客户,这需要收集和验证客户的身份信息;制裁筛查要求检查交易对手,这需要知道交易对手是谁。如果隐私保护过于充分,合规检查无法执行。

可组合性指的是DeFi的核心价值主张:不同协议之间的互操作性。可组合性使DeFi能够“像乐高积木一样”组合不同的金融原语,创造出传统金融难以复制的复杂产品。但可组合性也意味着合规风险的传播:如果一个协议不符合监管要求,所有与之组合的协议都可能受到影响。

三个目标之间的张力是结构性的。最大化的机密性可能牺牲可组合性(隐私保护阻碍互操作)。最大化的合规性可能牺牲机密性(监管审查要求数据透明)。最大化的可组合性可能牺牲合规性(开放互操作使合规控制困难)。

Canton Network在2026年的部署,提供了一个“可配置隐私” 的解决方案。Canton的核心设计是:每个参与者只看到其有权访问的交易部分,而应用程序仍然可以原子性地交互。Messari的报告将Canton的核心差异化描述为“可配置的隐私与可组合性”:交易信息“只与有权查看的各方共享,而非广播给每个参与者”。

Canton的隐私模型与公有链的隐私模型有本质区别。公有链的隐私解决方案(如零知识证明)是在公开账本上隐藏信息:交易存在,但细节被加密。Canton的隐私模型是“数据隔离” :交易信息根本不写入一个“全局账本”;相反,验证者持有“个性化的、有权限的视图” ,只看到其被授权查看的交易部分。Canton基金会负责全球同步器治理的维夫·迪瓦卡将这种模型描述为:“交易信息应与有权查看的各方共享,而非广播给每个参与者。”

Canton的“可配置隐私”模型,对“三难困境”的解决方式是:将“机密性”和“合规性”都变为“可配置的参数” 。机构可以选择哪些交易对手需要身份验证(合规性配置),选择哪些交易细节需要隐藏(机密性配置),选择哪些应用可以访问其数据(可组合性配置)。这种“可配置性”使机构能够在同一个网络上运行不同隐私级别的应用:一个高隐私的应用(如机构间的大额融资)和一个低隐私的应用(如公开市场的代币化国债交易)可以共存,只要它们使用不同的隐私配置。

Visa在2026年3月成为Canton Network的超级验证者,是“可配置隐私”模型获得机构认可的重要信号。Visa的参与逻辑是:传统的公有链“缺乏隐私”使银行无法将“有意义的交易活动”上链;Canton的“可配置隐私”模型消除了这个障碍。Visa的鲁拜尔·比尔瓦德克表示,Visa将在Canton上“带来Visa级别的信任、治理和运营严谨性”。Visa作为支付网络的参与,具有特别的战略含义:它意味着Canton的隐私模型不仅在“资产发行”场景中被接受,在“支付”场景中也被接受。支付是高频、小额、对隐私敏感的活动。如果Canton能够支持机构级的隐私保护支付,它就能覆盖比“资产发行”更广泛的机构场景。

Canton的“可配置隐私”模型,与CIP-0113的“内生合规”模型,构成了机构级DeFi“隐私与合规”解决方案的两条路径。CIP-0113将合规嵌入代币,使合规规则随代币移动。Canton将隐私配置在账本层,使机构自行选择隐私级别。两种路径的共同特征是:它们都将“隐私与合规”从“技术难题”转化为“治理选择”。隐私和合规不再是“不可兼得”的目标,而是“可配置的参数”。机构可以根据其监管环境、业务需求和风险偏好,选择适合的配置。

这种“可配置性”的战略含义是:机构级DeFi的“突破”,可能不是通过“统一标准”实现的,而是通过“可配置的互操作性”实现的。不同的机构有不同的隐私和合规需求。一个统一的、不可配置的DeFi协议无法满足所有机构。但一个可配置的、可互操作的基础设施——允许机构在共享的底层网络上运行不同配置的应用——可能能够同时服务不同的机构需求。Canton的“可配置隐私”模型和CIP-0113的“内生合规”模型,代表了这种“可配置互操作性”的两种实现路径。它们的成功与否,将决定DeFi的“机构突破”是走向“统一” (所有机构使用同一个协议),还是走向“联邦” (不同机构使用不同协议,但通过可配置的互操作性连接)。

“DeFi的机构突破”讨论和超液的主舞台专场,在同一天上午的相邻时段举行,构成了一个议程上的“对照实验” 。“DeFi的机构突破”讨论问的是:DeFi协议如何“接纳”机构?超液体的主舞台问的是:DeFi协议如何“挑战”传统金融? 前者是“融合”的逻辑,后者是“替代”的逻辑。两者之间的张力,精确地反映了2026年DeFi生态的战略分裂:一部分协议(Aave、Ethena、合成币)选择通过合规化和机构化来“进入”主流金融体系;另一部分协议(超液)选择通过绕过传统金融的准入壁垒来“颠覆”主流金融体系。这两种战略并非互斥——Aave也在探索“绕过传统金融”的路径(库莱乔夫的“优步路径”论),超液也在通过彭博终端和受监管的访问渠道“进入”主流。但它们的优先顺序不同:Aave优先“进入”,超液优先“颠覆”。这个优先顺序的差异,将决定它们在“机构突破”进程中的不同命运。

三、托管基础设施的竞争格局

机构资本的链上迁徙,最终将压力传导至一个最基础的环节:谁在保管这些资产。托管不是“存储”,托管是信任的制度化。在传统金融中,托管人扮演着“资产守门人”的角色:客户资产与托管人自有资产严格隔离,托管人无权将客户资产用于自身目的,托管人的破产不会影响客户资产的完整性。这套制度经过数百年的演化,通过信托法、破产法、证券法和审慎监管,构建起一个“资产不可侵犯”的法律屏障。

当资产从“簿记形式”变为“链上代币”时,这套制度面临根本性的挑战。区块链的“私钥即所有权”模型,与传统托管的“法律所有权”模型存在结构性张力。如果私钥丢失,资产是否还属于持有人?如果托管人被黑客攻击,客户的链上资产是否还受破产隔离的保护?如果智能合约存在漏洞,托管人的“保管责任”如何界定?这些问题没有先例,没有标准答案,却直接决定机构资本链上迁徙的规模与速度。

2026年的托管基础设施竞争,正是在回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展开的。传统托管银行、原生加密托管机构、监管机构,三股力量在同一个战场上交锋,争夺的是“链上资产的制度定义权”。

(一)传统托管机构的链上延伸

1. 纽约梅隆、道富银行的数字资产托管服务

传统托管银行进入数字资产托管领域,经历了一个从“谨慎试探”到“战略布局” 的转变。2025年的监管变化——尤其是《员工会计公告第121号》的撤销和《稳定币国家创新指导与建立法案》的通过——移除了主要的法律和会计障碍。这些变化打开了一扇门:银行现在可以提供直接的比特币托管服务,而不必在资产负债表上记录为负债。

纽约梅隆银行是这一转变的先行者。该行自2022年以来就已经在提供加密托管服务,目前担任多只比特币和以太坊交易所交易基金的托管人。纽约梅隆的托管模式是“传统托管银行的链上延伸” :它利用其在传统资产托管领域的制度信任、合规框架和运营经验,将托管服务从“证券”扩展到“加密资产”。客户将加密资产托管给纽约梅隆,获得的是与托管传统资产相同的法律保护:资产隔离、定期审计、破产隔离。在链上层面,纽约梅隆持有私钥;在法律层面,纽约梅隆作为受托人持有资产。两个层面通过合同和监管连接起来。

道富银行的路径更为激进。2026年1月,道富银行正式启动了其数字资产平台,该平台“从一开始就设计为同时处理代币化货币市场基金和交易所交易基金以及原生加密资产”。道富的战略不是“为加密资产提供托管”,而是“将传统资产代币化,并为代币化资产提供托管” 。道富正在开发代币化货币市场基金、交易所交易基金和现金工具,包括代币化存款和稳定币。道富的计划“不是推出加密原生工具,而是将代币化定位为对熟悉投资结构的升级”。

纽约梅隆和道富的共同特征是:它们将加密托管视为传统托管业务的自然延伸,而非一个独立的业务线。纽约梅隆的托管服务建立在“我们已经托管了你的传统资产,为什么不能托管你的加密资产”的逻辑上。道富的逻辑是“我们正在将你的传统资产代币化,我们当然应该托管代币化的版本”。这种“一体化”战略的优势在于:机构客户不需要在两个不同的托管人之间分割资产,不需要处理两套报告系统,不需要管理两种不同的合规流程。托管人提供的是一个统一的、跨资产类别的托管界面。

但这种“一体化”也带来了结构性风险。传统托管银行的核心竞争力是制度信任:客户相信银行不会“动用”他们的资产,相信银行在破产时会归还资产,相信银行的合规框架能够满足监管要求。当托管银行同时运营加密交易业务时,这种信任面临利益冲突的考验。如果银行的自营交易部门与客户的托管资产之间存在信息流动,如果银行在“为客户托管”和“为自己交易”之间没有严格的信息隔离,那么“托管人”和“交易对手”的角色就会混淆。FTX的崩溃正是这种混淆的极端案例:交易所(FTX)同时扮演托管人(FTX)和自营交易者(Alameda)的角色,客户的资产被用于自营交易,最终导致资产无法归还。

传统托管银行的应对策略是“信息墙”和“法律隔离” 。大型银行“经常在同一个法律实体中运营其交易业务和托管业务,使用信息墙来控制利益冲突,并确保自有资产与客户资产隔离”。但“信息墙”的有效性取决于执行力度和监管监督。在加密资产领域,监管框架仍在形成中,信息墙的标准和审计频率尚未像传统金融那样成熟。这意味着,传统托管银行的“一体化”模式,在加密领域面临的执行风险可能高于传统领域。

2. 托管与执行分离原则在链上环境的适用性

“托管与执行分离”是传统金融中一个根本性的制度原则。它的逻辑是:如果一个人同时控制“资产的保管”和“资产的交易”,他就有动机和能力滥用客户资产进行自营交易。FTX的崩溃是这一原则的反面教材:FTX同时运营交易所(执行)和托管(保管),Alameda(自营交易)能够直接访问客户资产,最终导致客户资金被用于弥补Alameda的亏损。

在传统金融中,“托管与执行分离”通过法律和监管来强制执行。银行和经纪商必须将客户资产与自有资产隔离,必须定期向客户提供账户报告,必须接受监管机构的检查。在加密资产领域,这套框架的适用性面临挑战。

第一个挑战是“托管”的链上定义。在传统金融中,“托管”意味着托管人持有资产的法律所有权,但客户保留受益所有权。在链上,“托管”意味着托管人持有私钥。私钥的持有者拥有事实上的控制权,而非仅仅是“法律上的控制权”。如果托管人持有私钥,客户在技术上无法阻止托管人转移资产。法律上的“受益所有权”能否在技术层面得到保障,是一个开放的问题。

第二个挑战是“隔离”的链上实现。传统托管的“资产隔离”通过法律实体分离实现:客户资产存放在一个独立的法律实体中,托管人的债权人无法触及。在链上,“资产隔离”通过钱包地址分离实现:客户资产存放在一个独立的钱包中,托管人的操作钱包无法直接访问。但钱包地址的控制权仍然掌握在托管人手中。如果托管人故意将客户资产转移到自己的地址,链上没有内置的阻止机制。法律上的“隔离”依赖于事后追索,而非事前预防。

第三个挑战是“执行”与“托管”的边界模糊。在传统金融中,“执行”和“托管”是清晰分离的活动:经纪商执行交易,托管人保管资产。在链上,许多活动同时涉及“执行”和“托管”。例如,当一个机构通过去中心化金融协议进行借贷时,抵押品被锁定在智能合约中。这个智能合约是“托管人”还是“执行场所”?如果协议被攻击,谁承担损失?如果抵押品被清算,清算过程是否遵守了“托管与执行分离”的原则?

2026年的监管框架开始回应这些问题。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2026年9月提出的托管规则修正案,明确将“合格托管人” 的要求扩展到加密资产领域。合格托管人限于银行、储蓄协会、注册经纪交易商、注册期货佣金商和某些外国金融机构。这个定义的核心逻辑是:只有受审慎监管的实体才能作为合格托管人,因为审慎监管提供了资本要求、审计要求和监管检查,降低了托管人滥用客户资产的风险。

但“合格托管人”的定义也排除了许多加密原生托管机构。Coinbase Custody、BitGo、Fireblocks等机构,虽然拥有州级信托牌照或纽约金融服务局牌照,但不属于“联邦或州特许银行”或“注册经纪交易商”。它们在法律上可能不满足“合格托管人”的要求,尽管它们在技术上可能比传统银行更安全。

这种“法律合格”与“技术合格”的分离,是链上托管的一个核心张力。传统托管银行的“法律合格”建立在制度信任上:它们受到严格的审慎监管,有成熟的合规框架,有历史记录证明它们不会滥用客户资产。原生加密托管机构的“技术合格”建立在技术能力上:它们对密钥管理、智能合约安全和链上操作有深入的理解,有专业团队和专有技术。理想情况下,机构投资者需要的是一个同时满足“法律合格”和“技术合格” 的托管方案。但现实中,两者往往分离:传统银行法律合格但技术能力有限,原生机构技术合格但法律地位不确定。

2026年的一个结构性变化是,这种“分离”正在被弥合。Anchorage Digital是美国唯一的联邦特许数字资产银行,持有货币监理署的国家信托牌照。这个牌照使Anchorage同时满足“法律合格” (联邦特许信托银行)和“技术合格” (原生数字资产托管机构)的条件。对于美国注册投资顾问和经纪交易商而言,Anchorage是“最干净的‘合格托管人’答案” 。但Anchorage是唯一的。大多数原生加密托管机构仍然需要通过合作伙伴信托公司或州级牌照来满足“合格托管人”的要求。

(二)原生加密托管的技术演进

1. Fireblocks、Copper、Anchorage的机构服务扩展

原生加密托管机构在2026年的战略重点,从“提供托管服务”转向“成为机构数字资产操作的基础设施层”。

Fireblocks的定位是“机构加密操作系统的骨干” 。Fireblocks“在技术上是一个具有托管功能的钱包平台,而非特许托管人,大多数受监管的工作流通过合作伙伴信托公司或其纽约金融服务局许可的子公司进行”。Fireblocks的核心优势是Fireblocks网络:一个由2000多个连接对手方组成的封闭图谱,“让你直接与交易所、做市商、银行和其他财务部门结算,而不需要重新广播地址”。这个网络的战略含义是:Fireblocks不仅仅是“保管资产”,它是连接机构数字资产操作各个部分的“交换机” 。机构通过Fireblocks网络进行交易结算、转账、支付和财务操作,所有的操作都在一个统一的策略引擎下进行,所有的交易都在同一个账本上记录。

Copper的定位是“场外结算的机构标准” 。Copper的ClearLoop产品“允许机构在连接的交易所上交易,而资产仍然在Copper的托管中,在会话结束时净额结算”。ClearLoop的核心价值主张是降低交易对手风险:机构不需要将资产预先存入交易所才能交易,资产始终在受监管的托管人手中。只有当交易净额结算时,资产才发生实际转移。这种“交易与托管分离”的模式,是“托管与执行分离”原则在链上环境的具体实现。ClearLoop使Copper成为“运行多场所策略的对冲基金的默认选择”。

Anchorage Digital的定位是“联邦特许的机构托管” 。Anchorage是唯一持有货币监理署国家信托牌照的数字资产银行,这个牌照使其成为“美国注册投资顾问和经纪交易商最干净的‘合格托管人’答案” 。Anchorage的核心优势是监管确定性:机构投资者向合规部门解释“为什么使用Anchorage”时,答案很简单:它是联邦特许的银行,受到货币监理署的监管,满足“合格托管人”的所有法律要求。Anchorage还运营Porto自托管产品,“在需要时交接给银行托管”。这种“自托管与托管银行的混合模式”,为机构提供了灵活性:日常操作可以使用自托管,大额资产可以存放在银行托管中。

三家机构的共同战略特征是:它们不再将自己定位为“加密托管人” (与Coinbase Custody、BitGo等直接竞争),而是将自己定位为“机构数字资产操作的基础设施” 。Fireblocks是网络,Copper是结算,Anchorage是牌照。它们的产品互补而非替代:一家机构可能同时使用Fireblocks进行网络连接,使用Copper进行场外结算,使用Anchorage满足合格托管人的法律要求。

2. 多方计算钱包技术的安全性与可用性权衡

多方计算钱包和硬件冷存储之间的权衡,是机构托管决策中的一个核心问题。2026年的机构共识是“分层托管模型” :冷存储作为主要保管层,用于大多数基金资产;热多方计算钱包用于需要在数小时内访问的运营目的;交易所子账户和主要经纪商关系被“视为交易对手风险而非托管持有”。

多方计算钱包的技术原理是:私钥从未以完整形式存在。密钥被分割为多个“分片”,由不同的参与方持有。签名需要足够数量的分片(门限)协同计算,但没有任何一方能够获得完整的私钥。多方计算的核心优势是操作速度:交易签名可以“算法化执行,无需物理硬件访问”,“比硬件冷存储的授权速度快得多”。对于活跃策略(如套利、做市、去中心化金融操作),多方计算钱包的速度优势是决定性的:冷存储需要物理确认,可能耗时数分钟到数小时;多方计算钱包的签名在毫秒级完成。

但多方计算钱包也有结构性弱点。第一个弱点是技术成熟度:“相对于硬件多重签名,仍然是一项较新的技术;在规模化压力测试方面年份较少”。硬件冷存储经过数十年的实战检验,其安全模型(“气隙隔离+物理确认”)已经被反复验证。多方计算钱包的安全模型(“分布式计算+密码学门限”)虽然在理论上优雅,但在实际攻击中的表现仍然有限。第二个弱点是社会工程攻击面扩大:“由于签名是分布式的,攻击者可能专注于攻破多个持有分片的端点,或通过协调的社会工程针对组织中的个人”。冷存储的社会工程攻击面集中在“持有硬件钱包的人”;多方计算的社会工程攻击面分散在“持有分片的所有端点”。攻击者需要同时攻破多个目标,但一旦成功,损失是全部的。

“分层托管”模型的制度含义是:机构不再将“托管”视为一个单一的活动,而是将其视为一个风险分层的体系。70% 的长期资本基线头寸存放在气隙隔离的硬件钱包中,20% 的工作资金流入灵活的多方计算引擎用于日常操作,10% 的流动性层用于即时结算。这种分层模型的逻辑基础是“风险与效率的匹配” :长期资本需要最大安全性(冷存储),运营资金需要最高效率(多方计算),流动性资金需要即时可用性(交易所或支付通道)。不同层级的资产承担不同的风险,但整体风险被控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

(三)托管标准化的监管驱动

1.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托管规则的链上适用

2026年10月1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布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托管规则修正案,为注册投资顾问和受监管基金托管加密资产提供了一个量身定制的框架。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保罗·阿特金斯在声明中表示:“自2008年比特币诞生以来,加密资产市场已经从一个小众的好奇心成长为一个数万亿美元的资产类别,投资者积极寻求敞口。不幸的是,我们的规则和法规没有跟上步伐。今天的提案将为加密资产的托管提供一个清晰的监管框架,为投资顾问和基金提供一个合规的路径——取代由为过去时代制定的托管规则所创造的不确定性的灰色地带。”

修正案的核心变化包括几个方面。第一,“合格托管人”的定义扩展到加密资产,允许州特许信托公司作为客户和受监管基金加密资产的托管人。第二,允许在特定情况下自托管加密资产。第三,更新了注册投资顾问的财务报表审计要求,以及受监管基金的经纪交易商托管服务要求。第四,修正案将重新指定《顾问法》下的托管规则,并修改相关报告和记录保存要求。

这些变化的战略含义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正在承认加密资产托管是一个不同于传统资产托管的领域,需要不同的规则。传统的托管规则(“合格托管人限于银行、经纪交易商、期货佣金商”)是为簿记资产设计的,其安全模型是“法律屏障+审计”。加密资产的安全模型是“密码学屏障+操作控制”。两者需要不同的监管工具。修正案的“州特许信托公司”条款,实际上是在扩大“合格托管人”的定义,使原生加密托管机构(如Coinbase Custody、BitGo)能够通过州级信托牌照满足合格托管人的要求,而不需要成为联邦特许银行。

但修正案也有未解决的问题。“自托管”的条款是模糊的:在什么情况下允许自托管?自托管需要满足什么条件?如果自托管的资产丢失,谁承担责任?这些问题在提案中没有明确的答案,留待公众评论和最终规则来确定。“州特许信托公司” 的条款也引发了争议:州特许信托公司的监管标准在各州之间差异很大,纽约州的信托牌照要求严格,但其他州的信托牌照可能宽松得多。如果“合格托管人”的定义允许任何州的信托公司,那么监管套利的风险就会上升。

2. 跨境托管的法律冲突与协调

跨境托管是链上资产托管中最具挑战性的领域。加密资产是无国界的:它们存在于区块链上,而区块链不存在于任何特定的司法管辖区。但托管人是有国界的:它们受到注册地法律的管辖。当一个美国机构使用一个瑞士托管人托管在去中心化金融协议中的资产时,哪个国家的法律适用于托管关系?如果托管人破产,哪个国家的破产法适用?如果资产被盗窃,哪个国家的执法机构有权追索?

2026年的监管格局是碎片化的。欧盟在加密资产市场监管框架下,由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发起了首次协调的加密托管审查,目标是“协调各成员国对托管规则的解释和执行”。这次审查“审查的是私钥管理、客户资产隔离、对账和事件报告方面的政策、程序和实际运营控制”。目标是“阻止一个托管人在一个国家合规、但在另一个国家无法通过相同测试的情况”。欧盟的路径是“自上而下的协调” :通过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的集中监督,统一27个成员国的托管标准。

美国的路径是“自下而上的演化”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通过规则提案和执法行动来逐步澄清托管要求,但没有统一的联邦牌照(除了Anchorage的货币监理署信托牌照这一特例)。各州的信托牌照制度差异很大,纽约州的严格,其他州的宽松。这种“碎片化”的格局,使得跨境托管的法律冲突更加复杂。

跨境托管的法律冲突主要出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资产所在地”的确定。在传统托管中,“资产所在地”是托管人所在的司法管辖区。在链上,“资产所在地”是模糊的:私钥可能存储在一个国家的服务器上,但区块链不存在于任何国家。如果私钥在瑞士,但资产在以太坊上,资产“在”哪里?第二个层面是“破产隔离”的跨境承认。如果一个美国机构使用一个瑞士托管人,瑞士托管人破产,美国机构的资产是否能在瑞士破产程序中得到隔离?如果瑞士法律不承认“客户资产隔离”的原则,美国机构的资产可能被纳入破产财产。第三个层面是“监管合规”的跨境协调。一个美国机构使用一个新加坡托管人,需要满足美国的托管规则(合格托管人要求)和新加坡的托管规则(支付服务法要求)。如果两者的要求冲突(例如,美国要求联邦特许银行作为托管人,新加坡不允许外国银行作为托管人),机构就面临合规困境。

2026年的协调努力主要在标准层面展开。PwC的报告指出,“全球监管在核心原则上日益趋同”:全额储备支持、按面值赎回、客户资产隔离、反洗钱/反恐融资合规,这些原则“在大框架中大体一致”。但这种“原则趋同”并不意味着“执行协调”。每个司法管辖区如何执行这些原则,仍然差异很大。欧盟通过加密资产市场监管的统一牌照来执行;美国通过州级和联邦级的多重牌照来执行;新加坡通过金融管理局的单一牌照来执行。机构在跨境托管中,需要导航这些不同的执行框架。

“托管标准化的监管驱动”的长期趋势是:从“碎片化”走向“互操作性” 。欧盟的协调审查是朝这个方向的一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规则提案是朝这个方向的另一步。但“互操作性”不等于“统一性”。欧盟的统一标准可能适用于27个成员国,但不适用于美国。美国的联邦标准可能适用于全国,但不适用于新加坡。跨境托管的最终形态,可能是“认可”模式:每个司法管辖区认可其他司法管辖区的托管标准,只要它们满足某些最低要求。这种“认可”模式需要双边或多边协议,需要监管互信,需要时间。2026年的进展是有限的,但方向是清晰的。

结语:托管竞争的“制度含义”

托管基础设施的竞争格局,在2026年呈现出一种“分层演化” 的特征。在法律层面,传统托管银行(纽约梅隆、道富)和联邦特许数字资产银行(Anchorage)正在巩固其“合格托管人”的地位,通过监管合规来获取机构信任。在技术层面,原生加密托管机构(Fireblocks、Copper)正在扩展其操作基础设施的能力,通过网络效应和结算效率来获取市场份额。在监管层面,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正在塑造“链上托管”的法律定义,通过规则制定和协调审查来缩小“法律合格”和“技术合格”之间的差距。

这种“分层演化”的战略含义是:托管不是“赢家通吃”的市场。传统托管银行、联邦特许数字资产银行和原生加密托管机构,各自服务于不同的机构需求。传统银行服务于需要“制度信任”的保守机构(养老基金、保险公司)。联邦特许数字资产银行服务于需要“法律确定性”的美国注册投资顾问。原生加密托管机构服务于需要“操作效率”的对冲基金和交易公司。三种类型的机构在同一个生态系统中共存,通过互操作性(Fireblocks网络连接托管人、交易所和银行)来协作。

但这种“共存”也有结构性风险。如果监管框架变得过于严格,“合格托管人”的定义收窄到只有少数几家联邦特许银行,那么原生加密托管机构可能被排除在机构市场之外。如果监管框架变得过于宽松,任何拥有州级信托牌照的机构都可以作为“合格托管人”,那么托管标准可能参差不齐,系统性风险可能积累。2026年的监管提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规则修正案、欧盟的协调审查)正在测试这个边界:多严格的监管才能保护投资者,同时不扼杀创新?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托管基础设施竞争的最终格局。

四、去中心化金融与传统金融的“融合边界”

2026年10月,Token2049新加坡主舞台上,“去中心化金融的机构突破”的讨论与超液的主舞台专场在同一天上午接连上演。这两个议程安排之间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张力:前者讨论的是去中心化金融协议如何“接纳”机构资本,后者展示的是去中心化衍生品平台如何“挑战”传统金融市场结构。一个在寻求“融合”,一个在宣告“替代”。而在这两种叙事之间,横亘着一道难以逾越的边界——这道边界不是由技术能力划定的,而是由制度约束构筑的。

去中心化金融与传统金融的“融合边界”,本质上是一组制度性张力的集中体现。可组合性的技术理想与智能合约的法律不确定性之间的张力,机构参与的合规要求与链上操作的无许可特性之间的张力,资本充足率的审慎逻辑与去中心化金融的资本效率追求之间的张力,治理代币的证券属性认定与去中心化治理的“充分去中心化”抗辩之间的张力。这些张力的解决方式,将决定“融合”是走向真正的制度兼容,还是停留在表面的技术对接。

(一)可组合性的制度约束

可组合性是去中心化金融最核心的技术特征,也是最根本的制度难题。它使去中心化金融协议能够像“乐高积木”一样相互组合,创造出传统金融难以复制的复杂产品。但可组合性的前提是智能合约的法律可执行性——如果智能合约的条款在司法管辖区中无法被强制执行,那么“可组合”的金融原语就缺乏法律上的确定性基础。

1. 智能合约的法律可执行性问题

智能合约是“在区块链网络上运行的自执行程序,自动执行其代码中定义的条款和条件”。这些合约不需要第三方来监督或验证义务的履行,因为执行在预定条件满足时自动发生。从技术角度看,智能合约是高效、透明、不可篡改的。从法律角度看,智能合约面临一个根本性问题:它满足传统合同法的构成要件吗?

传统合同法的核心要件包括:要约、承诺、对价和设立法律关系的意图。智能合约在技术上可以满足“要约”和“承诺”的要求——代码中定义的条款可以被视为“要约”,用户与合约的交互可以被视为“承诺”。但“对价”和“设立法律关系的意图”的认定则更为复杂。如果智能合约的参与者是匿名的,如果合约的执行完全由代码驱动而没有任何“人的意图”介入,那么传统合同法的分析框架如何适用?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徐冬根提供了一个分析框架,主张对“代码即法律”命题进行“二分法解构”:区分“符合法律理想秩序状态的代码”与“不符合法律理想秩序状态的代码”。对于前者,公权力应将部分法律无力有效管控的领域让渡给代码主体进行治理;对于后者,法律应该进行适当干预,纠正其对网络信息社会的治理偏差。这个二分法的政策含义是:智能合约的法律可执行性不是“全有或全无”的,而是“有条件”的。符合法律理想秩序的智能合约可以被“让渡”给代码治理,不符合的则需要法律干预。

但“符合法律理想秩序”的标准是什么?徐冬根教授进一步论证了代码与法律的差异性:代码的产生方式与法律不同,代码“尚未满足成为法律的各项条件,也不具备法律的品格”。代码的局限性包括“公开度受限、稳定性较弱、缺乏国家意志和民主意识、可信度易被质疑”。这些局限性的累积效应是:智能合约的“自动执行”能力,不能替代法律的“正当性”基础。

学术研究进一步揭示了智能合约法律可执行性的深层张力。有研究指出,虽然智能合约在自动化方面具有优势,但它们“缺乏处理模糊性、语境和道德判断的能力”。这些合约挑战了法律理论的核心原则,包括同意、正当程序和衡平救济。不同司法管辖区对智能合约的回应“差异很大,从积极的法律认可到谨慎的监管实验”。混合执行模型和对预言机的依赖,“展示了弥合代码与法律之间差距的新兴尝试”。

“弥合代码与法律之间差距”的努力,在去中心化金融的实践中体现为预言机的使用。预言机将链下数据(如资产价格、利率、法律事件)输入智能合约,使合约能够“回应”现实世界的变化。但预言机的引入也引入了新的信任问题:如果预言机提供的数据是错误的或被操纵的,智能合约的执行就会偏离当事人的真实意图。在传统合同法中,这种“错误”可能构成合同无效或可撤销的理由。在智能合约中,“错误”一旦被写入代码,执行就无法“撤回”。

2. “代码即法律”与监管合规的张力

“代码即法律”的命题,在劳伦斯·莱斯格的原初表述中是一个描述性的论断:代码通过技术手段规范网络空间的行为,就像法律通过规则规范现实空间的行为。但在去中心化金融的实践中,“代码即法律”逐渐演变为一个规范性的主张:代码应该是法律,代码的执行应该取代法律的裁量。

这个规范性主张与监管合规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监管合规的核心逻辑是“目的导向”的:监管者关注的是金融活动的实质(是否保护了投资者,是否维护了市场完整性,是否防范了系统性风险),而非活动的形式(是否使用了区块链,是否“去中心化”)。智能合约的“代码即法律”逻辑是“形式导向”的:执行的结果由代码决定,无论结果是否符合监管目的。

这种张力的一个具体表现是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证券属性认定。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2017年的“The DAO”调查报告中确立了“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DAO的“去中心化”标签并不使其豁免证券法的适用,如果其实质上是一个“投资合同”,DAO代币就是证券。2024年的Mango DAO案例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原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代理加密资产与网络部门主管豪尔赫·G·特内罗的表述具有标志性意义:“将项目称为DAO或使用自动化软件,并不能使实体豁免于证券法规。如果你从事证券中介职能,无论使用何种技术和法律实体类型,你都必须注册或获得豁免。”

“代码即法律”与监管合规的张力,在去中心化金融协议的治理中体现得最为尖锐。如果Aave的治理代币持有者投票决定改变协议的利率模型,这个“治理行为”是否构成证券法意义上的“管理努力” ?如果Ethena的团队决定调整其“德尔塔中性”策略的参数,这个“调整”是否构成对投资者回报的“实质性管理”?这些问题的答案,决定了去中心化金融协议是否在法律上构成“投资合同”的发行。

2026年3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联合发布的解释性指引,为这些问题的回答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指引的核心判断是:大多数加密资产本身不是证券,但“涉及这些资产的权益转移的安排”可能构成投资合同的发行或销售。更重要的是,指引提出了“投资合同可以‘脱离’底层资产”的原则:即使一个加密资产最初是在投资合同的背景下发行的,一旦发行人的“基本管理努力”已经完成或不再被依赖,该加密资产的后续交易可能不再涉及证券的发行或销售。

这个“脱离”原则对去中心化金融的“代码即法律”主张具有潜在的赋能作用。如果一个去中心化金融协议已经足够“去中心化”——即代币持有者不再“合理依赖”任何特定个人或群体的“基本管理努力”——那么该协议的治理代币可能不再构成证券。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2026年的解释性指引明确承认,“在充分去中心化的网络中,不存在重大信息不对称,这强化了联邦证券法不适用于DAO或其代币的结论”。

但“充分去中心化”的标准是什么?指引本身承认,区块链数据的“可解释性”和“通俗英语呈现”仍然存在“开放性问题”。如果一个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治理投票记录虽然“上链”,但普通代币持有者无法理解投票的实际含义,那么“信息不对称”是否真的消失了?“充分去中心化”是一个技术判断(代码是否可升级,治理是否分散),还是一个社会判断(代币持有者是否真正理解并参与治理)?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代码即法律”与监管合规之间的张力是走向融合(去中心化协议通过“充分去中心化”获得监管豁免),还是走向对抗(监管者坚持“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二)机构参与的限制性因素

即使智能合约的法律可执行性问题得到解决,“代码即法律”与监管合规的张力得到缓和,机构资本的去中心化金融参与仍然面临三个结构性的限制性因素。这些因素不是“技术障碍”,而是“制度障碍”——它们存在于监管框架、会计标准和法律分类之中,而非区块链的代码之中。

1. 资本充足率与流动性覆盖的链上适用

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2022年12月发布的《银行加密资产风险敞口审慎监管标准》,为银行的加密资产敞口建立了一个分类分级的监管框架。这个框架将加密资产分为四组:第1a组(代币化的传统资产)、第1b组(具有稳定机制的稳定币)、第2a组(满足对冲认定标准的加密资产)和第2b组(不满足对冲认定标准的加密资产)。

对去中心化金融协议而言,最关键的分类问题是:去中心化金融协议中的头寸——例如Aave中的抵押品、Ethena中的“德尔塔中性”策略头寸——应该被归入哪一组?如果被归入第2组,银行将面临1250%的风险权重,这意味着银行必须为每1美元的加密资产敞口持有1美元的资本。六名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在2026年5月致监管机构的信中,将这一权重描述为“全面处罚”和“事实上的禁令”,因为“如果一家银行希望在其资产负债表上持有1,000万美元的比特币,则仅为此目的就需要拨出1,000万美元的资本储备”。

1250%风险权重的制度含义是:巴塞尔框架通过资本要求,实际上禁止了银行对第2组加密资产的大规模敞口。银行可以“持有”加密资产(用于托管或交易目的),但不能“投资”加密资产(作为自营头寸)。这个限制对去中心化金融的“机构突破”具有根本性的制约作用:如果银行不能将去中心化金融协议中的头寸作为“投资”持有,那么机构资本进入去中心化金融的主要通道就被制度性地封闭了。

流动性覆盖比率和净稳定资金比率对加密资产的处理,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制约。巴塞尔框架明确规定,第1b组(稳定币)和第2组加密资产不可被视为高流动性资产。这意味着,即使银行持有稳定币或加密资产,这些资产也不能计入其流动性缓冲。对于需要满足流动性覆盖比率的银行而言,持有加密资产不提供任何流动性价值——相反,它消耗流动性,因为银行需要用其他高流动性资产来覆盖潜在的流出。

对去中心化金融协议而言,一个特别尖锐的问题是代币化存款和稳定币的流动性处理。巴塞尔框架规定,如果银行是稳定币的发行人,且稳定币在30天内可赎回,发行银行在流动性覆盖比率中必须认列100%的流出。这个“100%流出”的认定意味着:银行不能依赖稳定币的“稳定性”来降低其流动性要求。即使稳定币有全额储备支持,即使储备资产是高流动性资产,银行仍然需要为潜在的全部赎回做好准备。这种审慎处理反映了监管者对“加密资产特性可能增加持有人于压力情境下寻求赎回的倾向”的担忧。

去中心化金融协议中的抵押品面临类似的困境。如果机构使用加密资产作为去中心化金融协议的抵押品,这些抵押品在巴塞尔框架下不被视为合格的高流动性资产。这意味着,机构的流动性缓冲无法包含这些抵押品,机构的杠杆率计算需要将抵押品计入风险敞口,机构的大额风险暴露限制可能因抵押品而触发。这些审慎要求的累积效应是:去中心化金融的“资本效率”优势——即通过超额抵押和自动清算来降低信用风险——在银行监管框架中不被承认。银行监管框架的逻辑是:资本是抵御风险的最终缓冲,任何试图“绕开”资本要求的机制(无论其技术多么精巧)都需要审慎对待。

2. 审计与财务报告的链上数据整合

机构参与去中心化金融的第二个制度障碍,是审计与财务报告的链上数据整合。

传统财务报告的核心逻辑是“单一真相来源”:企业的财务记录由一个中心化的系统维护,审计师验证这个系统的记录,财务报表基于这个系统的数据编制。链上金融的结构性挑战是:机构的数字资产活动分布在多个区块链、多个托管人和多个交易所上。一个机构可能在以太坊上持有代币化的美国国债,在Solana上持有稳定币,在Aave上持有借贷头寸,在超液上持有永续合约头寸。这些活动各自有独立的账本,各自使用不同的数据格式,各自在不同的时间点更新。

审计与财务报告的链上整合,需要解决三个技术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数据的“完整性”:审计师需要确保所有链上活动都被捕获,没有遗漏。如果机构的财务团队忘记记录某个去中心化金融协议中的头寸,审计师如何发现这个遗漏?传统审计依赖于内部控制——如果机构有“定期对账”的流程,遗漏可能被发现。但链上活动的去中心化特性使“定期对账”变得更加复杂:机构需要连接到每一个相关的区块链节点,解析每一个相关的智能合约事件,匹配每一个相关的钱包地址。

第二个问题是数据的“可解释性”:链上交易是原始数据,而非会计记录。一笔“向Aave存入1000 USDC”的交易,在链上是一个智能合约事件,在会计上需要分类为“存款”或“投资”,需要估值为“1000美元”或“当时的市场价值”,需要确认“利息收入”或“公允价值变动”。这些会计判断需要人的判断,而非代码的自动执行。Fireblocks在2026年收购TRES Finance的公告中,精确地描述了这个问题:“区块链交易生成的是运营记录,而非财务记录。”

第三个问题是数据的“审计就绪性”:审计师需要可验证的、可追溯的、可审计的数据。链上数据在技术上是可验证的(区块链的不可篡改性),但在制度上是否满足审计标准?美国注册会计师协会的审计准则要求审计师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链上交易记录是否构成“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如果智能合约的代码被升级,升级后的合约是否仍然可信?如果预言机提供的数据被操纵,依赖该数据的交易是否仍然有效?

2026年的技术解决方案正在弥合这个差距。TRES Finance(被Fireblocks收购)提供了一个“从区块链数据到企业级财务记录”的转换引擎。其核心功能包括:自动分类交易、计算成本基础(支持任何方法)、生成日记账分录、直接同步到企业的企业资源计划系统。TRES的系统覆盖230多个区块链,与“每一家托管人、每一家交易所”连接,将“所有链上和链下财务数据整合到一个单一账本中”。

但“整合”不等于“解决”。TRES的系统可以自动化数据的收集和分类,但不能替代审计师的职业判断。审计师需要判断:智能合约的风险是否被充分披露?预言机的可靠性是否被充分评估?去中心化治理的“充分去中心化” 是否被充分验证?这些判断需要人的专业能力,而非算法的自动化。正如Deloitte的COINIA平台所揭示的:技术可以“查看100%的交易”并“与客户账簿和记录进行对账”,但“如果没有熟练的审计师提供洞察力和合理判断,技术本身无法实现审计转型”。

3. 治理代币的证券属性认定

去中心化金融机构参与的第三个制度障碍,是治理代币的证券属性认定。

治理代币是去中心化金融协议的核心治理机制:代币持有者投票决定协议的参数、升级和资金分配。从技术角度看,治理代币是“去中心化”的:没有中央权威控制投票结果。从法律角度看,治理代币是否构成证券,取决于豪威测试的适用。

豪威测试的四个要素是:金钱投资、共同企业、利润预期、利润来自他人的努力。治理代币的证券属性认定,核心争议在于第四个要素:代币持有者的“利润预期”是否来自“他人的努力”?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2017年的“The DAO”报告中,对这一问题给出了肯定的回答。The DAO的投资者购买代币,期望从DAO投资的项目盈利中获取回报。DAO的运行极大程度上依赖Slock.it在网站维护、论坛管理、策展人选择、项目运营等方面的积极努力。代币持有者的投票权实际效果非常有限——持有者仅就被提交投票的项目进行选择,这些持有者分散且匿名,“很难形成反应实际社区意愿的决定”。因此,投资者的利润来自Slock.it的努力,DAO代币符合“投资合同”的构成要素。

2024年的Mango DAO案例,进一步强化了这一分析框架。Mango DAO通过MNGO代币筹集了超过7000万美元,MNGO被营销为“治理代币” 。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认为,MNGO代币具有“使投资者期待协议增长带来利润”的性质,因此构成实质性的投资商品(即证券)。Mango DAO的和解协议要求销毁所有MNGO代币,并要求从交易平台移除MNGO。

但2026年的监管环境发生了显著变化。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在2026年3月发布的解释性指引,提出了一个更为细致的分析框架。指引承认,“大多数加密资产本身不是证券”,并引入了“数字商品”(digital commodities)的分类,包括“治理代币”。指引的关键创新是:一个加密资产本身可以不是证券,但“涉及这些资产的权益转移的安排”可能构成投资合同。

“投资合同可以脱离底层资产”的原则,对治理代币的证券属性认定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如果治理代币的“发行安排”——即代币的首次销售——涉及发行人的“基本管理努力”承诺,那么该发行安排可能构成投资合同。但一旦发行人的“基本管理努力”已经完成(例如,协议已经足够去中心化,不再依赖任何特定团队的持续管理),治理代币的后续交易可能不再涉及证券的发行或销售。

去中心化金融协议的治理代币处于这个分析框架的灰色地带。Aave、Ethena和合成币的治理代币,在首次发行时,可能涉及发行团队的“基本管理努力”承诺——团队承诺开发协议、维护协议、推动协议的增长。这些承诺使首次发行的治理代币可能构成投资合同。但如果协议已经足够去中心化——如果代币持有者不再合理依赖任何特定团队的“基本管理努力”——那么治理代币的后续交易可能不再构成证券交易。

“充分去中心化”的判断标准,在2026年的监管指引中仍然模糊。指引本身承认,“开放性问题”仍然存在:区块链数据是否“容易解释”或“以通俗英语呈现”给代币持有者、监管者和公众。如果一个去中心化自治组织的治理投票虽然上链,但代币持有者无法理解投票的实际经济含义,那么“信息不对称”是否真的消失了?“充分去中心化”是一个技术判断(代码是否可升级,治理是否分散),还是一个社会判断(代币持有者是否真正理解并参与治理)?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治理代币的证券属性认定是走向“豁免” (充分去中心化的治理代币不是证券),还是走向“分类” (治理代币的发行安排是证券,但代币本身不是)。

结语:融合边界的“制度含义”

去中心化金融与传统金融的“融合边界”,本质上是一组制度性张力的空间表达。可组合性的技术理想与智能合约的法律不确定性之间的张力,决定了“融合”的法律基础是否稳固。资本充足率的审慎逻辑与去中心化金融的资本效率追求之间的张力,决定了“融合”的资本基础是否可行。审计与财务报告的链上数据整合的挑战,决定了“融合”的信息基础是否可靠。治理代币的证券属性认定,决定了“融合”的治理基础是否合法。

2026年的进展是混合的。智能合约的法律可执行性在学术层面得到了更为细致的分析,但在司法实践中仍然缺乏先例。巴塞尔框架的1250%风险权重在政治层面受到了挑战(六名参议员的信),但在监管层面仍然有效。审计与财务报告的链上整合在技术层面取得了显著进展(Fireblocks-TRES),但在制度层面仍然依赖人的判断。治理代币的证券属性认定在监管层面出现了放宽的迹象(2026年解释性指引),但“充分去中心化”的标准仍然模糊。

这些“混合的进展”的累积效应是:去中心化金融与传统金融的“融合边界”正在从“清晰”走向“模糊” 。在2022年,边界是清晰的:去中心化金融是“加密原生”的,传统金融是“受监管”的,两者之间的制度鸿沟是不可逾越的。在2026年,边界是模糊的:传统金融机构在参与去中心化金融(贝莱德的BUIDL、摩根士丹利的交易型产品),去中心化金融协议在采纳传统金融的合规框架(Cardano的CIP-0113、Ethena的SOC 2认证),监管机构在制定针对去中心化金融的专门规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Regulation Crypto Assets)。边界的模糊化意味着“融合”正在发生,但“融合”的终点——是制度兼容,还是制度替代——仍然不确定。

“融合边界”的制度含义是深远的。如果“融合”走向制度兼容,去中心化金融将成为传统金融体系的“链上延伸”,其“去中心化”特性将被保留在治理层面(社区投票),但在合规层面(客户身份验证、反洗钱、制裁筛查)接受传统金融的规则。如果“融合”走向制度替代,去中心化金融将发展出独立的制度框架——其自身的托管标准、审计标准、资本标准和治理标准——与传统金融形成平行的、竞争的制度生态。2026年的证据更支持“制度兼容”的路径:传统金融机构的参与、去中心化金融协议的合规化、监管机构的规则制定,都在推动去中心化金融融入传统金融的制度框架。但“制度兼容”不等于“制度趋同”。去中心化金融的“无需许可”特性、可组合性和去中心化治理,与传统金融的“许可制”逻辑、中介结构和科层治理之间存在根本性的差异。这些差异不会消失,而是会在“融合”的过程中被重新协商——协商的结果,将决定“融合边界”的最终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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