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桂松:全球金融争霸战前瞻——2026年Token2049报告(五)
  日期 2026-10-25      作者 李桂松      编辑 云阿云●全球资本市场研究院  

全球金融争霸战前瞻——2026年Token2049报告

导读:2026年是全球金融权力转移的关键年份。美元体系遭遇结构性侵蚀,数字货币基础设施竞争白热化,亚太金融中心群体性崛起,三者叠加构成“百年未有之变局”的金融维度。Token2049从行业会议演变为全球金融权力博弈的缩影,本报告以此为切入点,剖析争霸战的底层逻辑与未来走向。报告全文20万字,由云阿云智库全球资本市场研究院数字货币课题组原创出品。

报告名称:《全球金融争霸战前瞻——2026年Token2049报告》

报告撰写:云阿云智库数字货币课题组

课题组长:李桂松院长

课题组成员名单:

李桂松: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主席兼财政金融院长

李国熙: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李国琥:北京云阿云智库平台空天学院院长

李嘉仪:北京云阿云平台金融院长

报告完成日期:2026年10月10日星期六

业务联系电话:13360021949(李博士)

第五章

地缘政治与金融基础设施的“阵营化”风险

一、支付系统的“平行体系”格局

如果说前四章描述的是货币权力、数字货币基础设施和机构资本的“表层竞争”,那么第五章要剖析的,是这场争霸战的底层结构:支付系统的“阵营化”。2026年的全球支付版图,正在从“单一体系”向“平行体系”演化。这不是一个“替代”的过程——美元仍然主导着全球支付——而是一个“分层”和“分流”的过程:不同的支付系统服务于不同的地缘政治阵营、不同的贸易走廊和不同的货币生态。

理解这一格局的关键,不在于问“谁会取代谁”,而在于问: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一个企业、一家银行或一个国家会选择哪条通道? 选择的逻辑不是意识形态,而是成本、速度和风险的权衡。但当制裁成为常态、当“武器化”从例外变为规则,风险的计算方式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支付系统的选择,从“技术问题”变成了“生存问题”。

(一)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 vs.跨境支付系统 vs.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 vs.金砖支付

1.覆盖范围与交易量的比较分析

四套支付系统的覆盖范围和交易量,构成了一个清晰的层级结构。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仍然是全球支付的绝对主导者。2026年3月,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网络中美元在国际支付中的占比为49.25%,欧元为22.82%,英镑为7.16%,日元为3.46%,人民币仅为2.74%。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会员网络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连接超过11000家金融机构。它的地位不是由“技术优势”支撑的,而是由网络效应和路径依赖支撑的:越多人使用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使用它的边际价值就越高;越多人使用它,切换的成本就越高。

跨境支付系统是人民币跨境清算的主干道。截至2026年8月底,跨境支付系统的参与者已达1853家,来自192个国家和地区的近5300家法人银行机构通过跨境支付系统办理跨境支付业务。2026年3月,跨境支付系统日均交易额达到9205亿元人民币,创过去12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2026年4月2日,单日交易额进一步升至1.22万亿元人民币。2026年一季度,跨境支付系统新增1家直接参与者,新增27家间接参与者(境内1家,境外26家)。

但跨境支付系统的结构性局限是:它仍然依赖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报文体系。跨境支付系统“采用了国际标准报文格式”,但“大多数国际对手方仍然通过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报文格式发送指令”。这意味着,跨境支付系统的“替代”是部分的:它替代了清算(人民币资金的最终转移),但没有替代通信(支付指令的传递)。操作上的替代是不完整的。

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覆盖范围更为有限,但技术架构更为先进。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由中国、香港、泰国、阿联酋和沙特五家央行联合发起。截至2026年6月末,中国银行通过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处理的累计交易金额突破6000亿元人民币。2026年6月2日,澳门正式加入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首日即有3家银行完成23笔跨境交易,总金额折合近13亿澳门元。

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战略定位,可以从一个精确的表述中理解:它是“一个高质量的、从双边到五边的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走廊,服务于能源、大宗商品和一小部分一带一路贸易流,而非一个正在兴起的全球标准”。这个判断的核心含义是: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不追求“全球覆盖”,它追求的是在特定走廊中“深度嵌入”。它的价值不在于“有多少国家接入”,而在于“在能源贸易和一带一路走廊中,它是否比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更快、更便宜、更安全”。

金砖支付是四套系统中最不成熟的,但其战略意图最为激进。2026年9月,在普京访问印度期间,俄罗斯直接投资基金、金砖支付股份公司与金砖支付印度签署了合作协议,目标是在印度建立“开放、有韧性、技术独立的跨境支付基础设施”。金砖支付的技术架构是去中心化的跨境消息系统,由圣彼得堡国立大学开发,据称吞吐量达到每秒20000条消息。

但金砖支付的成员国立场差异显著。俄罗斯是最强烈的支持者,中国完全支持,伊朗视为最高优先事项,巴西卢拉政府支持,南非表示“不会取代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印度持谨慎态度,单独追求双边结算。这种内部张力意味着,金砖支付的进展将是缓慢的、渐进的,而非突破性的。

2.手续费结构与效率差异

四套支付系统的成本结构差异,是理解其竞争逻辑的关键变量。

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成本结构是“多层代理行叠加”。一笔跨境支付可能经过3到5层代理行中转,每一层都需要覆盖自己的运营成本、合规成本和流动性管理成本。传统跨境支付的平均耗时1到3个工作日,手续费因走廊和金额而异,但通常较高且不透明。

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成本优势是数量级的。据金融时报援引行业消息人士的说法,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商业版本将收取的费用“大约是标准国际支付系统的一半”。更关键的是速度:据某大型国有银行内部人士透露,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处理一笔跨境支付业务最快可于7秒内完成,整体可节约50%以上成本。邮储银行广西分行为某大型纸业集团完成2亿元货物贸易跨境汇款,资金8秒到账;建设银行内蒙古分行为蒙牛乳业办理4.15亿元跨境收款,企业跨境结算综合成本降至原来的三分之一。

这种成本优势的来源是架构性的。传统跨境支付的成本来自“多层中转”:汇款行收费加代理行收费加收款行收费,每一层都需要覆盖自己的运营成本。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点对点”架构消除了所有中间层:参与银行直接在共享账本上交易,结算资产是代币化的央行储备,合规检查在智能合约层面自动执行。成本结构从“多层叠加”变为“单层直接”。

但成本优势的可持续性是一个需要观察的问题。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当前的“低成本”部分来自于规模不足:参与银行有限、交易量有限、竞争有限。当规模扩大时,它可能面临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类似的治理成本和合规成本上升问题。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收费并非“暴利”,而是覆盖了其庞大的网络维护、标准制定和安全保障支出。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如果要在全球范围内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竞争,它也需要建立类似的治理结构、安全体系和合规能力。

3.成员国的重叠与选择逻辑

四套支付系统的成员国重叠是一个被低估的结构性特征。大多数国家同时接入多套系统,而非“选边站”。这种“双重接入”或“多重接入”策略,是中小国家在“阵营化”风险下的理性选择。

选择逻辑的核心变量是“风险”。在正常时期,一个企业或银行选择支付系统的依据是成本、速度和便利性:哪套系统更便宜、更快、更可靠,就用哪套。在制裁时期,选择逻辑发生根本性变化:“是否会被切断”成为首要考量。如果一家银行只有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一条通道,而它的国家可能被制裁,那么它面临的是生存风险。如果它有多条通道(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加跨境支付系统加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那么任何单一通道的中断都不会致命。

这种“冗余需求”是跨境支付系统和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采用加速的结构性驱动力。它不依赖于“反美情绪”或“去美元化意识形态”,而是依赖于风险管理的理性计算。一家沙特银行接入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不是因为“沙特要脱离美元体系”,而是因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紧张局势升级,我需要一条不依赖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通道来结算对华石油贸易”。一家印度炼油厂用人民币结算俄罗斯原油,不是因为“印度支持人民币国际化”,而是因为“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使美元结算变得不可能,而人民币是可行的替代”。

(二)“阵营化”的自我实现预言

1.制裁驱动的系统分化

“阵营化”的根本驱动力不是“意识形态对立”,而是制裁的“溢出效应”。

2022年俄罗斯储备被冻结、部分银行被切断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通道,是一个转折点。这一决定向所有储备管理者和支付系统使用者发出了一个清晰的信号:接入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是一种“特权”,而非“权利”。这种特权可以在任何时候被单方面撤销。对于与美国存在潜在地缘政治摩擦的国家而言,依赖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就意味着接受美国的地缘政治杠杆。

这种“武器化反馈循环”的逻辑是自我强化的:美国越频繁地使用金融制裁,其他国家越有动力建设替代性基础设施;替代性基础设施越完善,美国制裁的有效性越低;制裁有效性越低,美国越可能使用更严厉的制裁手段(如“次级制裁”);制裁手段越严厉,其他国家越有动力加速替代性基础设施的建设。这个循环在2026年正在加速。

伊朗战争后的加速效应是一个典型案例。据金融时报报道,超过100个国家已通过跨境支付系统进行人民币跨境交易。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在2026年三季度出现了商业化放量的集中信号:兴业银行在广州落地货币桥澳门支付业务,平安银行杭州跑通首笔代理模式货币桥跨境汇款。“股份制银行开始批量接入,而非仅限国有大行和试点机构”——这意味着“货币桥”这条通道“已从概念验证阶段真正走向商业化放量”。

2.中立国的“双重接入”策略

“阵营化”的后果不是“世界分裂为两个支付体系”,而是“大多数国家同时接入多个支付体系”。这种“双重接入”或“多重接入”策略,是中立国和中小国家的最优策略。

印度是“双重接入”策略的典型案例。印度同时是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深度参与者、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观察员、跨境支付系统的潜在使用者(印度炼油厂已用人民币结算俄罗斯原油)、以及统一支付接口跨境互联的推动者。印度的战略逻辑是:不与任何单一体系“绑定”,而是保持“多重选择”的能力。印度储备银行“已经是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观察员”,“从观察员转为正式参与者需要的是政治决策,而非新的技术开发”。

沙特阿拉伯是另一个“双重接入”的典型案例。沙特同时是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参与者、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核心成员(2024年加入)、以及美元石油结算体系的核心支柱。沙特的战略逻辑是:在美元体系内部保持“核心地位”(继续以美元计价大部分石油出口),同时在替代性体系中保持“选项”(通过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探索人民币结算的可行性)。这种“两面下注”的策略,使沙特能够在不激怒美国的前提下,保留在必要时“转向”的能力。

东南亚国家的“双重接入”策略更为系统化。新加坡的统一支付接口互联(与印度)、泰国的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参与、马来西亚的跨境支付系统直接参与、以及东盟本币结算框架的推进,共同构成了一个“多层冗余”的支付基础设施网络。这些国家的战略逻辑是:不依赖任何单一通道,不拒绝任何通道,根据具体交易的成本、速度和风险来选择通道。

“双重接入”策略的战略含义是:“阵营化”不会导致“世界分裂为两个完全隔离的支付体系”。更可能的结果是:大多数国家同时接入多个体系,根据具体条件选择使用哪个体系。这种“多重选择”的状态,不是“阵营化”的反面,而是“阵营化”的温和形态。它保留了切换的可能性,降低了被任何单一体系“卡脖子”的风险,但也增加了操作复杂性和合规成本。

3.系统间互操作性的政治经济学

“阵营化”的最终形态,取决于系统间互操作性的政治经济学。

技术上,跨境支付系统、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和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之间的互操作性是可能的。跨境支付系统采用了国际标准报文格式,使其能够与使用相同标准的系统对接。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以太坊虚拟机兼容性使其能够与更广泛的数字资产生态系统集成。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共享账本基于超级账本贝苏构建,其设计“旨在与更广泛的数字资产生态系统集成”。

但技术上可能不等于政治上可行。互操作性的政治经济学涉及三个核心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谁定义标准”。如果跨境支付系统采用国际标准报文格式,它就在接受一个由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主导的标准。如果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采用以太坊虚拟机兼容性,它就在接受一个由西方科技生态主导的标准。标准的定义权是一种结构性权力:定义标准的一方决定了“什么是合规的”、“什么是高效的”、“什么是安全的”。中国和俄罗斯不愿意接受由西方主导的标准定义,但独立定义标准需要巨大的协调成本和网络效应。

第二个问题是“谁控制治理”。跨境支付系统的治理由中国主导。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治理由五家央行共同参与。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治理由会员银行集体决定(但受比利时和欧盟法律约束)。金砖支付的治理试图“去中心化”,但“去中心化治理”的实际运作仍然依赖核心参与者的政治意愿。治理结构的差异意味着,互操作性不是“技术对接”,而是“治理对接”:两套系统需要就“谁有权接入”、“谁有权暂停接入”、“谁有权定义合规规则”达成一致。这些治理问题的政治敏感性,使互操作性远难于技术对接。

第三个问题是“谁承担风险”。如果一套系统的参与者通过互操作性接入另一套系统,风险如何分担?如果跨境支付系统的参与者通过互操作性接入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而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决定切断该参与者的接入,跨境支付系统是否能够“保护”其参与者?如果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参与者通过互操作性接入一个受制裁的司法管辖区,谁承担制裁合规责任?这些风险分担问题的答案,决定了互操作性是否能够在实践中实现。

2026年的现实是:互操作性的进展是有限的。跨境支付系统仍然依赖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报文体系来处理大部分国际交易。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仍然是一个“封闭的”五国联盟,没有与其他系统建立正式的互操作性。金砖支付仍然处于“试点阶段”,没有实现生产部署。系统间的“平行”状态正在固化,但“互操作性”的制度基础仍然薄弱。

“阵营化”的自我实现预言正在缓慢地变为现实。它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过程”:制裁驱动系统分化,系统分化创造冗余需求,冗余需求推动多重接入,多重接入降低单一体系的“垄断租金”,垄断租金的降低使制裁的“武器化”变得更困难,制裁的“武器化”变得更困难使制裁更频繁地被使用(因为有效性下降),制裁的更频繁使用进一步加速系统分化。这个循环的终点,不是“一个体系取代另一个体系”,而是“多个体系共存,任何单一体系都无法‘卡住’任何重要参与者的脖子”。这种“竞争性共存”的格局,不是“阵营化”的失败,而是“阵营化”的温和形态——一个“没有霸权的”支付体系。

二、大宗商品结算的货币选择

石油美元的松动,是2026年全球金融秩序重构中最具象征意义的事件。它不是一个“突然发生”的断裂,而是一个“缓慢累积”的过程——从美沙安全协议到期后的结算货币多元化,到沙特对华石油人民币结算比例的历史性跃升,再到俄罗斯对华油气人民币结算的近乎全面覆盖,三个相互关联的进程在2026年汇聚成一个清晰的信号:大宗商品贸易的“单一美元”时代正在被“分层结算”格局所取代。

但这个信号的解读需要极度审慎。美元在中东石油结算中的占比降至52%,人民币升至41%——这两个数字的同时存在,既表明“去美元化”取得了实质性进展,也表明美元仍然是最大的单一结算货币。41%不是“胜利”,而是“突破”;52%不是“溃败”,而是“松动”。理解这种“松动”而非“崩溃”的精确含义,是理解大宗商品货币选择的关键。

(一)石油美元的松动

1.美沙安全协议到期后的结算货币多元化

石油美元体系的制度基础,是1974年美国与沙特达成的战略安排。根据这一安排,沙特同意将其石油出口独家以美元计价,并将石油收入盈余投资于美国金融资产,特别是美国国债。作为交换,华盛顿向沙特提供军事保护和长期安全保证。这个“安全换定价权”的契约,是美元全球主导地位最重要的制度支柱之一。

2024年6月9日,这一协议到期且不再续签。这一变化的制度含义是深远的。协议到期并不意味着沙特“放弃美元”,而是意味着沙特恢复了选择结算货币的自主权。在过去,沙特的“选择”是制度约束下的“唯一选项”;现在,“选择”是主权决定下的“多元选项”。这种从“制度约束”到“主权选择”的转变,是石油美元体系结构性松动的起点。

协议到期后的沙特,在结算货币上展现了务实的多元化策略。沙特开始采用人民币、欧元、日元等多币种进行石油贸易结算。这种多元化的驱动因素是多重的。经济因素是基础:中国是世界最大原油进口国,2025年原油进口量达到5.78亿吨,约为日本的五倍。对于沙特而言,以人民币结算对华石油出口,降低了汇率风险和兑换成本——沙特可以直接用人民币收入购买中国商品和服务,而不需要先转换为美元。战略因素是催化剂:霍尔木兹海峡的阻塞暴露了沙特对海上通道的脆弱性,以及对美国安全承诺可靠性的怀疑。沙特将出口重心通过“东西向管道”转移至红海延布港,3月出口飙至日均330万桶,而传统枢纽拉斯坦努拉骤降至110万桶/日。这种物理贸易路线的重写,削弱了沙特对美元结算体系的依赖。

但协议到期后的沙特,没有“放弃美元”。沙特仍然以美元计价大部分石油出口,仍然将大量石油收入投资于美国资产。沙特的战略逻辑是“两面下注”:在美元体系内部保持核心地位,同时在替代性体系中保持选项。这种策略使沙特能够在不激怒美国的前提下,保留在必要时“转向”的能力。2026年3月,沙特两家最大的国有银行加入中国跨境银行间支付系统,这是“保持选项”的具体操作——沙特银行现在可以直接处理人民币跨境支付,而不需要通过代理行网络。

2.沙特对华石油人民币结算41%的里程碑

2026年3月,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数据被披露:中东地区对华原油出口中,以人民币结算的比例达到41%,创下历史新高。人民币首次超过欧元,位居第二。与此同时,美元在中东石油结算中的占比降至52%,而“就在几年前,美元还占据着90%以上的垄断地位”。

这个41%的象征意义远超其经济含义。从经济含义来看,41%意味着约四成的中东对华石油出口以人民币结算,其余部分仍然以美元或其他货币结算。41%不是“多数”,更不是“主导”。但从象征意义来看,41%标志着一个结构性转变的开始:人民币在大宗商品结算中从“边缘”走向“主流”,从“不可用”变为“可用”。这种“可用性”的建立,是网络效应的起点:一旦人民币结算的基础设施(跨境支付系统、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足够成熟,一旦人民币结算的操作流程(兑换、对冲、投资)足够便利,更多的交易者会选择人民币结算——不是因为“政治偏好”,而是因为“它变得可行了”。

沙特阿美对华原油出口的人民币结算占比,是这一趋势的微观基础。长期以来,沙特阿美一直是“石油美元”体系的重要支柱,“原油交易以美元结算,产油国持以美元计价的出口收入大量购买美国国债”。但如今,“它正逐渐成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力量”。沙特阿美的转向,是企业层面的理性选择:中国是沙特阿美最大的客户,以人民币结算降低了交易成本,提高了结算效率,减少了汇率风险。当最大的客户要求以本国货币结算时,供应商的理性回应是接受——除非有压倒性的战略理由拒绝。在2026年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没有这样的理由。

3.俄罗斯对华油气人民币结算超90%的示范

如果说沙特的41%是“突破”,那么俄罗斯的超过90%则是“系统性的替代”。

2026年上半年,中俄双边贸易达到1341.75亿美元,同比增长25.6%,其中九成以上账单直接用人民币敲定。到2026年7月,人民币加卢布的本币结算比例攀升至99.1%,“美元在这条通道里已经近乎绝迹”。俄财长已明确表示,霍尔木兹局势恶化后,“石油结算正在从美元转向人民币”,目前中俄能源贸易本币结算比例已达99.1%,对华原油出口人民币结算占比超90%。

俄罗斯的“示范效应”的战略含义是深远的。俄罗斯是唯一一个被西方金融体系“排除”后,成功完成结算货币“切换”的主要经济体。2022年之前,中俄贸易中美元结算还占六七成,本币结算不到一半。到2026年上半年,本币结算冲到99%以上,人民币单独一项超过90%。三年多时间,一个规模两千多亿美元的双边贸易走廊的结算货币被彻底切换——“这在国际货币史上找不到第二个案例”。

但俄罗斯的“示范”也有结构性的局限。俄罗斯的“切换”是被迫的,而非主动的:2022年的制裁切断了俄罗斯的美元和欧元通道,人民币是“唯一可行的替代”。沙特、印度或其他国家面临的制裁风险与俄罗斯不同,它们仍然可以使用美元。俄罗斯的“示范”证明了“切换是技术上可行的”,但没有证明“切换是经济上最优的”。俄罗斯的代价是:失去了美元结算的便利性和投资渠道,积累了大量人民币收入但缺乏深度的人民币投资市场——“可投资的人民币资产池深度还是不够,资本项目下的可兑换性仍有限制”。

(二)一篮子大宗商品结算机制的实验

1.沙特、阿联酋、巴西、中国、南非的谅解备忘录

2025年2月,沙特、阿联酋、巴西、中国及南非达成了一项历史性的谅解备忘录,同意建立基于一篮子大宗商品的跨境结算试验机制。首笔试验交易于2025年10月11日完成,涉及沙特阿美向中国石化出口的200万桶原油。

这个“一篮子大宗商品结算机制”的设计逻辑,与“石油人民币”或“石油欧元”的单一货币替代逻辑有本质区别。它的核心思路不是“用某种货币取代美元”,而是“用一篮子货币和一篮子商品来定价和结算”。参与国同意建立一个共享的“价值参照系”:一篮子大宗商品的加权价格成为结算的“锚”,参与国的本币按照某种比例与这个“锚”挂钩。这种设计的优势是“去政治化”:结算不依赖于任何单一国家的货币稳定性或政治意愿,而是依赖于一篮子商品的实际价值。

这个机制的战略含义是多重的。第一,它绕开了“哪种货币取代美元”的零和博弈。参与国不需要在“人民币”和“欧元”之间选择,它们可以同时使用各自的本币,只要本币与“篮子”的兑换比率被接受。第二,它降低了对任何单一货币的依赖。如果美元波动,篮子的其他货币可以缓冲;如果人民币波动,篮子的其他货币可以缓冲。第三,它创造了一个“多边”的结算框架,不需要任何单一国家的主导。这种“多边主义”的制度设计,与金砖国家“选择而非替代”的官方立场是一致的。

但“一篮子机制”的可行性面临显著的挑战。第一个挑战是“篮子”的定义。一篮子大宗商品包括哪些商品?权重如何确定?价格如何采集?这些技术问题的答案,决定了“篮子”的可信度和可操作性。第二个挑战是“兑换”的机制。参与国的本币与“篮子”的兑换比率如何确定?谁来维护这个兑换市场?第三个挑战是“清算”的基础设施。谁来运营“篮子”的清算系统?谁承担清算风险?这些制度问题的答案,决定了“一篮子机制”是停留在“试点”阶段,还是能够扩展到生产级应用**。

2.上海原油期货的亚太定价影响力

上海原油期货是“人民币计价大宗商品”的最成熟的实践。2026年4月发布的《2026年上海原油期货和期权市场发展报告》显示,上海原油期货是亚太地区流动性最好的原油期货品种。

从市场运行来看,2025年上海原油期货全年日均成交16.00万手(单边),同比增长0.41%,6月24日单日成交量刷新历史峰值;日均持仓6.64万手,同比增长27.26%,最高持仓创2023年3月以来新高。市场深度改善,远期合约流动性提升,形成更完整的期限结构体系。

更关键的是价格发现功能的实际运作。报告明确指出,上海原油期货“价格与境外市场紧密联动、精准反映亚太区域供需”。一德期货总经理助理佘建跃的案例提供了微观证据:山东某炼厂在面向加油站的成品油销售中,创新采用上海原油期货点价模式,“即结合每日成品油挂牌价,以上海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为基础、附加升水进行报价。加油站客户可根据盘中价格波动择机点价,控制采购成本或锁定零售利润”。这个案例的战略含义是:上海原油期货不再是一个“影子市场”,它已经成为亚太地区实体企业风险管理的“参考价格”。当一家山东炼厂用上海原油期货价格来定价成品油销售时,它实际上在使用人民币计价的原油价格来指导经营活动。

上海原油期货的定价影响力的结构性局限是清晰的。它的流动性仍然远低于布伦特和西德克萨斯中质原油。它的参与者结构虽然“机构化与国际化特征明显”,但国际参与者的比例和深度仍然有限。它的价格发现功能在正常市场条件下有效,但在极端市场条件下(如霍尔木兹海峡阻塞),它可能无法独立提供可靠的价格信号——因为物理供应的中断会压倒金融市场的定价机制。

3.大宗商品货币篮子的可行性与挑战

“大宗商品货币篮子”的理论优势是清晰的。学术研究提出的“金砖货币单位”(BRICS Currency Unit)模型,“其价值可以与一篮子金砖国家货币挂钩,权重基于不同的原则,如各国的经济增长”。研究显示,“在五个建模方程中,这种方法展示了最好的多元化属性,确认了BCU作为实用对冲工具的适用性。通过降低货币风险,基于BCU的结算可以鼓励更高的贸易和投资流动,促进金砖国家之间更深的经济一体化”。

但“货币篮子”的可行性面临根本性的制度挑战。第一个挑战是“篮子”的治理。谁来决定篮子的构成?谁来调整权重?谁来解决争议?这些治理问题的答案,决定了篮子是否能够获得参与国的信任。第二个挑战是“篮子”的流动性。货币篮子需要一个深度的兑换市场,使参与国能够以合理的成本将本币兑换为篮子中的其他货币。这个兑换市场的建立,需要时间和制度。第三个挑战是“篮子”的政治经济学。货币篮子的收益是分散的(所有参与国都受益于更稳定的结算),但成本是集中的(建立和维护篮子需要资源和政治意愿)。这种“收益分散、成本集中”的结构,使集体行动的协调变得困难**。

2026年的现实是:货币篮子的进展是有限的。沙特、阿联酋、巴西、中国、南非的谅解备忘录是一个开端,但从“备忘录”到“生产级系统”,需要跨越巨大的制度鸿沟。首笔试验交易(沙特阿美向中国石化的200万桶原油)是一个技术验证,但从“一笔交易”到“常规操作”,需要建立完整的清算、兑换和治理框架。货币篮子的未来,取决于参与国是否愿意在技术协调之外,投入政治资本来构建一个真正的“多边结算体系”。

结语:大宗商品结算货币选择的“分层逻辑”

大宗商品结算的货币选择,在2026年呈现出一种“分层演化”的特征。在双边贸易走廊中,人民币结算的进展是实质性的:沙特对华石油的41%,俄罗斯对华油气的90%以上。在多边结算框架中,“一篮子大宗商品机制”的实验是初步的:谅解备忘录和首笔试验交易证明了“技术可行”,但“商业可行”仍然遥远。在定价基准层面,上海原油期货的影响力是有限的:它已经成为亚太地区的参考价格,但尚未成为全球基准。

这种“分层演化”的战略含义是:大宗商品结算的“去美元化”不是一个“单一事件”,而是一个“分层过程”。在最深层的“双边走廊”中,去美元化的进展最快——因为双边走廊的参与者少,协调成本低,政治意愿集中。在中间层的“多边框架”中,去美元化的进展较慢——因为多边框架的参与者多,协调成本高,治理问题复杂。在最表层的“全球定价”中,去美元化的进展最慢——因为全球定价需要最深的市场、最广的参与和最强的制度信任。2026年的大宗商品结算货币选择,不是“美元 vs.人民币”的二元竞争,而是“分层演化”的复杂过程:在双边走廊中,人民币在“替代”美元;在多边框架中,货币篮子在与美元“共存”;在全球定价中,美元仍然“主导”。这三个层次的同时存在,构成了大宗商品结算的完整图景。

三、跨境数据与合规的“分裂”风险

支付系统的“阵营化”是可见的:一套套平行的清算网络正在成形,一条条替代性的资金通道正在铺设。但跨境金融的“分裂”还有一层更为隐蔽、也更为根本的维度:数据与合规的分裂。支付系统决定的是“资金往哪里走”,数据与合规决定的是“资金能不能走”。即使两条支付通道同时存在,如果数据无法跨境流动,如果合规要求相互冲突,资金仍然会被卡住——不是卡在清算环节,而是卡在信息环节。

2026年的跨境金融竞争,正在从“清算权的争夺”延伸到“数据权的争夺”。阿哥拉项目将合规校验嵌入智能合约,使每一笔跨境交易在“代币层面”就接受反洗钱和制裁筛查。这一设计的战略含义是深远的:合规不再是交易完成后的事后审查,而是交易执行前的前置条件。当合规被“编程”到货币本身时,谁定义合规规则,谁就控制了货币的通行权。

(一)反洗钱与制裁合规的碎片化

1.阿哥拉智能合约层合规校验的“先行获批”逻辑

阿哥拉项目的核心架构设计,可以概括为一种“先行获批”的可编程法定货币体系。参与阿哥拉的七家央行——纽约联储、英格兰银行、日本央行、韩国央行、墨西哥央行、瑞士央行、法国央行(代表欧元区),加上2026年新增的加拿大央行——共同构建了一套凡事需要先行获批的支付基础设施。

这套体系的技术核心是合规校验的代币层嵌入。在阿哥拉的设计中,资金在划转前就被标注所属国家;智能合约在代币层自动完成反洗钱筛查与制裁名单校验;跨境资金流转必须经由内嵌在代币中的合规校验层。这意味着,合规不是交易流程中的一个步骤,而是交易得以发生的前提。一笔交易如果不符合合规规则,根本无法进入结算环节。

阿哥拉的合规架构与传统的“事后合规”模式有本质区别。传统的跨境支付流程是先执行、后审查:资金先通过代理行网络转移,合规审查在交易完成后进行,如果发现问题,再通过追索或冻结来纠正。阿哥拉的模式是先审查、后执行:合规审查在交易执行之前完成,不合规的交易根本无法执行。这种前置合规模式的效率收益是显著的:它消除了事后追责的滞后性和不确定性,将合规成本内部化到交易流程中。

但“先行获批”逻辑的制度含义是双重的。从积极层面看,它使跨境支付能够在数秒内完成合规审查和结算,而传统模式需要数天。从消极层面看,它将谁有权定义合规规则的问题推到了前台。如果阿哥拉的智能合约自动执行制裁名单校验,那么制裁名单的来源、更新频率和适用范围就成为决定性的制度变量。如果美国财政部海外资产控制办公室的制裁名单被直接嵌入阿哥拉的智能合约,那么阿哥拉实际上成为了美国制裁政策的自动化执行工具。如果阿哥拉的参与央行不同意某个制裁名单的范围或依据,它们是否能够覆盖或豁免智能合约的合规校验?

阿哥拉的治理结构目前没有对这些问题给出清晰的答案。项目的设计文件承认,下一步需要协调的反洗钱和制裁检查是真实价值测试阶段的核心任务。这意味着,合规规则的政治定义仍然是开放的。参与央行需要就什么构成合规达成共识,而这个过程远非技术性的。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制裁名单不同,反洗钱标准不同,客户尽职调查要求不同。阿哥拉的智能合约需要同时满足所有参与央行的合规要求——这在技术上可能,但在制度上需要复杂的协调机制。

2.各国制裁名单差异对跨境交易的阻断效应

阿哥拉的“先行获批”逻辑,在单一司法管辖区内部是高效的。但在跨境场景中,它面临各国制裁名单差异的结构性挑战。

全球制裁体系正在加速碎片化。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在2026年6月的巴黎全会上维持了黑名单,灰名单有所调整。但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标准是最低标准:各国可以在此基础上增加自己的制裁名单和合规要求。欧盟的制裁名单比联合国的更广泛,美国的制裁名单比欧盟的更广泛,英国在脱欧后与欧盟的制裁名单逐渐分化。

这些名单差异的累积效应是:一笔跨境交易可能在A国合法,在B国非法。如果一笔交易同时涉及A国和B国的金融机构,它需要同时满足两个国家的合规要求。如果A国和B国的制裁名单冲突——例如,A国允许与某实体交易,B国禁止——交易就无法通过任何合规框架。

阿哥拉的智能合约如何处理这种冲突?虽然没有披露具体的解决方案。但技术逻辑暗示了可能的方法:智能合约可以按“最严格”的标准执行——即如果任何参与央行的制裁名单禁止某交易,该交易就被阻断。这种方法在技术上简单,在制度上却可能导致过度合规:一笔在绝大多数参与国合法的交易,可能因为某一个参与国的制裁名单而被阻断。

“过度合规”的后果是不对称的。对于大型金融机构,合规成本是可承受的。对于小型金融机构和新兴市场的企业,合规成本可能是致命的。全球反洗钱与反恐融资体系的一个被广泛承认的悖论是: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官方倡导“比例原则”和“金融包容”,反对不加区分的“去风险化”。但正式要求的增长创造了激励,使机构选择“拒绝”而非“管理”困难客户。国际标准倡导比例风险管理,而市场往往选择拒绝作为对自身最比例的解决方案。

阿哥拉的“先行获批”逻辑,可能加剧这种“去风险化”。如果阿哥拉的智能合约自动阻断任何涉及“高风险司法管辖区”的交易,那么来自这些司法管辖区的企业和个人将被系统性地排除在阿哥拉网络之外。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的灰名单目前包括多个司法管辖区。如果阿哥拉的参与央行直接将灰名单嵌入智能合约,那么涉及这些司法管辖区的任何交易都将面临强化尽职调查的自动触发。在人工合规环境中,强化尽职调查是可管理的——合规官员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批准交易。在自动合规环境中,强化尽职调查可能变成自动拒绝——因为智能合约没有判断的能力,只有执行规则的能力。

(二)数据本地化与金融基础设施

1.云服务商的地缘政治风险

阿哥拉和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区块链改造,将越来越多的金融基础设施迁移到云平台上。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共享账本基于超级账本贝苏构建,运行在云基础设施上。阿哥拉的统一账本同样依赖云基础设施来运行。这种云化的战略含义是:金融基础设施的物理位置正在从银行的数据中心转移到云服务商的服务器。

云服务商的地缘政治风险,是这一转移的核心挑战。云阿云智库数字货币课题组的2026年云监控报告显示,数字主权正在成为金融机构的战略优先事项,绝大多数高级管理层认为对非欧洲供应商的依赖很高。这种依赖的风险在于域外法律的长臂管辖。

美国的《云法案》和《外国情报监视法》第702条允许美国政府在特定条件下获取美国云服务商持有的数据,即使数据物理存储在欧盟境内。这一长臂管辖的制度含义是:数据中心的物理位置并不能保证数据的法律主权。如果一家欧洲金融机构将其数据存储在美国云服务商的欧洲数据中心,美国政府仍然可能通过法律程序获取这些数据。对于处理敏感金融数据的机构而言,这种风险是不可接受的。

“数字主权”的真正含义,在云阿云智库数字货币课题组的研究中被精确地定义:数字主权不是自给自足,而是尽管存在依赖,仍然能够自我决定和管理数字价值和供应链的能力。这一定义的关键是能力而非独立。一家金融机构不需要拥有所有的云基础设施,但它需要控制谁能够访问其数据,谁能够改变其技术架构,谁能够决定其数据的使用方式。

控制的核心是密钥管理。研究指出,谁持有密钥,谁就控制访问。一家机构可以完全在欧盟托管数据,合同上完全合规,但仍然缺乏对其数据的真正控制——如果云服务商持有密钥。云阿云智库数字货币课题组的研究区分了两种看似相似的方法:合规优先(数据在欧盟托管,但提供商管理密钥)和能力优先(机构通过机密计算和自有密钥等工具持有自己的密码密钥)。只有能力优先的方法,才能真正实现数字主权。

这一区分的战略含义是:金融基础设施的云化需要重新设计。传统的数据本地化策略——将数据存储在本司法管辖区内——不足以保护数字主权。真正的数字主权需要密钥本地化:机构持有自己的加密密钥,云服务商只提供计算能力而不能够访问数据。这种机密计算模式,是金融机构在云化过程中保护数字主权关键技术路径。

2.跨境数据流动的监管壁垒对金融科技的影响

跨境数据流动的监管壁垒,是金融科技竞争力的一个被低估的制约因素。

金融科技的核心功能——跨境支付、跨境借贷、跨境投资——天然需要跨境数据流动。一笔跨境支付需要验证付款人和收款人的身份,这需要访问多个司法管辖区的身份数据库。一个跨境借贷平台需要评估借款人的信用风险,这需要访问多个司法管辖区的信用报告系统。一个跨境投资平台需要满足多个司法管辖区的反洗钱和制裁筛查要求,这需要访问多个司法管辖区的制裁名单和交易监控系统。

但数据本地化的要求,限制了跨境数据流动。致同咨询合伙人赵晶指出,金融领域数据跨境流通的堵点包括全球法规呈现碎片化与冲突性:《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中国数据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以及美国各州立法彼此差异较大,金融机构的法务合规团队需要应对多重标准,合规成本高昂。此外,合规部门与业务部门目标存在天然冲突:业务追求敏捷高效,合规倾向于保守审慎,导致内部沟通成本增加。

学术研究揭示了这种监管摩擦的结构性根源。有研究指出,欧盟和中国数据主权制度的分歧,使金融科技和人工智能的跨境部署面临障碍。传统的数据传输机制(如充分性认定)在政治上不可行,技术-法律混合方案——特别是联邦学习、模型本地化和合成数据生成——是唯一可行的合规架构。

联邦学习的技术逻辑是:模型训练在本地进行,只有模型参数(而非原始数据)被传输到中央服务器。这种模式使金融机构能够利用跨境数据训练信用评分模型,而不需要将原始数据转移到其他司法管辖区。模型在本地“学习”,知识被聚合,数据被保留。合成数据的技术逻辑是:生成与真实数据具有相同统计特性但不包含任何真实个人信息的人工数据。合成数据可以跨境流动,因为它不涉及个人数据的转移。

这些技术-法律混合方案的战略含义是:跨境数据流动的监管壁垒,正在推动金融科技架构的去中心化。传统的金融科技架构是中心化的:数据集中在一个司法管辖区,模型在这个中心训练,结果被分发到各个司法管辖区。新的架构是分布式的:数据分散在各个司法管辖区,模型在每个司法管辖区本地训练,参数被聚合到中心,全球模型被更新。这种分布式架构的合规成本更高,但合规可行性更强。

2026年的实践进展展示了这种分布式架构的可行性。交通银行作为首家试点银行,成功参与总对总数据跨境服务设施建设,基于航贸链开展沪港数据互联互通场景探索,一次性完成全国首个双向全场景验证。这一突破的战略含义是:金融数据跨境合规流动正在从理论走向实践。但从一个试点到规模化推广,需要建立金融跨境数据交换的行业级技术标准,包括数据格式、接口规范、安全传输协议。隐私计算技术需要从实验室走向跨境双司法管辖区的生产级部署。跨境数据语义对齐——即同一业务概念在不同法域的字段定义与编码规则的映射与转换——仍然是开放的技术挑战。

跨境数据与合规的“分裂”风险,是金融基础设施“阵营化”的最深层维度。支付系统的“平行体系”是可见的,数据与合规的“分裂”是隐蔽的。但隐蔽的往往更具决定性。如果一笔跨境支付在技术上可以通过两条通道完成,但在合规上只能通过一条通道,那么选择的自由就是虚假的。阿哥拉的“先行获批”逻辑,将合规嵌入货币本身。数据本地化的监管壁垒,将数据锁定在司法管辖区内。这两个趋势的交汇,正在创造一个新的金融地理:不是资金往哪里走的地理,而是信息往哪里走的地理。在这个新的金融地理中,控制数据流比控制资金流更具战略价值。因为资金流可以被替代,数据流难以被替代。

四、全球金融治理的“僵局”与“突围”

如果说支付系统的“平行体系”和跨境数据与合规的“分裂”风险描述的是金融基础设施层面的“阵营化”,那么全球金融治理的“僵局”则揭示了这种“阵营化”的制度根源。治理僵局不是“阵营化”的“结果”,而是它的“原因”:当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无法适应权力格局的变化时,区域性的、替代性的治理安排就会“填补真空”。这种“填补”不是“替代”全球治理,而是绕过全球治理——在区域层面、在双边层面、在“志同道合者”的联盟层面,建立平行的治理架构。

2026年的全球金融治理,处于一种“制度供给不足”的状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改革停滞了十五年,国际清算银行作为“协调者”的角色局限日益暴露,而区域金融安排——清迈倡议、欧亚经济联盟、金砖应急储备安排——正在“补充”全球治理的空缺,但这种“补充”的性质和后果仍然不确定。

(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份额改革的停滞

1.第十六次份额总检查的“批准僵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改革,是理解全球金融治理僵局的最清晰的案例。

2023年1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批准了第十六次份额总检查,同意将份额资金增加50%,从约4770亿特别提款权提升至约7150亿特别提款权。这次增资的目标是“巩固资源,同时维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有的持股结构”。维持现有结构的含义是:美国的否决权保持不变——美国以约16%的投票权,继续拥有对重大决策的有效否决权。

但份额增资的批准需要所有成员国政府的正式批准。美国国会的批准是关键。尽管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及其前任珍妮特·耶伦都支持增资,但美国国会未能完成批准。2026年3月通过的2026财年拨款法案——涵盖美国财政部项目——“未能包含”份额增资。一些共和党人认为,增资“有利于中国”,因为增资同意在未来重新调整份额,以提升大型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影响力。

2026年4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塔利娜·格奥尔基耶娃表示,她“乐观地”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在今年赢得美国国会的批准。格奥尔基耶娃强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完成第十六次份额总检查,以确保拥有“令人畏惧的”金融火力来应对任何危机。她说:“这不是我们用完了钱,而是我们希望如此强大,以至于危机来了,看着我们,夹着尾巴就走了。令人畏惧。”

但格奥尔基耶娃的“乐观”面临结构性的阻力。份额增资的批准请求再次出现在特朗普总统2027财年预算请求的附录深处——这个预算请求被提议的大规模国防开支增加所主导。批准不涉及国会预算支出,因为它主要是将美国资金从新借款安排转移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资源。但程序上的“低优先级”反映了政治上的“低优先级”。

2.第十七次份额总检查的“原则僵局”

第十六次份额总检查的批准僵局,直接影响了第十七次份额总检查的准备。2026年4月17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货币与金融委员会一致通过了“德拉伊耶份额与治理改革指导原则”,为未来的份额重新调整提供了一个框架。

德拉伊耶原则的核心内容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必须保持为“一个强大的、以份额为基础的、资源充足的机构,处于全球金融安全网的中心”;份额和治理改革应该“务实、渐进、透明、包容、广泛接受,并反映全体成员的利益”;份额调整应该“更好地反映成员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这应该减少代表性差距,同时保护最贫穷成员的份额”。

但这些原则的表述是刻意模糊的。“更好地反映”是什么意思?“减少代表性差距”的标准是什么?“保护最贫穷成员”的具体机制是什么?这些核心问题的答案,在德拉伊耶原则中没有给出。原则的功能是“促进共识”,而非“做出决定”。它定义了“什么可以讨论”,而非“什么应该做”。

第十七次份额总检查的实际进展是缓慢的。金砖国家财长和央行行长在2026年9月的联合声明中敦促:“我们敦促第十六次份额总检查下同意的份额增资不再延迟地生效,并呼吁在第十七次份额总检查下尽早制定实现有意义的份额重新调整的方法。” 声明重申,“份额重新调整应该反映各国在世界经济中的相对地位,增加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份额和投票权,不应以发展中国家为代价”。

金砖国家的声明的核心诉求是清晰的:重新调整份额,使新兴市场的份额与其经济权重相匹配。金砖国家指出,目前的份额体系“没有反映中国、印度、巴西和其他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过去30年中经历的经济变化”,同时维持了美国和欧洲不成比例的投票权。中国在世界银行的持股比例约为6%,不到机构自身经济计算公式所建议比例的一半;美国则以约16%的持股比例保留否决权。

3.美国否决权的“结构性锁定”

份额改革停滞的根本原因,是美国否决权的“结构性锁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大决策需要85%的投票权批准。美国持有约16%的投票权,这意味着美国可以单方面否决任何重大决策。份额重新调整——如果它减少美国的投票权——需要美国的批准。但美国没有动机批准减少自己权力的改革。这是一个“锁死”的制度均衡:受益者(美国)拥有否决权,而改革需要受益者的同意。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2026年9月的公开指责,精确地概括了这一结构性困境:“美国利用否决权,阻止了中国、俄罗斯和其他金砖国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合法增加的投票权份额。例如,中国和其他金砖国家——包括俄罗斯——理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股本’中拥有比现在多得多的投票权。但这一切都被拥有否决权的美国人所阻止。” 拉夫罗夫进一步表示,美国“不愿看到金砖国家的作用增强和中国的经济崛起”,尽管这些国家“完全按照西方自己制定的规范行事”。

“完全按照西方自己制定的规范行事”这一表述,揭示了治理僵局的深层逻辑:新兴市场的诉求不是“推翻”现有秩序,而是“按照现有秩序的规则获得应有的代表权”。中国、印度、巴西的经济权重已经显著上升,但它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仍然远低于其经济权重所“应有”的水平。这种“规则内的不平等”,使治理僵局具有一种特殊的道德张力:如果现有规则的执行会导致权力的重新分配,受益者就会利用规则内的否决权来阻止重新分配。

学术研究揭示了这种“结构性锁定”的长期后果。一篇发表在《巴西政治经济学杂志》的研究指出,第十六次份额总检查“未能实现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份额的增加,尽管有承诺这样做”,这“反映了第十五次检查的失败”。研究的结论是审慎的但清晰的:“除非中等收入国家更充分地参与决策,我们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世界经济中的影响力将缓慢下降。另一方面,如果它们更充分地参与,其影响力与其在世界经济中的权重更加一致,我们预期它们将为基金和银行的贷款能力做出更多贡献。” 研究的隐含判断是:治理僵局的“不改革”选项,最终会削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合法性和有效性,因为新兴市场将转向替代性安排**。

(二)国际清算银行作为协调者的角色局限

1.“央行的央行”的独特地位与制度优势

国际清算银行是全球历史最悠久的国际金融组织,成立于1930年,总部位于瑞士巴塞尔。它由63家中央银行组成,被称为“央行的央行”——不当街揽储,不为老百姓开户,而是专为各国中央银行提供银行服务、政策对话平台和金融稳定性研究。

国际清算银行在全球金融治理中扮演着三重角色。第一,它是标准制定者与政策协调者。国际清算银行下设的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是全球支付清算和金融监管标准的核心制定者。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与国际证监会组织联合发布的《金融市场基础设施原则》是各国金融基础设施建设的“圣经”。在数字货币领域,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主导了二十国集团跨境支付路线图中关于央行数字货币互操作性的标准工作。

第二,它是创新实验的先行者。国际清算银行创新中心自2019年成立以来,已在全球设立七个中心(瑞士、香港、新加坡、伦敦、斯德哥尔摩、多伦多、法兰克福/巴黎),直接参与中央银行数字货币和代币化的前沿实验。

第三,它是思想引领者与议程设定者。自2018年起,国际清算银行年度经济报告的第三章(数字货币特别章节)已经成为全球央行制定数字货币政策的“风向标”文件。从最初对加密货币的全面批判,到对央行数字货币的系统设计,到统一账本蓝图,再到三重测试框架——国际清算银行实质上设定了全球数字货币监管和创新的理论框架与话语体系。每年6月报告发布后,各国央行纷纷引用其分析逻辑和政策建议,这种“思想锚定”效应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独一无二。

2.从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到阿哥拉:协调者的“选边”困境

国际清算银行的“协调者”角色,在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和阿哥拉这两个项目的对比中,暴露了根本性的局限。

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最初是国际清算银行创新中心的项目,与中国、香港、泰国、阿联酋的央行共同开发。到2025年底,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人民币计价的批发结算轨道”,服务于中国与海湾国家之间的贸易,“运行在美元代理行体系之外”。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处理了约555亿美元,超过4000笔跨境交易,其中约95%以数字人民币结算。

2024年10月31日,国际清算银行退出了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国际清算银行总经理阿古斯丁·卡斯滕斯将这次退出称为“毕业”。但“毕业”的表述“没有经受住此后的十八个月”。 福布斯的分析精确地揭示了退出的真实原因:在国际清算银行宣布退出的三个月前,普京公开提出了一个基于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架构的“金砖桥”,作为绕开美元制裁的路径。在马德里的桑坦德国际银行会议上,卡斯滕斯被直接问及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是否可能被受制裁国家使用。他回答:“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不是金砖桥……国际清算银行不与任何受制裁国家合作。”

福布斯的结论是直白的:“退出是政治性的。” 国际清算银行离开了一个它花了四年建设的项目,在一个受制裁的国家元首将该技术宣传为制裁规避工具的四个月后。

阿哥拉是国际清算银行“离开”“替代”。但阿哥拉与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在架构上“不属于同一类别”。福布斯的分析精确地概括了两者的根本区别:“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取代代理行体系。阿哥拉保留它。 ”阿哥拉的设计将代币化的商业银行存款与代币化的批发央行货币整合在统一账本上,然后通过现有的机构结构路由这些代币化债权。参与阿哥拉的央行——纽约联储、法国央行(代表欧元体系)、英格兰银行、日本央行、韩国央行、墨西哥央行、瑞士央行——是“在代理行体系中投入了最多机构资本的央行”。四十多家私营参与者是“运营代理行体系的现有银行和基础设施”。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在工作组中。

福布斯的判断是尖锐的:“阿哥拉将现有体系代币化。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将其脱媒。它们不可能融合。”

国际清算银行的“协调者”角色,在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和阿哥拉的对比中,暴露了根本性的“选边”困境。当协调意味着同时服务于“现有体系”(代理行、美元、七国集团央行)和“替代体系”(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人民币、金砖国家央行)时,协调就变成了“选边”。国际清算银行选择了“现有体系”。这不是一个技术性的选择,而是一个政治性的选择。它反映了国际清算银行治理结构的现实:63家中央银行的投票权由出资比例决定,西方国家在出资中占主导地位,因此国际清算银行的决策不可避免地反映了西方的地缘政治偏好。

3.国际清算银行年度报告的话语权与“思想锚定”效应

国际清算银行年度经济报告的数字货币特别章节,是“思想锚定”效应的最清晰的体现。2026年的报告主题是“锚定对货币的信任:超越稳定币的创新”。报告围绕两条主线展开:评估稳定币的实际表现与宏观金融风险,以及描绘以两级体系为基础的下一代货币体系愿景。

国际清算银行回到货币哲学的起点,重新定义有效货币安排的两大基础属性:共同计价单位——经济中所有价格、合同、资产负债表使用同一数字单位进行计算;货币的单一性——以该单位计价的债权可与中央银行货币按面值无条件兑换。单一性使货币成为“信息极不敏感”的资产——人们接受货币时“不问问题”。

国际清算银行以两千年货币史论证中央银行制度的不可替代性。报告认为,代币化可能推动金融体系实现重要升级,但对稳定币仍持更为谨慎的态度。国际清算银行研究指出,代币化央行货币、银行存款和资产有望支持可编程化及更快速的结算;然而,现有稳定币安排也在货币主权、金融稳定和金融犯罪等方面带来挑战。

国际清算银行估算,稳定币在2025年的年交易量约为28万亿美元,而截至2026年5月底,市值约为3200亿美元。约98%的稳定币价值以美元计价,这项事实“强化了法定货币的地位,而非孕育出一种中性的全球货币”。 国际清算银行的隐含判断是:稳定币的主导地位是美元的数字化延伸,而非“去美元化”的工具。

国际清算银行年度报告的话语权,在全球金融治理中具有独特的“思想锚定”效应。当国际清算银行定义“什么构成货币的信任”、“什么是稳定币的宏观金融风险”、“什么是下一代货币体系的愿景”时,各国央行在制定政策时会引用国际清算银行的分析框架。这种“思想锚定”的效果是:国际清算银行不需要“执行”任何政策,它只需要“定义”问题的框架。定义框架的权力,是一种更深层的、更持久的权力。它决定了“什么可以被讨论”、“什么被排除在讨论之外”、“什么被定义为‘问题’”、“什么被定义为‘解决方案’”。

但“思想锚定”也有局限。国际清算银行倡导“互操作性”和“共同标准”,但碎片化的央行数字货币方案仍然在涌现。一篇发表在《全球政策》期刊的研究指出,“尽管国际清算银行具有议程设置能力,尽管它持续倡导互操作性,尽管支付与市场基础设施委员会做出了平行努力,碎片化和选择性的批发型央行数字货币互操作性方法仍然在持续出现。碎片化的持续存在,尽管有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的积极参与,表明国际机构领导力本身不能解释观察到的结果。”

国际清算银行的角色局限的核心是:它能够定义“问题”,但不能解决“问题”。定义“互操作性”是重要的,但实现“互操作性”需要成员国的政治意愿。当成员国的地缘政治偏好与国际清算银行的技术倡导冲突时,技术倡导往往让位于地缘政治偏好。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的退出和阿哥拉的启动,是这一“让位”的最清晰的证据**。

(三)区域金融安排的“补充作用”

1.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的“制度化演进”

在全球金融治理“僵局”的背景下,区域金融安排正在“补充”全球金融安全网的空缺。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是最成熟的区域金融安排之一。

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由东盟十国与中国、日本、韩国(东盟+3)于2009年建立,初始规模为1200亿美元,后扩大至2400亿美元。其核心功能是通过多边货币互换,为成员国提供短期国际收支流动性支持。

2026年,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进入了一个关键的“制度化”阶段。2026年5月,第二十九届东盟+3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举行,批准了“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新融资结构讨论路线图”,目标是将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过渡为包含“实缴资本”结构的安排,“进一步补充全球金融安全网”。

实缴资本的引入是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的制度性突破。在传统的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框架下,成员国的承诺是“可用的”但不是“已缴的”:如果成员国需要流动性支持,其他成员国需要“调用”其承诺的资金。这种“可调用但未缴纳”的结构,使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的实际可用性受制于成员国的即时政治意愿。实缴资本的引入,将使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拥有“常备的”资金池,不再依赖于每次危机时的临时调用。这种“制度化”的演进,是区域金融安排从“危机应对工具”向“常备安全网”转型的关键一步。

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关系也在“再平衡”。传统上,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贷款的“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挂钩的部分”要求借款国首先或同时获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条件。2026年的进展包括: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人员就储备认可的讨论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脱钩部分的准备审查调查取得了进展,代表们认可将其制度化为自2027年开始的三年周期的常规性工作。 第十六次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测试运行在2025年成功完成,第十七次测试运行将涉及在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稳定安排脱钩部分下的实际资金转移。

2.区域金融安排的“外部选择”效应

区域金融安排的战略价值,不仅在于它们“直接”提供的融资,更在于它们作为“外部选择”对借款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地位的影响。

一篇发表在《世界经济》期刊的学术研究,提供了精确的理论分析。研究关注借款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间的贷款协议谈判。借款国的“外部选择”表现为“未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贷款协议达成一致的情况下,其在区域金融安排中可获得的贷款金额”。借款国在区域金融安排中可获得的贷款金额越多,该国对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协议的依赖程度越低,从而拥有更高强度的“外部选择”。这使得借款国在面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时拥有更高水平的风险承担意愿,并且即便是借款国短期内没有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贷款协议,区域金融安排也可凭借其融资能力暂时稳定市场信心,从而增强借款国的谈判耐心,便于其获得更宽松的贷款条件。

研究提出了一个具有实证支撑的假说:“借款国参与的区域金融安排的融资能力越强,其所获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越宽松;借款国参与的区域金融安排的融资能力越弱或未参与区域金融安排,其所获得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越严格。”

研究提供了一个历史案例来支撑这一假说:2000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批准向清迈倡议成员印度尼西亚提供为期三年、总额50亿美元的贷款计划,并要求印度尼西亚在贷款期间实施27项政策改革以确保资金拨付。2000年3月,印度尼西亚成为第二个紧急贷款机构清迈倡议的创始成员。不久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强制性条件数量从27项下调至17项,印度尼西亚的履约负担因此骤然减轻。研究的分析是:“成为清迈倡议成员为印度尼西亚获得了谈判筹码。此时印度尼西亚启动了重新谈判贷款条款的行动,表明自身无须动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便可缓解国内经济困难,由此增强了面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讨价还价权力。”

研究的结论是重要的:“即便有些区域金融安排自成立以来尚未发放过贷款,其仍会影响成员面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讨价还价权力。” 这一结论的战略含义是:区域金融安排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权力资源。它不需要“实际使用”来发挥作用;它只需要“存在”来改变谈判的均衡。这种“存在即权力”的逻辑,是理解区域金融安排在全球金融治理僵局中的角色的关键。

3.欧亚经济联盟与金砖应急储备安排的“差异化路径”

欧亚经济联盟的金融安排——欧亚稳定与发展基金(前身为欧亚经济共同体反危机基金)——代表了另一种区域金融安排的路径。欧亚稳定与发展基金成立于2009年,有6个成员国,其核心任务是“援助成员国确保长期经济金融稳定和经济发展”。其主要工具包括:金融贷款、投资贷款、以及欧亚稳定与发展基金净利润份额的赠款,用于资助社会领域的政府项目。

欧亚稳定与发展基金与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的关键区别是规模和治理。欧亚稳定与发展基金的规模约为85亿美元(初始),远小于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的2400亿美元。欧亚稳定与发展基金的治理由俄罗斯主导,这反映了俄罗斯在欧亚经济联盟中的经济权重。欧亚稳定与发展基金的贷款通常附加政策条件,但其条件的严格程度和意识形态色彩可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不同。这种“替代性条件”的存在,为成员国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外部选择”。

金砖应急储备安排是第三个区域金融安排的案例。金砖应急储备安排成立于2014年,有5个成员国(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其核心功能是“通过安排成员国央行之间的货币互换,防止和克服短期国际收支危机”。金砖应急储备安排的初始规模为1000亿美元,其中中国出资410亿美元,巴西、俄罗斯、印度各180亿美元,南非出资50亿美元。

金砖应急储备安排的战略含义与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不同。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是区域安排,服务于东盟+3的地理区域。金砖应急储备安排是跨区域安排,服务于金砖国家的政治联盟。金砖应急储备安排的“跨区域”特性,使其更加“政治化”:它的存在不仅是为了提供流动性支持,更是为了展示金砖国家在全球金融治理中的集体力量。但金砖应急储备安排的实际使用的记录是有限的。它尚未被实际调用来应对任何成员国的国际收支危机。这种“存在但未使用”的状态,反映了金砖应急储备安排作为“外部选择”的功能:它的价值不在于“实际使用”,而在于“存在”所创造的谈判杠杆。

结语:治理僵局的“结构性含义”

全球金融治理的“僵局”,在2026年呈现出一幅复杂的图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改革停滞了十五年,美国的否决权“锁定”了权力的分配。国际清算银行的“协调者”角色,在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和阿哥拉的对比中,暴露了“选边”的政治性。区域金融安排——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欧亚稳定与发展基金、金砖应急储备安排——正在“补充”全球金融安全网的空缺,但这种“补充”的性质是“平行”而非“整合”。

治理僵局的结构性含义是深远的。全球金融治理的核心机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无法适应权力格局的变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份额体系反映的是1944年的权力格局,而非2026年的权力格局。国际清算银行的治理结构反映的是西方央行的主导地位,而非全球央行的多元格局。这种“制度滞后”的后果是: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不再“等待”全球治理的改革,而是“绕过”全球治理,建立区域性的、替代性的安排。这些安排不是“替代”全球治理,而是“平行”于全球治理。它们填补了全球治理的空缺,但也创造了“碎片化”的风险。

治理僵局的最终后果,可能是一个“分层”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全球层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继续存在,但它们的“权威”和“有效性”受到侵蚀;区域层面,清迈倡议多边化机制、欧亚稳定与发展基金、金砖应急储备安排等安排提供补充性的流动性支持和政策协调;双边层面,货币互换和本币结算安排提供“最后”的流动性来源。这种“分层”的体系,不是“一个”体系,而是“多个”体系的叠加。它可能比单一的全球治理体系更“灵活”,但也可能比单一的全球治理体系更“碎片化”。2026年的治理僵局,正在将全球金融治理推向这个“分层”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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